大千世界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1)：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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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的道德水準還能普遍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東西方各個國家的人民都還保留著相當一些做人應有的傳統。即使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儘管共產邪靈已經開始有步驟、有計劃地毀掉傳統、屠殺精英、敗壞道德，人們還保留了共產黨篡政前留下的一些傳統美德。

隨著共產陣營的擴張，共產邪靈進一步推行其計劃。尤其是60年代以後，東西方世人在道德敗壞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共1966年自「破四舊」開始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與美國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運動」，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為主體的反傳統運動，都是共產邪靈在全世界範圍內以破壞傳統、變異人類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0)：媒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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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對強權的壓力與金錢的誘惑，媒體也難以潔身自保。在共產國家裡，媒體成了政權的奴婢，成為洗腦的工具、殺人的幫凶。在西方社會裡，在共產邪靈的操控下，媒體也被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滲透，其代理人廣泛散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媒體變成反傳統、反道德、傳播魔性信息與謊言仇恨的重要工具，為世風日下推波助瀾。媒體真正的傳播真相、守護道德良知的責任常被棄置一邊。看清媒體現狀，重拾媒體責任，在當今時世裡，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
在世界經歷巨大變遷的今天，真相與傳統道德比任何時候都尤顯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擇善而行、維護公眾道德的媒體。是否能夠超越個人、公司和黨派利益考量，從人的基本良知出發，把真實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擺在每個媒體人面前的課題。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9)：教育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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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鬆對中小學的侵蝕。它採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裡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8)：教育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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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主要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它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美國大學裡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被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7)：藝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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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共产主义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共產邪靈通過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創作出數量極其龐大、種類極其繁多的「藝術」作品，引導人反神、排神、褻瀆神、反傳統、反道德，魔變整個社會，說驚世駭俗已不為過。

對比傳統藝術之美，今天的現代藝術可謂醜陋怪惡到了極點，人類的審美觀念已被徹底顛覆。「先鋒藝術」大行其道，賺得缽盆盈滿。而曾經被視為神聖高雅的藝術，如今被高度娛樂化、庸俗化甚至魔化，變成了可以被大眾隨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對象，甚至是滿足人的慾望和發洩魔性的工具。美與醜、雅與俗、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顛倒。魔鬼的醜惡、無序與陰暗被構建成「普世價值」，人類社會充斥著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挾著，加速走向墮落和毀滅。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6)：法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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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裡，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淩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5)：經濟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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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4)：經濟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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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分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占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於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3)：政治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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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共产主义

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共產黨宣言》公開宣稱：「他們（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只能通過暴力革命。」[2]共產黨在奪權過程中，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俄國革命，或是中共煽動的工農運動，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婦幼，燒殺搶掠，手段之惡毒，駭人聽聞。共產黨的暴力統治犯下的罪惡更是罄竹難書。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2)：政治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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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經幾乎無所不包。一個政策、一條法令、一個政治事件、一宗政治醜聞，都可以攪動社會輿論；一場最高領導人的大選，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數人只知道共產黨國家實行的是共產政治，甚至認為共產黨國家已經在拋棄共產主義。殊不知，共產主義背後的幽靈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現於世間。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乃至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都是共產幽靈在人間的不同表現形式。仔細考察，這已經是一個共產邪靈統治的世界。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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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共产主义

目录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6）鼓吹变异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听文章：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着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这将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可以预见，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妈妈，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到2017年，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约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当然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在传统文化中，神（天）赋予女人生养、教育孩子的责任，东西方传统文化中伟大的英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而女权主义主张，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人们期望女人养育自己的孩子，认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责任是“没完没了、枯燥无聊、毫无回报”的。有人做了小统计，发现知名女权主义者几乎都是婚姻破碎、终身未嫁或者即使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人，感叹她们当然无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视为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养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母性的自然满足感。

今天，女权主义派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异思潮，比如有的主张“个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实质是将个人的私生活与个人的事情等同于“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别战争”，有的将男人视作奴役女人的身体与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说孩子是女性实现其最大潜能的障碍，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当代女权主义毫不隐瞒其破坏传统家庭的目的。在当代女权运动领袖中这样的主张并不鲜见：“结束婚姻体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11]；“不应当允许服务于家庭并计划成为家庭主妇成为（妇女的）选项”[12]；“不消灭婚姻就无法消灭男女不平等”。[13]

女权运动以“解放”的名义“解决”人类道德败坏后造成的社会问题，从而变异人的观念，加剧社会道德败坏。美国学者修丽特指出，当代女权主义是造成大量单亲妈妈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权运动曾极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实际却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对社会危机的避风港，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摧毁家庭。[14]

和女权主义主张相反的是，离婚并没有为女性带来她们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离婚后陷入贫困的比率高达27%（是男性的3倍）。[15]这也不奇怪，邪灵并不在乎女性“权利”，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同性恋权利运动从其发端就和共产主义的大力推动分不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同性恋为人的“自由”选择。共产主义声称要把人类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恋“权利”，都属于人类应该获得的自由。在“性爱自由”运动中，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时鼓吹同性恋“权利”。

19世纪90年代几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军人物发起了世界上首次有声势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以性学研究者贺西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们从理论上论述同性恋行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贺西菲尔德创立了科学人权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LGBT）权利组织。他们1897年发起了一场为同性恋行为辩护的运动。1895年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指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唯一支持王尔德同性恋“权利”、为其辩护的团体。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张废除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节所述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性解放”。这场运动中，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关系的法律被废除，苏俄当时被鼓吹同性恋运动者认为是世界上同性性关系方面“最开明”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宪法，是在南非国大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当权之后通过的。国大党为社会党国际（原第二国际分支）成员，属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同性恋”权利是其一贯政策。

当代美国同性恋运动中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是德国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贺西菲尔德创立的科学人权委员会启发，而于1924年在芝加哥创建的人权学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该组织成立几个月后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员而解散。1950年，美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权利组织麦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该组织由美国共产党员哈利‧海依（Harry Hay）发起，成立于海依在洛杉矶的家中。该组织随后扩展到其它地区，并出版刊物。

1957年，动物学家胡克（Everlyn Hooker）发表研究报告，通过心理测试，提出同性恋者心理状态和普通人无差别。这项研究结果后来成为证明同性恋行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一位麦塔辛协会成员与胡克密切交往，并说服她通过研究支持同性恋，促成了这项研究。研究对象并非随机选取，而是都来自麦塔辛协会成员。这一点成为其研究遭批评的原因之一。[16]

20世纪60年代，随着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性恋权利运动逐渐公开化。1971年，女权组织“全国妇女组织”（NOW）成为第一个支持同性恋（LGBT）权利的大组织。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以胡克的研究报告为最主要的支持论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视作心理疾病。学会为此表决时，有39%的人反对此举。换言之，这项决议本身远非如一般人认为的出自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胡克及其后续研究者选用了所谓的“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结果，作为衡量同性恋者心理状态的标准──通俗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罗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医学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选定的这个“适应性”标准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种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作为衡量标准，会误判他们属于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种心理异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强烈的愿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个健康肢体（比如一条腿）。如同某些同性恋者认为自己长了错误的性器官，这种xenomelia患者也强烈相信某个肢体不属于自己。这种病人完全能够适应社会，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们甚至一旦实施肢体截除手术后，就能从中获得快感，并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17]

金尼还列举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种心理异常患者喜欢吃塑料，并从中得到满足感；另一些患者有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但不是自杀）等等。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多数人甚至有大学以上学历，然而这却属于心理学界公认的心理异常。金尼更指出，事实上选定“适应性”标准来判断心理异常，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18]

许多研究证实同性恋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杀、吸毒的比率都显着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国家（如丹麦）也是如此。[20]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治疗出现突破进展之前，同性恋人群平均寿命甚至比总人口平均寿命低8~20年。[22]这些事实也说明同性恋并不像人们鼓吹的那么“正常”。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声势浩大，“歧视同性恋”（homophobia）成为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正确”帽子，坚持同性恋属于精神疾病这一观点的专家被边缘化。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取得心理学、精神病学专业学位，成为同性恋心理学“研究专家”。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恋行为“正常”的“科学报告”，是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指定一个工作小组撰写的研究综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该工作小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内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因此从科学角度说，工作小组的立场并非中立。已故的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学会主席约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当时申请加入小组工作的还有非常有资格的专家，但他们属于学术上支持用治疗方法矫正同性恋行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绝参与。[23]前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开谴责学会内政治压倒科学，鼓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极端自由派操纵了学会。[24]

如今，被同性恋心理“专家”以及同性恋运动推崇的“适应性”标准，也被美国精神病学会广泛用来衡量其它性心理异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治疗手册，衡量恋童癖精神异常的标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见到儿童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望或性幻想，但是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如果本人对这种心理状态没有心理障碍，内心不感到愧疚、可耻以及有精神压力，这就属于“正常”的恋童癖性倾向，不算作恋童癖心理异常。相反，如果患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内心纠结、有羞耻感和心理压力，则被视作恋童癖心理异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所谓人类心理诊断标准，完全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人对败坏行为有正常的羞耻感和道德内疚感被视作有心理疾病，却把变异和败坏当作正常。既然这个“适应性”标准，已经使同性恋行为和“婚姻”合法，那么魔鬼的下一步，推动恋童癖行为合法化，并不遥远。

美国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卫‧托斯塔（David Thorstad）创办了北美恋童癖组织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开恋童癖倡导者，同时也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先锋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另一个主要恋童癖组织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则由德国共产主义者、“性解放”鼻祖赖希的弟子于1971年在美国加州创办。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开。进一步，按照当今心理学的“适应性”标准，家庭成员之间乱伦、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傅立叶所鼓吹的各种变态“性自由”，包括群婚、兽交，也都可视作“正常性心理状态”。神给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家庭，已经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妇”，那么下一步乱伦者，或者人和兽组成的“家庭”都可以顺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于没有道德标准的兽，正是魔鬼毁灭人类的手段！

同性恋运动和性解放、女权主义交织在一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性道德和家庭观念，背叛了神给人设立的传统婚姻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不歧视同性恋原本出自于一种无知的但善良的愿望，但是魔鬼却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骗人达成毁人的目的，这是因为人忘记了神的教诲。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规定了人的道德规范，人如果背叛神，听从魔鬼放纵欲望、变异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抛弃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规范，那么最终的可怕结局就是被神抛弃，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误入歧途奔向悬崖的人，对其鼓励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这也许出自善心，但结果却是将对方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善良，应该是告诉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于覆灭──即使会被不理解和责难。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1969年之前，美国各州离婚法都基于宗教传统，要求必须以当事人或另一方的过错为提出离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传统，婚姻是神所设定的，稳定的家庭有益于夫妻双方、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因此，教会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确保婚姻不会在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解体。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领导的反传统潮流强烈腐蚀了传统婚姻观念，其中以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为祸最甚。

自由主义者否认婚姻的神圣性，把婚姻简单化为双方自愿的世俗合同。女权主义则主张传统家庭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工具，对于在“压迫”之下感到沮丧、失望的或爱冒险探奇的妇女来说，离婚提供了合法逃脱婚姻的借口。这些“合同自由”和“反压迫”的观点给无过错离婚法案铺平了道路，从此只要夫妻一方单方面宣称婚姻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个婚姻。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由于离婚造成的家庭解体首次超过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家庭中，几乎一半以离婚告终。

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长久而深远。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agan，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养子）这样描述父母的离婚：“离婚是两个成年人剥夺一个孩子有意义的一切：孩子从此没有了家、没有了原来的温馨家人、没有了原来的安全感，被剥夺了那种被爱和被保护的幸福。大人们把孩子的一切摧毁、砸碎在地上然后走出门，留下孩子独自去收拾这一团糟……”[25]

推动“堕胎权”是邪灵毁人的另一个手段。最初考虑堕胎合法化只是基于不得已的特殊情况，如强暴、乱伦；或因母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认为性不必限定在夫妇间，但夫妇以外的性关系最大障碍是怀孕，因为避孕难免会失败，所以推动堕胎合法化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办法。1994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中，干脆公然将人类拥有“生育权”作延伸解释，其中之一是人拥有“满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权利，因而有堕胎权。[26]

此外，女权主义提出女性“身体自主权”，主张女性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或杀死胎儿。这样，堕胎从最初的“不得已”，发展到可以“随心所欲”结束胎儿的生命。魔鬼放纵人的欲望的同时，利用女权和性解放鼓励杀死胎儿，不但让人犯下大罪，而且让人更践踏传统的生命神圣性观念。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在1965年的美国5%的孩子由未婚妈妈生育。[27]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是理所当然的常识。

而2010年代未婚妈妈占生育率的40%。[28]从1965年到2012年，美国单亲家庭猛增1000万，从330万蹿升至1千3百万。[29]虽然有些爸爸留下来同居或甚至结婚，但这些单身妈妈所生的子女大多数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父亲给孩子带来与母亲互补而不同的角色。父亲给了男孩一个示范，让男孩懂得怎样成为男子汉，让女孩感受到女性应得到的尊重。

父亲不在身边对于孩子成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角色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学、辍学（比率高达71%）、过早性生活、淫乱、少女怀孕、参与帮派、犯罪入狱（85%的入狱少年家庭中没有父亲）、吸毒、流浪（90%离家流浪的孩子没有父亲）、有性虐待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总结青少年脱贫的三大要诀：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三是在21岁之前不要结婚和生孩子。他们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这三条去做的，只有2%的还处于贫困状态，75%的都变成了中产阶级。[31]换句话说，教育、就业、避免过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进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径。

现在的情况是，单身妈妈不得不依赖政府福利。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以翔实的统计数据显示，正是女权主义所大力推动的福利政策鼓励更多单亲妈妈，甚至“惩罚”她们结婚组织家庭（结婚后获取的福利比两人同居要少，而交税更多），让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着帮助贫困家庭旗号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单亲家庭不断增多，而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贫困，会更加依赖福利。[32]这个怪圈正迎合了邪灵想要的另一个目标：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变异文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资料显示，2000年，在25至34岁的人群中，已婚与从未结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5%和34%。而到了2015年，两者的比例几乎掉了个个儿，变为40%和53%。美国年轻人很快就对婚姻敬而远之了。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轻人为何要结婚？[33]

在变异观念的驱使下，如今随意勾搭（hook-up）成为时髦的生活方式──性行为甚至和感情无关，当然更没有承诺和责任。最可怕的是，变异的文化鼓励年轻人去尝试在多种性别身份中做选择：脸书网现在提供了近60种不同的性别身份供用户选择。如果年轻人都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他们如何看待婚姻？邪灵从法律到社会观念重新定义了神设立的婚姻。

同性恋以及各种败坏的性行为在英文中本来是用“sodomy”描述，这个来自于《圣经》中的词原本是指因神愤怒而被毁灭的性乱城市所多玛。这个词语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警戒，那就是人类背离神的教诲将面临可怕的结局。同性恋权利运动极力废除使用这个词语，改用原本表示快乐的词“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奸”原为对堕落性行为表鄙视的用词，但如今变成无关痛痒的“婚外性行为”、“同居”，霍桑的《红字》中红杏出墙的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着头领取福利；“贞操”本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为“束缚自由”的可笑观念。

在“政治正确”的话语暴政之下，同性恋、性道德的是非对错是不能触及的话题，人们唯一的选项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所谓“自由选择”。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在学校教育中也是如此，这逐渐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完全和传统道德脱离，致使人们对堕落行为毫无察觉。让人把变异和败坏当成正常，使放纵欲望的人完全没有道德压力，是魔鬼毁人的隐性手法。

如今50岁以下的西方人，几乎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社会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那时候每个孩子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成长是那么自然，那时候Gay这个词表示快乐，那时候洁白的婚纱代表着新娘的贞洁，那时候电视广播和大众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镜头和语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彻底颠覆了人们熟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毛时代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今已经辗转进入西方，成为女权主义的一个时髦口号：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极权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和西方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实质都是结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在西方，“政治正确”的攻击性武器是“性别歧视”；在中国最有杀伤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义”（来自“男性沙文主义”）。另一方面东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点：

西方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要求通过配额补偿、经济补偿、降低标准等等措施达到结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能干，不能降低标准，甚至女人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被吹捧为“女英雄”、“三八红旗手”。上世纪60、70年代的宣传画中，女性多为浑圆健壮有力的形象，毛泽东鼓吹“不爱红妆爱武装”。女人开矿采石、伐木炼钢、冲锋陷阵，无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姑娘也能学会杀猪》，宣扬一位18岁的屠宰场女徒工，通过学习毛思想而大胆杀猪，因此名噪一时：“不敢杀猪，哪敢杀敌人……”

尽管中国的女人“能顶半边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权主义诟病之处：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从来没有女性成员。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权利要求最终会发展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诉求，尤其是选举权的诉求，从而威胁其极权统治。出于类似的担心，中共政府也不公开鼓吹同性恋权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恋确实是魔鬼毁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对同性恋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同时利用管控媒体和大众文化等方式，默认怂恿同性恋人群发展扩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华精神科学会诊断手册不再把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一词在媒体中悄悄被替换为共产社会中更正面的词语：“同志”；2009年，中共默认中国大陆地区举办第一个同性恋“自豪活动”：上海骄傲周。

魔鬼虽然在东西方采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毁传统家庭中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强制女性丢掉温婉柔顺的特点，使家庭失去传统刚柔相济的和谐，废除传统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建立在家庭伦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坏传统价值最有效的方式是从破坏人伦开始。在中共发起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党定为阶级敌人的人，为了不牵连家人，往往还主动和家人“断绝关系”。甚至连不堪迫害、甘冒“自绝于人民”罪名而自杀的人，也要想尽办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比如文革中文艺理论家叶以群自杀时，给家人的遗书里写道：“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34]

中共当代发动的最大政治迫害──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胁迫家人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为了让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中共的一个手段是对其家庭成员采取行政、经济处罚或政治恫吓，胁迫或诱骗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哭劝、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转嫁为亲情矛盾：“都是因为你不妥协造成家人被牵连”；甚至直接要求他们“劝说”亲人：“你不放弃信仰，我只能离婚或者断绝父子（母子）关系（以避免被中共处罚）”，如此等等，在这场迫害中直接、间接造成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在西方女权主义成功赢得堕胎合法化不久，共产中国的妇女开始承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强制堕胎“义务”。这一方面是强迫直接杀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会问题。

中共遵循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生孩子和炼钢、产粮一样都属于物质生产，那么计划经济自然也可以扩展到计划生育。毛泽东认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35]

中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高额罚款、抄家、扒房、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计生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即将临产的妇女被强迫堕胎也屡见不鲜。

据《中国卫生年鉴》的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至少有2.7亿人次，即2.7亿胎儿被中共杀死。

“一胎化”政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这将引发如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各类严重的潜在问题。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振振有辞地鼓吹摧毁家庭的逻辑，是建立在片面放大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通奸、卖淫、私生子等等丑恶行为（尽管这也是他自己乐在其中的行为）的基础上。在维多利亚时代，伴随着道德滑坡逐渐出现的背叛婚姻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神的教诲，践踏了婚姻的神圣性。共产主义者因此导出女人应该违背婚姻的神圣誓约，追求自己的所谓“个人幸福”，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远，如饮鸩止渴。共产主义邪灵给出的“药方”不过是把人类道德普遍拉下地狱，使本来是人人谴责、见不得人的行为变成司空见惯的常态，达到人人“平等”，一同坠向覆灭的深渊。

共产邪灵引诱人类相信罪恶不在人的堕落，而在社会；让人从反叛传统中寻找出路，离神更远。邪灵鼓吹的女权、同性恋、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丽辞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的尊严被贬损，男性的责任被丢弃，家庭的神圣被践踏，两性的道德被变异，孩子的未来被摧毁，最后狞笑的却是魔鬼。#

（点阅《九评》编辑部新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

[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C. P. Benbow and J. C. Stanley,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https://nypost.com/2015/05/03/woman-to-become-ny-firefighter-despite-failing-crucial-fitness-test/.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the-feed/these-female-firefighters-don-t-want-a-gender-quota-system.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express.co.uk/news/uk/873072/Teenage-gender-realignment-schoolchildren-sex-change-nhs-tavi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4/the-divorce-gap/480333/.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the-mother-of-the-homosexual-movement-evelyn-hooker-phd.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https://www.josephnicolosi.com/collection/2015/6/11/who-were-the-apa-task-force-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former-president-of-apa-says-organization-controlled-by-gay-rights-movement.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https://www.le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3a6e738b-305b-4553-b03b-3c71382f102c/love-marriage-and-the-baby-carriage.pdf.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ree-simple-rules-poor-teens-should-follow-to-join-the-middle-class/.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report/how-welfare-undermines-marriage-an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 婚姻怎不衰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October 31, 2017）。

[34] 叶舟：〈叶以群的最后十年〉，《文汇月刊》，1989年第12期。

[35]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鳥語示警 神仙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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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llows

鳥語示警，神仙出山，是兩件事情，但有一定的關聯。

先說鳥語示警。我有時候會聽到動物說話，它們的叫聲就是語言在表達。前幾天，我從夜市回來，已經八點多了，就看見幾個燕子在我的前面飛，迂迴盤旋著，嘰嘰喳喳的說：「明天下雨，我們今天晚回去一會兒。」

在7月20日到7月22日連續三天，我聽到了燕子說話。那麼，燕子說了什麼呢？

在7月20日，早上煉功前，我把窗戶打開，我聽見外面燕子在嘰嘰喳喳的叫，聲音很大，說：「大洪水來了，大洪水來了。」我想：的確呀，現在各地的洪水還是不小的，黑龍江、內蒙古、廣西、四川、甘肅等地都有洪水發生。

第二天，我還是聽到了鳥叫，節奏很快，說：「大洪水來了，大洪水來了。」我想，整個動物界都知道災難來了吧。鄭州的水災也是不小呀。

第三天，7 月22日，燕子說：「大災之後有大疫，大災之後有大疫。」我想：燕子說的是天意，現在，南京的疫情起來了、蔓延了。

第四天，燕子沒有飛到我的窗前，隔著一棟樓，它們在愉快的叫著。我想聽聽它們說啥，結果發現它們的話題是：「昨天吃的真飽啊。」它們還在驚訝的熱議：河南的一個野鴨子，歷經艱險，跑到黑龍江去了，那個鴨子在水災時受到了驚嚇，現在還不正常，說起沒完。我還發現了鳥界的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一天之內，全省的鳥可以知道相同的事情。它們有著它們傳遞信息的途徑，可以叫信使，負責不同的地界。省與省之間，鳥兒有它們的信息傳遞方式。

我再說有關神仙出山的事情。在7月29日的打坐中，我看見地下的通道，一個白袍的老神仙從通道中往外走，神仙的歲數真大呀，有一千歲了，臉上的褶皺非常多，頭頂已經謝頂了，後面有些許的白髮。隨後，我看見了一行字幕：黑龍江近期有洪水。

煉完功後，我想：該是神仙出山避難吧。再沒有想這件事情。

在8月4日，我聽見有從山上回來的人說：「山洪爆發，可嚇人了。」我一下想起我煉功時看到的情景，瞬間知道了一些事情。

我看見的老神仙是隱藏在山上的修煉者，是北宋末年進山修行。當時的北方，正是完顏阿骨打建立了金朝（1115年）。這個修煉人修了上千年了，現在功柱衝到了三界的一半，自稱小仙。長期隱修，與世隔絕，偶爾出山，隱形於鬧市，可以變換形像。

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修煉人選擇了遠離人群，在深山裡或是鑽到山洞裡修行，他們知道社會的變遷，知道天象的變化，也知道災難的發生，他們有的和地上仙有接觸。在早期的修行中，要大量喝酒，麻醉自身的識神，修煉副元神，現在很少喝了，並且他認為現在的酒已經失去了原來的醇香，是很不好了。

這次神仙出山，是因為修煉的環境遭到了破壞。9月份以後，神仙還要歸山，他覺的現在的災太多了，也知道許多人因為道德的敗壞要被打下地獄。他找了一處安穩的山林，選擇了一棵老樹，睡在樹冠上。

這位神仙知道瘟神在布災，也看到了人間的險惡，他看到了許多人臉上已經出現了「地獄象」（即將下地獄的徵兆）。

我記得有一首歌唱道：「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山裡面有沒有住著神仙?」其實，山裡真的住著神仙，只是人不知道而已。

(正見網)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11)：家庭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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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0)：家庭篇(上)

by
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係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慾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慾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9)：信仰篇

by
魔鬼共产主义

目录

引言
1. 东方──暴力反神、排神
1）苏俄暴力毁灭正教
2）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割断神人联系
（1）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2）毁掉传统文化承传基石
（3）迫害宗教
2. 西方──渗透、限制宗教
1）渗透宗教
2）限制宗教
3. 共产邪灵编造的变异神学
4. 宗教乱象

*****

引言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其远古的神话、传说，告诉世人当初该民族的神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该民族的人，并为人奠基道德和文化，也给信神的人留下一条回归天国的路。在东方及西方，有女娲造人、耶和华造人等记载和传说。神也清楚地告诫人们，人必须遵守神的诫命，否则神会惩罚人。当人类出现大面积的道德败坏时，神也会出手毁掉人，以保持宇宙的纯洁。全世界诸多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毁灭文明的传说，有的十分详实。

为了维系人的道德，有时会有觉者或先知下世，重新归正人心，以避免人走入毁灭，同时带领人的文明走向成熟。如西方的摩西、耶稣，东方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如此。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佛、道、神﹔什么是信仰、修炼及其不同法门﹔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怎样辨真伪、识善恶，最终等待末劫时创世主重来世间时能得救，重返天国。

人一旦割断了和造这个民族的神的联系，道德就会迅速败坏。一些民族就这样消失了，比如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就在一夜之间葬身海底。

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信仰借助传统文化而根植在人们心中。因此纯用谎言难以欺骗中国人接受其无神论，共产邪灵为了拔掉这五千年的信仰和文化之根，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杀戮承载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再用谎言欺骗一代代的年轻人。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是维系神人联系的主要方式，也是保持道德水准的重要基石。共产邪灵虽没能在这些国度里建立共产暴政，但靠欺骗、变异、渗透的伎俩仍然达到了它们毁灭正教、败坏世人的目的。

1. 东方──暴力反神、排神
1）苏俄暴力毁灭正教

《共产党宣言》扬言要消灭家庭、教会和国家。可见，消灭、颠覆宗教是共产党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信神开始到与撒旦为伍，马克思本人深知神、魔的存在，也很清楚赤裸裸的魔鬼教义很难被人，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宣扬无神论，宣称“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共产主义是迳直从无神论开始的”等等。人并不需要相信和膜拜魔鬼，但只要人不再信神，魔鬼自然就能侵蚀并占据人的心灵，并最终将人拖入地狱。这就是共产邪党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原因。

马克思是在理论上诋毁宗教、正神，当列宁1917年攫取政权后，就有条件利用国家机器大打出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迫使世人离开神。

1919年，列宁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之名，对宗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922年，列宁要求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决议”，声言“要趁此机会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1]一时间大量教会财产被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知识份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被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余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苏俄夺取政权前则有40,400多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天主教同东正教一样遭到灭顶之灾。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份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利用教会财力、人力抵抗德国的进攻，又假惺惺地停止了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的迫害，并重新恢复了这些宗教。其背后有更卑鄙的目的，即严格控制被恢复的东正教及天主教，把它们作为破坏正教的工具。

前苏联的阿列克谢二世（Alexy II）1961年升任为东正教的主教，1964年成为大主教﹔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成为莫斯科大牧首。在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克格勃解密档案中，他为克格勃工作的秘密经历得以披露。其后，他也承认对苏联政府做出过妥协。他公开对这些妥协表示忏悔。“为了保护一个事物，就有必要放弃另一些。又有哪些不仅身负自己，还有其他千万人的命运的人或者组织，在苏联统治的那些岁月中，没有被迫做相似的事呢？然而，不仅对上帝，对于那些以往在教会的默许下，被迫妥协，被消声，无力反抗，或者被迫表示忠诚，而造成痛苦的，我请求他们的原谅、理解与祈祷。”[2]宗教已经成为共产邪灵控制下的洗脑、骗人工具。

苏共并没有把魔变宗教限制在本国境内，它有计划地将其魔爪伸向世界。

2）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割断神人联系
（1）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虽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有单一的全民宗教，但中国人一样有对神佛的坚定信仰。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与长期存在宗教冲突的其他地区不同，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乃至西方宗教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铺垫了底蕴极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造成人类毁灭的那场大洪水中，中国保留了完整的文明。此后中华民族继续发展，保留了连续不断的五千年信史记载，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

这辉煌的文化与信仰经过五千年溶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也成了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的目标。但靠简单的欺骗、引诱想让神州子民放弃几千年传统文化及信仰，接受西来共产主义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共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邪招使尽，以暴力残杀开始，破坏宗教之精髓，迫害知识份子，再从器物层面（如建筑庙宇、文物古迹、字画古玩等）摧毁中华传统文化，割断神人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毁坏传统文化的同时，共产邪党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破坏传统文化的工具，有的则跟从共产邪灵直接参与杀戮。

中共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它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也为其在人间最后的正邪大战中做最后一搏做好充分准备。

（2）毁掉传统文化承传基石

中国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贾、士大夫阶层，他们是传统文化的精英，负有承传文化的使命。中共利用1949年篡政初期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并毁掉承传传统文化的精英阶层。

同时，中共对高等院校中的知识份子通过所谓“院系调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并通过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地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份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底层，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像。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中共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也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了没有传统文化的一代。

“反右”运动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

1966年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中共利用建政后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被毁坏殆尽。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了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掉即无法还原。

文革之前，北京尚有五百余座古庙、寺院﹔中国几千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就能看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所有这些几乎全部被毁。

“破四旧”不止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或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了。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但无论你认为是否有关，当人们因此而割断了和神的联系，那就会失去神的呵护，走向危险的深渊，只是脚步快慢和时间迟早的问题。

除此之外，为了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共产党还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世界各国普遍地对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十分崇敬，珍视他们的传统。同样道理，中国的圣哲先贤留下了辉煌的文化，是中国与世界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后世的景仰。但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

（3）迫害宗教

宗教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人所熟知的道、佛、儒三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交相辉映，经久不衰。很多其他西方教派也都有缘在中国演绎一番。

中共1949年暴力夺取政权后，同苏俄一样，一手在思想领域宣传无神论，攻击有神论﹔一手利用高压暴力手段，在历次运动中，拉拢打击、迫害、取缔宗教，杀害宗教人士，到最近血腥残酷迫害法轮功，对正教及信徒的迫害愈演愈烈。

1949年篡政后，中共就着手展开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对“会道门”的取缔。中共焚毁了大量《圣经》和其他很多宗教派别的经书，还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及帮派成员要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一定予以严惩”。1951年，中共还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佛教的大批和尚被赶出庙门返家还俗劳动生产﹔天主教徒、外国神父多数进了监狱，并受严刑拷打﹔中国神父坐监，大批教徒被判死刑或劳动改造﹔基督教牧师和信徒也遭受了和天主教徒们同样的迫害。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五千多名中国天主教主教、神父或被关或被杀，最后只剩数百人，而那些在华的外国籍神父部分被杀，其余全部被赶出了中国。有1万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建政的最初几年中，有近300万各种教众及宗教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和苏俄共产党一样，中共为了加强所谓对宗教的领导，成立了相应的管理各教派的机构，如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等。针对天主教，中共还成立了由其任命并管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有的宗教协会都要按党的意志对教徒进行控制和思想改造，同时利用它们做中共邪灵直接做不了的事情，即从正教内部扰乱、败坏正教。

中共对藏传佛教也不放过。中共于1950年派兵占领了西藏，开始强力迫害藏传佛教。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逃出西藏流亡印度，被中共认作“叛乱”。1962年5月，十世班禅向中共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其中列举大量事实，讲述了中共对藏族文化，尤其是佛教信仰的破坏：“（中共）掀起了一个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姿意进行了疯像闯入般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画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

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批喇嘛被强制还俗，大批珍贵经书被焚毁。截至1976年，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院仅剩下8座，其中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时期所建的、西藏最重要的大昭寺在文革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华古国，道家修炼源远流长。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的经典。《道德经》不光在东方国度里广为流传，很多西方国家也将其翻译成本国文字。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孔子给后世留下了做人的道德规范。文革中，北京造反派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大肆破坏、烧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1974年中共又再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儒家入世为人的传统思想、道德准则，在人们心中变得一钱不值。

更惨绝人寰的是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甚至邪恶至极地活摘大法修炼者的器官，犯下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修炼信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被中共几乎毁坏殆尽。随之而来的是，世人不信神、背离神，精神空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

2. 西方──渗透、限制宗教

共产邪灵对世界上其他非共产极权国家宗教信仰的破坏也有其系统的安排。共产邪灵通过苏共、中共以宗教交流为名，用金钱和特务渗透这些国家的宗教机构，变异正教信仰，或直接打击、颠覆传统正教，甚至直接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引入宗教，让民众信奉被共产主义变异后的邪教。

1）渗透宗教

记录片《蚕食美国》（Agenda—Grinding Down America）制片人柯提斯‧鲍尔斯揭露说，他发现了一份1953年国会的证词，作证的曼宁‧詹森是一个顶级的共产党人。詹森说：“共产党发现要想毁灭宗教，一条捷径是对教会进行渗透。如果人力有限，必须把共产党特工集中在神学院里。在这些学校有可能用很少的人影响未来的教士。策略是把人们的关注中心从精神引向物质。”

共产邪灵确实是如此实施的。如一些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渗透美国的基督教会，从八九十年前就开始进入美国的神学院，教育出一代又一代变异了的神甫、牧师，让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宗教界。

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门契儿‧麦托蒂弗（Momchil Metodiev）在大量研究了冷战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后，揭示了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系统和共产党宗教委员会密切合作，影响和渗透国际宗教组织的事实。[3]

在世界范围内被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大规模渗透的宗教组织当属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又称普世教会协会、世界基督教协会或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缩写为WCC），简称普世教协。这是一个创立于1948年的基督教跨教派合一组织，其会员包括了基督教各种主流派系的教会。该组织的宗旨为促进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普世教会协会将其自身描述为一个具有348个全球性、地区、地区分支、民族性和地方性教会的团体，寻求统一、共同见证以及为基督教服务。作为普世教协成员的基督教派系总共拥有大约5亿9千万信徒，覆盖了大约150个国家，是一个世界宗教界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

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冷战时期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及其附属国──为会员的国际教会组织，并接受它们的经费支持。

共产主义对普世教协渗透的重要“成果”包括1975年把前苏联东正教列宁格勒大都会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推上普世教协主席的位置 ，另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东欧共产主义代理人撒贝夫（Sabev）则自1979年至1993年长期担任普世教协的副总书记。历史学家麦托蒂弗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东正教列宁格勒大都会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在克格勃的指示下领导了渗透行动，而保加利亚的斯塔拉‧乍格拉（Stara Zagora）大都会主教盘克拉提（Pankratii）则在保加利亚配合这一行动。[4]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根据克格勃解密的1969年的档案指出，在冷战时期，普世教协中来自苏联东正教会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为克格勃工作，他们对普世教协的政策及运作施加影响。根据克格勃1989年解密的档案，经过克格勃在东正教安排进入普世教协的高级代表成功地让普世教协采纳苏共社会主义的渗透计划，其中有8条放在了普世教协公共声明中，3条被用在普世教协的通讯中。[5] 苏共通过东正教对普世教协的渗透可见一斑。前面所说的为苏联政府工作的阿列克谢二世也曾代表苏联东正教直接参与普世教协的运作。

如果我们了解这些东欧共产主义渗透、操纵教会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普世教协1980年1月不顾成员抗议，坚持向津巴布韦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 of Zimbabwe）拨款，而后者是以杀害传教士、击落民航客机而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游击队。

此外，普世教协也被中共渗透并影响。中国基督教协会是被中共控制利用的宗教工具。它作为共产中国唯一的代表正式加入普世教协。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普世教协对中共百依百顺，一再阿谀奉承中共。普世教协的总干事还在2018年初正式访问了中国并会晤数个中共官方基督教组织，包括中国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在中国，非官方基督教团体（地下教会）人数远远多于官方团体的人数，但普世教协代表团为避免令中共不快而没有安排与非官方基督教团体的会晤。

2）限制宗教

共产邪灵对西方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各种变种共产主义诋毁神的思想行为也都在冲击著宗教，如“政教分离”、“政治正确”等，都被用来限制和破坏正教。

美国的立国之本在于信神。美国历届总统宣誓就职时，都会手按《圣经》宣誓就职，并请“上帝保佑美国”。而如今，当人们批评国家、政府及世人背离神的行为、思想、举止、政策，对堕胎和同性恋等不被神所允许的行为进行抵制时，那些共产主义者、美国共产党人或左派激进人士等就用“政教分离”来限制并反击他们，即用“宗教不能过问政治”来限制神的旨意、训诫及其对人的约束。

几千年来，神一直和信神的世人们保持着联系。为数众多的正教信仰者们对维系社会道德起到了相当大的正面作用。但是现在人们只能在宗教教堂内谈论神的旨意，在教堂之外就不能批评、抵制那些败坏神所制定的为人准则的一切行动，使宗教几乎完全失去了维系道德的功能，使美国社会道德迅速下滑。

近年来特别流行的“政治正确”被用到极致，致使美国人在这个信奉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里不敢说“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因为有人会说其政治上不正确，会伤害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们。当人们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对正神的信仰或对上帝祷告等，就会被制止，因为这会“歧视信其他宗教的人们”。事实上，所有宗教信仰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神的敬仰，并不存在谁歧视谁的问题。

在学校里，事关正教信仰和传统价值的课程不能教，神创论不能说，理由是科学不能证实。而同样不能被科学证实的无神论、进化论却能堂而皇之地在学校里被传授。反神、排神、骂神、诋毁神都没有问题，还要受到保护，美其名曰“要保护言论自由”。

邪灵在文化、教育、艺术、法律等很多领域里的限制、渗透和变异宗教，是一个相当复杂也相当系统化的问题，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讨论。

3) 共产邪灵编造的变异神学

上个世纪，随着整个世界宗教界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影响，加之那些打入正教的变异神职人员潜移默化地魔变正教，肆意解释、歪曲正教觉者所传的正法及正教经典，各种变异的神学理论风行一时。特别是60年代活跃的、浸透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神学”、“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很多变异神学理论把宗教界搅得非常混乱。

很多拉丁美洲的神甫们在上世纪中接受了欧洲神学院的教育，受这些被共产主义思潮变异的新神学理论影响很深。“解放神学”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拉丁美洲十分活跃，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秘鲁神甫古铁雷斯（Custavo Gutierrez）。该神学理论就直接将阶级斗争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引进宗教修炼中来，把神对人类的慈悲解释为穷人应该得到解放，所以要求宗教信徒们应该参加阶级斗争，让穷人得到平等地位，借耶和华让摩西引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作为他们认为的基督教应该解放穷人的理论根据。

这个强调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兴神学得到了古巴共产党党魁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大肆吹捧。传统天主教会虽然抵制这些所谓新兴神学的泛滥，但2013年上任的罗马教宗却特意邀请解放神学代表人物古铁雷斯，于2015年5月12日以主宾的身份出席了梵蒂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表示了新教宗对解放神学的默许和支持。

“解放神学”传遍了南美，其后也传遍了全世界。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近似解放神学的新兴神学，诸如黑人神学、妇女神学、上帝之死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甚至是倡导同性恋的同志神学等。这些变异的神学极大地扰乱了世界各地天主教、基督教等正教信仰。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教（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简称 Peoples Temple），其教主自称列宁转世，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他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杀害调查对该教派指控的美国众议员里奥‧瑞恩后，自知罪责难逃，遂残忍地强迫跟随他的信徒集体自杀。他还杀害那些不愿随他自杀的教众，最后共有九百多人自杀或被杀。抹黑正教、干扰世人对宗教的正信，该教给世人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4) 宗教乱象

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列举了45个共产主义摧毁美国的目标。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事实。其中第27条是这样写的：“渗透教会。用‘社会的’宗教替代‘天启宗教’，诋毁《圣经》”。[6]环顾当今宗教界，特别是三大原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合称天启宗教）被共产邪灵魔变、限制，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原宗教的功能。由各种变种的共产主义理念所建立或魔变的新教派更是直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宗教是维持西方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石，却已经被共产邪灵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当今世界各种宗教的教会里，很多披着宗教外衣的主教、神父们一边传播著变异的神学思想，一边腐化堕落、奸淫信徒，丑闻不断。很多信徒们把去教堂仅仅当作一种文明举动，或者把其当作娱乐场所，到那里进行娱乐及社交活动，并不实修。宗教从内部被败坏了。其结果是使得世人对宗教，对佛、道、神失去正信，转而放弃信仰。如果人不信神，神也就无法再管人，最后将导致人类被毁灭的结局。

2017年6月29日，澳洲维多利亚警察局召开了简短的记者会，表示“因为被多名原告控诉”，澳洲枢机主教佩尔（George Pell）将面临多项与性犯罪有关的指控。佩尔在1996年成为墨尔本大主教，并在2003年成为枢机主教。2014年7月，佩尔受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指派，负责监督梵蒂冈内所有的金融交易，在梵蒂冈具有极大权力，是梵蒂冈的第三号人物。

2002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一个名为“聚焦”的栏目组于该年1月6日到12月14日，对神父亵童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报导，揭露了天主教神父在美国犯下的性侵儿童的罪行。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波士顿竟然有将近250名神父曾做过猥亵儿童的事情。教会为了防止事情曝光，将神职人员进行大洗牌，从这个教区换到那个教区，这些神职人员又在新教区继续猥亵儿童的恶行，使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类似事件很快蔓延到全美国。随后，更蔓延到了其他天主教国家，如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地。其他教派也开始公开指责天主教会的堕落。

最终在全球舆论压力下，天主教宗保罗二世（Saint John Paul II）被迫在梵蒂冈召开美国红衣大主教大会，承认性侵儿童是犯罪，并决定改革教会管理体制，而且将把性侵儿童的神父从教会中驱逐出去。最后，相关犯人均被判刑入狱，教会在虐童事件上缴纳的罚款高达20多亿美元。

宗教中借宗教名义敛财更是司空见惯。如中国的各种教会通过信众对佛、道、神的信仰，大肆敛财、贪污、将宗教商业化﹔开光收钱，上香收钱，“头炷香”竟高达10万元。教堂、寺院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辉煌，可是对神的正信却越来越少，真正实修以达到神的要求的信徒也越来越少。很多寺院、教堂变成了邪灵烂鬼聚集的地方。中国很多寺庙变成商业旅游点，和尚拿工资上班，方丈当上了首席执行官（CEO）。

在最近所谓学习中共十九大会议报告的风潮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在参加一次“十九大精神培训班”时声言，“十九大报告就是当代的佛经，我已经手抄了三遍”，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现世佛菩萨，十九大报告就是中国当代的佛经，闪耀着共产党信仰的光芒”。还有人号召佛教徒可以“像他一样，效法抄经的方式，以恭敬心手抄十九大报告，抄一遍有一遍的体悟和收获”等等。海南南海佛学院发表该报导后，引来很大争议，最后只好删除该报导，但网路上此篇报导广为流传。这件事折射出当今政治和尚如此之多，佛教协会根本不是修炼团体，只是中共的统战工具而已。

上千年来，天主教各地区主教都是梵蒂冈教廷直接任命或认可的。先前梵蒂冈认可的三十多名中国地区主教均不被中共所承认。同样梵蒂冈和中国广大教众（特别是“地下教众”）也不承认中共任命的“共产党”主教。但在中共不断的威逼利诱下，最近梵蒂冈新教宗竟不可思议地和中共做起交易，以承认中共任命的主教为交换条件，并让先前教廷任命的主教让位给中共任命的主教，以换来中共承认梵蒂冈任命主教的发言权。

教会是信仰团体，目的是让信众修炼回升，重返天国。当和反神的邪灵在人间做起交易，允许主教按照共产邪灵安排、任命，掌管中国上千万天主教信众信仰之事，上帝将如何看待？上千万的中国天主教信众的未来将会怎样？

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地系统安排了在有着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的国度里，依靠暴力手段强行毁灭传统文化，剿灭正教，杀戮世人肉身的同时更败坏世人的道德，割断人与神的联系而彻底毁掉世人﹔在西方及世界其他地区则实施欺骗、渗透伎俩魔变正教，迷乱世人及教众，让世人放弃正信远离神，而最后毁掉世人。无论其手法、形式有何不同，都是为了同一个终极目的──毁灭整个人类。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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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致维‧米‧莫洛托夫〉，《列宁全集》第五十二卷，第372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页346。

[2] “Patriarch Alexy II: – I Take upon Myself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at Happened,” an interview of Patriarch Alexy II，Izvestia, No. 137，June 10,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Nathaniel Davis, A Long Walk to Church: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89.

[3] Momchil Metodiev, Between Faith and Compromise: The Bulgaria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1944-1989) (Sofia: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the Recent Past/Ciela, 2010).

[4] 同上。

[5] Christopher Andrew, “KGB Foreign Intelligence from Brezhnev to the Coup,” In Wesley K. Wark (ed), Espionage: Past, Present,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52.

[6]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责任编辑：王馨宇）

(原作: 大纪元)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8)：渗透西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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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

6.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7.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

8.政治正确──魔鬼的思想警察

9.社会主义遍及欧洲

10.我们为什么会上魔鬼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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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激进份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fic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

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

在发表于1971年的《激进份子的守则》（Rules for Radicals）一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希（George H.W.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复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希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希”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

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

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辞上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阿林斯基剥除了任何“理想主义”的外衣，把革命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他在进行“社区组织”培训的时候，会例行问学员：“你们为何进行‘社区组织’？”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时阿林斯基会朝他们吼道：“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他的培训手册这样写道：“我们不因不要权力而富有美德，却会因不要权力而变成懦夫。”“有权是好的，无权是恶的。”其追随者的培训手册上竟然说：“把你们教会和团体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调地反政府、反社会，对此阿林斯基不以为然。他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进入体制之内，甚至表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伺机等待或制造颠覆的机会。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终目标是毁灭和颠覆，而不是给任何人群带来好处，因此在实施其计划时，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阿林斯基说：“在任何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群众对变革本身的态度都必须是被动的、肯定的、不对立的。”“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个深受阿林斯基影响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头目一语道破了激进抗议行动的实质：“问题的意义不在于问题本身，问题永远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进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响，他们“创造性地”把一切社会问题引向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任何社会议题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推进革命的垫脚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变成一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战争。在说明其“社区组织”策略的时候，阿林斯基告诉其追随者，要让抗议行动作用于敌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个组织人数足够多，就到光天化日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敌人看见﹔如果人数不够多，就躲在暗处大肆鼓噪，使敌人听到，感到震慑和惊疑﹔如果人数太少，连呐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块地方变得臭不可闻。

第五，在其政治行动中，阿林斯基强调利用人性最邪恶的部分，包括好逸恶劳、贪得无厌、妒嫉、仇恨等等。有时他领导的行动会为参加者争取到一些蝇头小利，但这只会使其更加见利忘义、鲜廉寡耻。为了颠覆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沦丧人的道德﹔一旦掌权，他也绝不会顾惜从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

几十年后美国政界两个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响，把颠覆美国、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静悄悄的革命带进了体制内。与此同时，阿林斯基倡导的无底线的、游击战和超限战式的抗议，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vomit-in（抗议者吃一种催吐药，然后集体在广场或会议中心呕吐）、“占领华尔街”、“安提法”（Antifa）运动等等，都是显例。

7.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

首先提出“体制内长征”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党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发现，有信仰的人不会轻易被煽动发动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制造革命，就要制造一大批不信神、反传统、不讲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颠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革命失败以后，很多造反派进入学院，取得学位后成为学者、教授、官员、记者等，进入社会主流，发起了“体制内的长征”，用渗透的方式侵蚀到维系社会道德的重要机构之内，包括教会、政府、教育机构、立法和司法机关、艺术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60年代以后的美国，就像一个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经无法具体指明，到底病灶在什么地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深入美国社会机体，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

在众多“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里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社会学家提出的“克劳德-毕汶”（Cloward-Piven）策略独树一帜，可操作性强，被“成功”试用。

克劳德-毕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国政府的政策，有资格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实际领取救济金者的数量。只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鼓励或者组织他们去领取救济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资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体实施这个策略的是一个黑人活动家创立的“全国福利权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4年，领取福利的单亲家庭数量从430万激增至1080万，翻了一番还多。1970年，纽约市年度预算的28%用于各项福利支出，平均每两个人工作，就有一个人领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纽约市领取福利的人数从20万增长到110万。1975年，纽约市几乎破产了。[8]

克劳德-毕汶策略是一种制造危机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论的一种应用。阿林斯基的规则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敌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从列宁领导的布尔甚维克政变开始，共产党就擅长阴谋诡计，凭借极少的人数，制造出声势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机”。以美国政治为例。现在美国有的左翼政党纲领的激进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范围。为什么这些号称“民意代表”、“民选官员”的人，似乎只代表极端小众（比如跨性人）的呼声，反而弃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而不顾？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并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宁曾经说过，工会是“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送带”。共产主义分子发现，只要控制住工会，就控制了一大批选票﹔只要控制了选票，就可以让“民选官员”、“民意代表”言听计从。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取得工会的控制权，进而控制大批议员和“民选官员”，把其颠覆性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揭示，共产党的45个目标之一是“俘获美国的一个或者两个政党”，[10]就是通过这样非常复杂的运作实现的。普通工人为了维护基本权益，不得已加入工会，成为工会的棋子，这和向黑社会交保护费是一个道理。

对共产党绑架民主国家的政策的机制，翠弗‧劳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劳敦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政策的制订。冷战当中，苏联及其盟国制订了针对各个民主国家的政策，目的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瓦解、和平演变。第二个阶段，灌输和培训（indoctrination）。冷战时期，每年有数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培训，培训的重点是如何利用本国的劳工运动、和平运动、教会和民间团体，影响本国的左翼政党。第三个阶段，实施。[11]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本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

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大量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进入社会主流，他们或者从政，或者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或者进入媒体，或者进入数以百计的民间团体，他们用几代人积累的“经验”改造美国，美国几乎全面沦陷。

民主国家的制度本来就是给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设计的，对于处心积虑想干坏事的人来说，这个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颠覆自由社会制度，有很多条道路可供选择。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共产主义分子和被他们欺骗的无知的代理人处心积虑地颠覆自由社会的制度，经过几十年的筹划和运作，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都已经被蚕食得千疮百孔，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已经深度侵蚀进了美国的肌体。

8.政治正确──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产党国家对人民的思想言论实行最严厉的管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言论思想管制，这个打着“政治正确”旗号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教育、媒体和社会各界，成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论的工具。尽管很多人已经感到它的邪恶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识形态根源。

“政治正确”一词和“进步”、“团结”（solidarity）等词语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党话，其最表层的含义是指不要使用对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比如要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称呼印第安人为“美洲本土人”，称呼非法移民为“没有身份证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确”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把人群按照“受压迫”程度分成等级，“受压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礼遇。这种不问个人品行和才能、只问人群归属的“唯成分论”被称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这种逻辑，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同时占有了被压迫种族、被压迫性别和被压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确”的排行榜上居于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为逆向歧视的对象。这和共产党国家把人按照财产分成阶级、“红五类”、“黑五类”，消灭打压地主资本家，把知识份子说成“臭老九”，歌颂“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出一辙。

某些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绝非一句“被压迫”就可以简单概括。“政治正确”人为地给思想划定界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断地给人扣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者”、“伊斯兰恐惧者”的帽子，使本应该有自由研讨之风的大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场所，使全社会噤若寒蝉，无法严肃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课题。某些团体以“政治正确”为名，进一步挤压传统宗教的空间。更有甚者，很多国家就所谓“仇恨言论”立法，或者扩大原有的“仇恨言论”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固定下来，逼迫学校、媒体、网际网路公司和个人就范。这是向共产党国家对言论严厉管制迈出的一大步。

2016年总统大选后，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发的游行以外，侵犯言论自由的现象频频出现。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应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安提法（Antifa）组织扬言要挑起暴力冲突。伯克利警方严阵以待，出动三架警用直升机，当晚的安全保卫支出就超过60万美元。[12]记者问一位前来抗议的年轻学生，“你怎么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位学生脱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过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4年学生运动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争取言论自由运动”。如今时过境迁，左派抢占了话语权，就开始剥夺其他人的正当的声音。

2017年3月，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应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讲时遭暴力袭击，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伤。2018年3月，宾州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维克斯（Amy Wax）因发表了所谓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而被停职。[13]还有某些打着法律幌子的团体以反对“仇恨言论”的名义，给很多正常的社会组织贴上“仇恨组织”的标签。此外还发生了多起保守派学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动被威胁停办的事例。[14]

左派对言论自由的干扰绝不是民众之间的正常论争，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具有坏思想的人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扼杀正义的、至少是正常的声音。政治正确的实质是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社会主义遍及欧洲

“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组织起源于1889年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当第二国际成立之时，全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超过100个，而作为执政党角色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66个。如今的“社会党国际”名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51年，由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成。

欧洲遍地都是第二国际留下的社会主义政党，很多还是所处国家的执政党。最初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和主张渐进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会党国际”中，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同义，都主张或标榜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目前“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和组织约160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也是“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其成员是欧盟及周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也是欧洲议会内的一个政党团体，于1992年成立，其成员分布在绝大多数欧洲机构内，包括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地区委员会。目前拥有来自25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的32个政党成员、8个准会员和5个观察员，共45个政党，可见其活动范围之广。欧洲社会党自己宣称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欧盟内部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同时发展各国成员政党、成员政党议会党团、欧洲社会党党团和欧洲社会党本身的紧密合作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

瑞典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宣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指导。在其执政的数十年中，主张平等与福利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著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

英国工党的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费边社会主义”。如前文所述，费边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强调以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至共产主义的转折，同样是鼓吹高税收、高福利等社会主义理念。英国工党最近几十年来屡次成为英国执政党，也一直在推行着费边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英国共产党也一直积极参与、影响英国政局，并有自己的党报《晨星》。英共建立于1920年，在英共鼎盛时期也曾经有共产党议员通过竞选进入英国下议院。最近的英国大选一开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为首的英国工党竞选。

一位工党重要人物四十余年如一日地“主张国有化，主张社会主义”。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压倒性优势当选工党党魁。他长期高调参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者等社团权益的活动。当被BBC记者问到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时，他说：“他（马克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览广读，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赞扬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法国的社会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法国最大的中左翼政党，还是社会党国际、欧洲社会党成员。该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被选为法国总统。法国2017年的新选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自己是毛主义者，张口闭口毛泽东、邓小平语录，革命、长征、文化革命等词随手拈来。

意大利的老牌共产主义者葛兰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还担任该党总书记。意共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直十分活跃，很长时间保持着第二大党的位置。1991年改名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欧洲的另一个大国德国也不例外。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20世纪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亦发源于德国。

其他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跃的共产主义政党，影响力都不可忽视。整个欧洲，不只东欧国家是共产主义占主导地位，北欧、南欧、西欧各个非共产政权国家其实也都是在有意或无意中推行着共产主义的理念或制度。欧洲沦陷并非危言耸听。

10.我们为什么会上魔鬼的当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尔（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1981）这本书里，讲述了众多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的政治朝圣者。这些青年知识份子成批地涌进上述几个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正发生著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朝圣者们归来之后，仍然热情地撰文著书赞美社会主义制度。[15]

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所到之处全都伴随着暴力、谎言、战争、饥荒和暴政。问题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帮助这个魔鬼散布谎言，甚至成为它的驯服工具呢？

就美国而言，不同时代的人被共产主义吸引有不同的动机。最早的美共党员很多是移民，他们经济地位低下，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受自己母国（大多是俄国、东欧国家）影响加入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剧左转。很多知识份子到苏联参观，回来著书立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婴儿潮”一代人在60年代进入大学，他们在战后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社会关怀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误导到反战、女权等运动上。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在学校里接受的已经是高度左倾的教学内容，因为他们的老师就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共产主义的“体制内长征”开花结果，开始了在体制内的长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长达37年的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在揭露共产主义的专著《欺诈大师》（Masters of Deceit）一书中，归纳了五类共产主义分子：公开的共产党员、地下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路人、机会主义者（为谋求私利而支持共产党者）、上当受骗者。[16]其实，除了极少数极端邪恶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绝大部分的共产党员又何尝不是上当受骗者？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个美国人之一，本身就是共产主义活动家。他对十月政变的记叙，并非对事件的客观报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斯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来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谈话就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轻、轻信的斯诺被老谋深算的中共当成一个工具使用，把精心编织的谎言传播到全世界。

别泽门诺夫回忆了自己作为克格勃特工期间，是如何接待来访的国外“友人”的。他们的行程都是苏联情报部门安排的，参观访问的教堂、学校、医院、幼儿园、工厂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经过培训，确保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他举过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家主要杂志《看》，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图片和文字，都是苏联的情报机构为其准备的。记者不加甄别地在美国发表，帮助苏联欺骗误导美国民众。别泽门诺夫说，很多记者、演员、体育明星到苏联参观访问，受到蒙蔽和欺骗，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饶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为了个人的身名利益，罔顾事实，配合苏共编织并传播谎言，是彻头彻尾的道德堕落。[17]

弗莱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中，分析了为什么往往是一些家境优裕的年轻人倾心共产主义。他列举了四个理由：第一，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义哲学﹔第三，知识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知识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一知半解，在反权威心理的驱使下，反感一切关于传统、权威、民族文化的“说教”，最容易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受害者。“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个人都有一种宗教冲动，想要为了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标而努力。但是学校灌输的无神论和进化论使其无法从传统宗教中得到满足，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类”的说辞乘虚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识份子容易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欺骗，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深刻地指出，20世纪的知识份子一方面严厉批评传统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国家的暴政和杀戮高度容忍、视而不见。他认为，这些左派知识份子虚伪、独断专行，并富有非理性的狂热，他们把左派意识形态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一书中，分析了从卢梭以降十几位知识份子的生平和激进的政治观点（包括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约翰逊发现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19]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知识份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识份子的理智的狂妄。

这几位学者的分析各有见地，但我们想指出知识份子容易受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人类社会的传统文化，由于其有违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发推演出来，只能从外部灌输。在无神论、唯物论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背离了对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学和人的所谓“理性”，轻易地成为魔鬼意识形态的俘虏。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开始大规模入侵美国教育，加上左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教育的白痴化及很多年轻人沈迷于电视、电脑、网路、社交媒体、电脑游戏，在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轻一代很多人变成了知识贫乏、视野狭窄、缺乏责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经过几代人的灌输，被彻底洗脑的人，即使见到、听到真相，也会用扭曲变异的思想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共产党谎言形成了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薄膜，让这些人与真相绝缘。

魔鬼为了欺骗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无知、自私、贪婪、轻信这些人性的弱点，同时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义和对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这是最可悲的。其实，共产党国家并不像那些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样罗曼蒂克，如果他们到共产党国家真实地生活一段时间，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旅游，他们自己就会发现这一点。

*****

共产主义魔鬼对西方的渗透呈现出极为复杂多样的面貌。只有从具体现象上超脱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实面目和真实目的。

魔鬼能够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远离了对神的信仰，放松了道德的约束。只有回归对神的信仰，净化心灵，升华道德，才能摆脱魔鬼的控制。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回归传统，魔鬼将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1]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DL_Adams/Playboy_Interview_with_Saul_Alinsky/.

[2]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6, 16.

[3]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4]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42-43.

[5]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6] 同上。

[7] 以下分析参考了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8] David Horowitz and Richard Poe, The Shadow Party (Nashville, Tennessee: Nelson Current, 2006), Chapter 6 “Strategy for Regime Change.”

[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10]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11]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1-5.

[12] “Antifa protests mean high security costs for Berkeley Free Speech Week, but who’s paying the bill?” Fox News, September 15th,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09/15/antifa-protests-mean-high-security-costs-for-berkeley-free-speech-week-but-whos-paying-bill.html.

[13] “Penn Law professor loses teaching duties for saying black students ‘rarely’ earn top marks,”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5, 2018,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law-professor-upenn-loses-teaching-duties-article-1.3876057.

[15]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J. Edgar Hoover, Masters of Decei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81-96.

[17] Tomas Schuman (Yuri Bezmenov), No “Novoste” Is Good News (Los Angeles: Almanac, 1985), 65-75.

[18]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4-52.

[19] 例如，约翰逊指出，法国共产主义者、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利己主义者”。参见：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225.

（责任编辑：王馨宇）

(来源: 大纪元)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7)：渗透西方(上)

退伍老兵到地獄走一遭的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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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退伍老兵二零一一年遇到的事

文: 成德富寫、同修幫助整理

我叫成德富，是重慶市墊江縣桂溪鎮人，家住墊江縣城白銀路，今年七十五歲了。一九六五年十月到38軍114師42團當兵。當時部隊駐地在東北，由於那時中國和蘇聯關係緊張，部隊時刻處於戰備狀態，我們排守衛的彈藥庫、糧庫等要地都是二十四小時站崗，零下三十多度也不例外。我由於長期站崗，吃的高粱飯都是冰冷的，導致嚴重的胃病。

一九六七年，部隊調防到北京附近擔負守衛北京的任務。我所在團奉命參加天津海河疏濬工程。時值冬天，零下二十幾度，只穿著背心內褲幹活。為了禦寒，幹活前部隊要求喝放了很多辣椒的高粱粥，又辣又燙，喉嚨被損害的很嚴重，後來發展到喉部化膿封喉，奄奄一息之際，連長不但不安排住院治療，還故意剋扣我的口糧，每頓只給很少的飯吃。幸虧一個參加過長征的老軍醫巡診時救治，否則我就必死無疑。喉部手術導致我一直說話吃力。同時因為我勞動從不偷懶，一直都是非常積極賣力的幹，身體因為受凍和勞累過度，染上了很多病：風濕性關節炎、鼻竇炎、支氣管炎、肩周炎、胃病、神經官能症等，胸口像有一塊石板壓著，非常難受。

轉業後到煤建公司上班，出差時發生嚴重車禍，司機當場死亡，我的頸椎和腰椎嚴重受傷，股骨骨折，還有腦震盪。這真是雪上加霜，原本疾病纏身的身體更加虛弱了。我一直處於難以名狀的痛苦中。我到處尋醫問藥，花了不少錢，各種氣功也練過不少，可沒有甚麼用。

幸運的是，一九九七年一個朋友介紹我去學法輪功。我才學了兩天，全身的疾病就不見了，感覺身輕體健，以前的所有難受症狀沒有了，我心裏無比感激法輪功師父。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一夥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我因為在八十年代曾經舉報過當時的公安局長張某等人貪贓枉法，此時升任政法委書記的他利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機會對我進行報復。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把我抓進看守所，還指使警察和死刑犯把我往死裏整，之後送進重慶西山坪勞教所殘酷迫害。好不容易從勞教所回家後，我又被他們抓進所謂的學習班關押。

我妻子兒女無法忍受這樣的騷擾迫害，紛紛離我而去。離婚後，我又找了一個老伴。我們一起生活了兩年多。我在沉重的壓力和打擊下，逐漸放鬆了修煉，也不怎麼煉功了，只是偶爾深更半夜的時候煉一下，導致原本健健康康的身體再次出現了一些病狀。

二零一一年七月，墊江公安局國保大隊幾個警察多次到我家對我恐嚇騷擾，對我和老伴強行拍照，並威脅說過幾天縣裏要辦學習班，我必須得去參加。

老伴從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這樣幾番折騰，弄得她非常恐懼、害怕。二零一一年八月，她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背著我就寫了離婚書，然後交到法院就不辭而別，離開了我。我心裏著急，幾天吃不下飯，只喝一點放了鹽的涼開水。

我決定到她的老家周家鎮去找她。沒有找著，失望的坐上了回墊江的客車。傍晚六點左右，客車剛開過一個叫峽口的村子，我突然感到胸口處被人拍了三下，然後感覺兩個人擰著我的肩膀在往前面走，速度非常快，只聽得風從耳邊過。

過了一會兒，聽見有人喝令：「到了。跪下！」又聽見另一個稟報說：「王爺，您要的人抓來了。」王爺說：「你抬起頭來。」我抬起頭來看到台上坐的人，頭戴皇冠，身穿淡色袍服，像皇帝一樣。我問：「你是閻王嗎？」他回答道：「我就是閻王，這裏就是地獄，人世間的人不相信有閻王、有地獄，敢胡作非為，你相信嗎？」我說：「我已來到地獄，還不相信你就是閻王嗎？」

閻王問我：「你叫甚麼名字？」我答：「我叫成德富。」閻王又問：「多大歲數？」我答：「六十六歲。」閻王自語：「不對。」閻王又問我是哪裏人。我答：「墊江縣人。」我給閻王補充說：「我的姓是成都的成。」閻王大聲說：「抓錯了。第二班快去湛江抓那個四十歲罪大惡極的陳德富。那個陳德富才是陽壽已到、該抓之人。」原來抓我的那兩個差役聽錯了，把湛江聽成了墊江，恰好我的名字又和湛江那個陳德富幾乎相同。

閻王翻了一下案桌上的一個大本子（大概是生死簿），往後翻很多頁才說：「是這個。」閻王笑著對我說：「抓錯了，你是我請來的貴客，你早就在地獄除名了，不屬於我管。」我問：「那我歸誰管？」閻王手向上指說：「你歸上面管。」我突然想起我修煉了法輪大法，大法師父曾經在講法當中說過：「我把大法弟子每個人都在地獄裏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裏的名冊中有名。」[1]

閻王說：「你既然來了，不妨參觀一下再回去。你回去要做三件事：一、你回去告訴陽間的世人，閻王、地獄是專管懲治惡人、壞人的，善惡有報，做了壞事惡事是一定要遭報應的；二、你是有任務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三、你把我說的和在地獄看到的一切告訴陽間的世人，前面做錯了改好了就好，不要再繼續做惡，給自己留下個好的未來。你一定要記住！」我回答：「記住了。」

然後，閻王說：「讓這兩個差役帶你去看在陽間做惡後，到陰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場景。時間緊，十八層地獄你沒有時間去看了，就看一看最輕的刑罰吧。」

於是兩個差役帶我到了奈何橋，看到橋下萬丈深淵，橋又窄，我不敢過，兩個差役扶著我，這才戰戰兢兢的過了奈何橋。差役說：「因為你是我們王爺的貴客，我們才這樣對你客氣。如果是那些在陽間做了惡事來受刑的，哪管你怕不怕，鐵鏈子套著，一拉就過來了。」

走過奈何橋，差役叫我抬頭看血海，抬頭一看可把我嚇壞了，一望無邊的血海裏全是人，多數都是穿官員服裝和公檢法司等穿著各種制服的人，也有穿各種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全被血水泡著。人們被鱷魚、毒蛇、獅子等各種食肉動物撕咬著頭，咬著手和腿，撕著肉吃，各種哭叫聲、知錯的求饒聲，淒厲悲慘的景象驚心動魄，真是太可怕了。我目瞪口呆的盯著那一望無邊的慘景。

差役拉我說：「快抬頭往這邊看。」我回過神來看這邊，更可怕的場景在眼下：一個一望無邊的廣場上擺著各種各樣的刑具，刑具多得一眼看不到盡頭，每個刑具都有人在受各種刑。我看到的第一個大刑具上綁著一個又高又胖的人，像個當大官的。他左右兩邊，一邊一個刑役拿著割肉大刀，各自手裏拿著一塊肉。我問差役：「這是為甚麼？」差役說：「這人是當官的，貪污受賄，不知貪了國家老百姓多少錢，到地獄後割肉來還。」我說：「還得清嗎？」差役說：「都能還清，不還清就放過就會說閻王不公、徇私，閻王都要受上天懲罰的。」

接著受刑的是四個分別穿著四種執法服裝的，頭戴著（中共）國徽帽，並排著反綁在一個刑具上，一根鋼钎橫穿四人的腰部，一邊一個刑役，將鋼钎一推一拉，四個人的慘叫聲太淒慘，滿地是血。我問他們為甚麼受這個刑。差役說：「執法人員應是懲惡揚善，他們卻是相反，拿人民的錢，為貪腐權勢，善惡不分，專害好人，執法犯法，血債累累，冤害了不知多少好人，下地獄就用這種酷刑償還被他們冤害的人，一推一拉還一個受害者。」

我又看到另一個刑具上綁著一個不胖不瘦的人，一邊一個刑役各拿一把小刀，手裏拿著割下來的一塊小肉。陪同我的差役解釋說：「這是做生意的，哄抬市價，缺斤少兩，量尺少寸。人間說：螞蟻過路都要抽一隻腳，就是這種人。剋扣了多少人，佔了別人多少便宜，就得割多少肉來還別人，一個不能欠。」

再一個刑具是一男一女面對面綁在刑具上，兩個人的臉都是上半部臉被割了，肉皮耷拉下來蓋住下半部份的臉，相當嚇人。陪同的差役解說道：「這兩個是在陽間亂搞男女關係的，通姦，兩個人都不要臉，都無道德。」我正想問下一個刑具上腳朝上、頭朝下倒吊著的人是犯了甚麼事，差役拉我快看前面。

我抬頭往前一看，不禁大吃一驚。一望無邊的人排著隊，排成很多行，每行前面一張桌子，兩個差役，一個低頭在寫，一個在調整隊形。第一行都是當官模樣的人，個個愁容滿面，眼淚汪汪；第二行是頭戴（中共）國徽，穿著各種執法服裝，應該是公檢法人員，個個都是很後悔的樣子；第三行是都打著領帶、公務員服裝的人；第四行是穿白衣的醫護人員；往下還有很多行，後面排隊的人望不到邊，我正想問差役：這些人為甚麼來這裏？閻王說：「時辰已到，我跟你說的三件事你記住沒有。」我答:「全記住了。」閻王說：「快回去。再不回去就晚了。」

兩個差役將我托起一甩，我怕自己被甩到受刑的廣場上去，我大叫一聲「哎呀！」同時我聽見有人說：「他活過來了。」我慢慢睜開眼，我問：「這是甚麼地方？」醫生答：「這是縣醫院急診室。」他們都問我：「你大叫甚麼？」我說：「我剛剛到地獄去了一趟，看到地獄的一切都害怕。」司機說：「你快快講給我們聽。」

我把閻王講的三件事和見到的一切都講給他們聽了，然後我問：「我明明在車上，怎麼在這裏來了？」售票員說：「我看你突然滿頭大汗，臉色大變，人往下縮（方言，就是坐不住，往地上倒的意思），我趕快叫人把你按在椅子上。然後我叫駕駛員中途不要停車，不再上下客，趕快送你到醫院。駕駛員按著喇叭急速開車。我跟乘客說，先把你送到醫院，再送他們回來，大家都同意，五分鐘內就把你送到這裏。送回乘客，把車子開回家後，我們搭出租車來看你，發現你還是一點氣沒有，氧氣也沒有動，輸液也不滴，醫護幾次催送你到太平間，我們不同意。我和駕駛員商量了，等到十一點還不醒，我們再把你送去太平間。」我說：「謝謝你們四位救命之恩。」

我問幾點了，醫生說晚上十一點了。我說：「你們太辛苦了，我請客，每人二十元辛苦費感謝你們，藥費我明天來結賬。」我去了趟廁所回來，拉他們去飯店，醫生說：「我跟護士商量了，氧氣沒動不收錢，點滴幾元錢我包了，二十元辛苦費就免了，吃夜宵更是免了，我聽閻王的，今晚算我們第一次做好事，我們謝謝你的誠意。」他還笑著說：「閻王的貴客，後會有期。」說完，他們倆就回值班室了。

駕駛員拉著我到外面，對我說：「今晚我們就算第一次做好，謝謝閻王的貴客給我們講了地獄的所見所聞，多做好事，不做壞事，爭取到地獄不受罪，二十元和吃夜宵都免了，到此告別。」

售票員和司機離開我時，我流下了眼淚。看著他們倆消失在夜幕中，知道他們明白了真相都能做好人。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洛杉磯市法會講法》

(明慧網)

 

科學與預言交匯：特大瘟疫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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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不安的2020庚子年已到了歲末，人類即將迎來前途未卜的辛丑年。目前，無論是現實中瘟疫的走向與科學家的警告，還是古今預言的警示，都一致地指向了人類即將迎來更大規模的瘟疫。

人們普遍關心的是，當大疫來襲時，自己應該怎樣避禍就福？我們可以從當今的疫情形勢、各種預言的啟示，看清瘟疫的走勢，並從科學和預言的交匯點上，一起來找到避疫良方。一、變異病毒極具傳染力　新毒株已「失控」

2020年12月21日，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表示，新冠病毒（武漢肺炎、中共病毒）發生了變異，並已「失控」。他警告人們，所有人都必須像自己感染了中共病毒一樣小心。

儘管全球數十個國家對英國實施了旅行禁令，但仍然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發現了中共病毒的變異毒株，包括歐洲的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傳統大國，北歐的所有國家，亞洲的中國、日本、印度、香港等，大洋洲的澳洲、新西蘭，北美的美國、加拿大，南美的巴西、智利等。

1.英國境內的變異病毒傳播速度有多快？

從英國疫情走勢來看，病毒在2020年12月中下旬急劇的加快了肆虐的步伐，到1月初疫情仍在不斷加速擴散（圖2，左）。截至1月5日，英國已經連續8天單日新增病例超過50000例。考慮到日均檢測量所限，實際感染人數恐遠不止於此。

在過去一年中，英國累計感染中共病毒的曲線圖呈上拋物線狀，在12月份出現了加速度的新「拐點」（圖2，右）。

圖2：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1月3日，英國每日新增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曲線（左）；從2020年1月27日起，英國累計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曲線（右）。（數據來源：WHO官網）

我們可以再換個角度感受下變異中共病毒的蔓延速度：從2020年1月27日英國首次發現中共病毒到7月27日，這六個月中，英國累積感染人數為30.1萬；而從2020年12月29日到2021年1月3日，這六天中，英國累積感染人數就高達31.1萬。

2021年1月4日晚上，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宣布英格蘭再次進入全國範圍的封鎖，預計將持續到2月中旬。

2.德國的染疫死亡人數暴增

2020年歲末，德國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呈暴增趨勢（圖3）。12月1日至12月31日是德國疫情爆發以來死亡率最高的一個月，超過16000人死於這次瘟疫。

其中，12月29日，德國單日死於新冠的人數超過1100例，創下了單日死亡人數新高。相比之下，德國在6月、7月、8月與9月這四個月的累積死亡人數大約只有1000例。

圖3：2020年8月至12月，德國每週新增新冠病毒死亡人數曲線。（數據來源：WHO官網）

12月26日，德國為首批民眾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截止2020年底，德國共有13多萬人接受了疫苗注射。德國政府因無法及時採購充足的疫苗而遭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而法蘭克福大學病毒學教授西塞克（Sandra Ciesek）則警告人們，切莫誤以為接種疫苗就能夠很快壓低因冠狀病毒而導致的死亡人數。

3. 年輕人成為易染群體、重症率高

2020年12月下旬，英國政府科學諮詢小組成員弗格森（Neil Ferguson）說，有跡象表明，變異後的冠狀病毒感染了更多的15歲以下的人。

無獨有偶，南非衛生部長穆凱茲（Zweili Mukez）也表示，在南非的變異毒株引發的第二波中共病毒疫情中，更多的年輕人被感染，而且年輕人更容易發展為重症。

隨之，世界各地陸續爆出年輕人因感染中共病毒死亡的案例。

12月26日，美國紐約上州年僅四歲的幼童夏維爾（Xavier M.Harris），因感染冠狀病毒不治身亡，成為當地染疫死亡的最年幼患者。

12月28日，日本媒體報告了第一位死於中共病毒的國會議員──羽田雄一郎只有53歲，他是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的兒子。他在12月24日出現了感冒、發燒等症狀，還沒來得及檢測，27日就被送往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

12月29日，一位年輕的美國議員萊特洛（Luke Letlow）感染中共病毒去世。萊特洛只有41歲，生前剛剛當選，還未來得及宣誓入職就離開了人世……

二、科學界與預言界同預警：更大瘟疫在後頭

1.來自科學界的警告

根據世衛在2020年12月底發布的消息，WHO的緊急衛生計劃執行董事瑞安（Mike Ryan）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現在的瘟疫不是最大的。

瑞安表示：「這個病毒傳染性很強，很多人得病死去了，但是目前此病的死亡率相對其它可怕的疾病來說還是很低，這對我們應該是一個警告。」 他還說：「下波的大瘟疫或更加嚴重……威脅將繼續存在。」

美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主任福西（Anthony Fauci）警告，他預計未來冠狀病毒的肆虐會更加激烈，美國未來幾週「情況會越來越糟糕」。

此外，「美國前線醫生」組織（American’s Frontline Doctors）的成員烏索（Richard Urso）醫生警告說，當前世界各地出現了多個中共病毒的變種，會帶來「引發致病性」，從而使人們在接種疫苗後死亡率更高。

2.根據目前的疫情走勢，尋找歷史經驗

上文提到的，無論是變異病毒在英國的疾速蔓延，還是德國「暴增」的中共病毒死亡率，以及病毒對年輕人的感染率和致死率的明顯提高，這次中共病毒的二波瘟疫彷彿百年前歷史的重演。

1918年春，西班牙流感剛爆發的時候，與一般的流感別無二致，因此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重視。然而，同年的秋冬季節，當變異後的二波流感瘟疫反撲的時候，形勢就有了霄壤之別了。

發生變異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以劇毒毒株的形式出現，傳染性急劇飆升，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蔓延到世界各地，不少較為偏遠的地方也沒能倖免。而且，變異的病毒致死率也暴增，致使患者在短時間（數小時至數天）內便死亡。

而且，西班牙二波瘟疫主要瞄準了年輕人，奪走了大批掙錢養家的青壯年人口，遺下無數孤苦伶仃的老年人……

3.古今、中西方預言不謀而合，直指更大瘟疫

《黃帝地母經》，簡稱《地母經》，是一種預言詩，千百年來在中國民間廣泛流傳，能夠預言時運的興衰、農作物生產、以及家畜的情況等。

對於2020庚子年，《地母經》提到「更看三冬裏，山頭起墓田」。這或許意味著庚子年歲末，會有很多人死去。而對於2021辛丑年，《地母經》則直曰「人民留一半」，慘烈程度可謂驚心。

《諸世紀》是十六世紀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留下來的預言名著，曾準確預言了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的興起、希特勒與納粹的出現、馬克思與共產主義對人類的肆虐、以及九一一事件等。日本學者五島勉在統計後表示，《諸世紀》預言的應驗率高達99%。

對於2021年的瘟疫，諾查丹瑪斯的預言與《地母經》有很大的相似之處。《諸世紀》曰：「留不下多少年輕人，一開始就死一半。」（Few young people：half-dead to give a start）。這裏還特別提到年輕人會成為主要受災群體，與當前變異冠狀毒株的特性相吻合了。

2019年8月曾準確預言中共病毒的印度神童阿南德（Abhigya Anand），在2020年11月上旬再度發布短片，對未來展開新的預言，他說，各種大災難（流行病、中共病毒二波瘟疫、疫苗出問題、經濟崩盤等等）將來臨，並且大多數災難會在2021年2月之前便顯現出來。

拿督鄭博見（Dato Anthony Cheng）是馬來西亞玄商導師，他過去針對2020年的多項預言基本都已成為現實，包括類SARS肺炎疫情、經濟下跌、裁員危機等。針對2021年，鄭博見認為中共病毒將發生變異，受災人數將驟升，而且可能出現其它類別病毒，與現有病毒一起對人類生命構成雙重威脅。

三、科學與預言的交匯處　避疫良方顯現

1.科學發現對避疫有何啟示？

全球疫情大數據的統計分析顯示，瘟疫好似有眼睛，在世界擴散的路徑有跡可循──總是沿著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國家、城市、組織和個人一路傳播。而且越親中共，疫情越嚴重。

首個加入中共「一帶一路」全球計劃的意大利，在中共病毒爆發後成為歐洲首個遭受重創的國家，而疫情下的大政府思想又使得意大利的經濟受到重創。伊朗充當了中共滲透歐亞非的戰略樞紐，瘟疫爆發後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國被中共滲透最嚴重的紐約州與加州，成為美國疫情最為嚴重的兩個州。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多個國家都以不同的形式親共，目前深陷中共病毒的泥沼。相比之下，反共的台灣雖鄰近大陸，未禁足、沒有喊停經濟，卻維持著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不僅如此，統計數據發現，造成這場世界性瘟疫的中共病毒甚至能識別人的「政治面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往往代表不同的親共程度。

一份中國大陸某單位內部的2020年2月死亡名單統計表顯示：該單位中共病毒死者當中，中共黨員的比例高達88%（圖4，左）。而且死者年齡分布均勻，年輕人佔了將近一半。2020年3月，網絡上廣傳的另一份內布名單顯示：死於冠狀病毒的317人者當中，中共黨員高達200多人。有資料顯示，每100個中國人中平均只有6、7個黨員（圖4，左），從中共內部的死亡統計看，冠狀病毒對「政治面貌」的定向特性相當突出。

無獨有偶，在美國，親共、熱衷於搞社會主義、大政府、統治全球的州被稱為藍州，而拒共，珍重家庭、信仰等傳統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州，被稱為紅州。美國的一項疫情數據對比顯示，2020年5月1日至11月11日期間，中共病毒在藍州的致死率長期高出紅州1-2倍。（圖4，右）

圖4：疫情數據分析發現，冠狀病毒定向性強，主要瞄準共產主義份子、社會主義份子，以及思想或行為親共者。

2.古今中外著名預言家的建議

中華傳統文化中，人們普遍認為瘟疫是由瘟神帶來的，是對人間的清理和懲罰。西方文化（如《聖經》）中認為，瘟疫是神對「人背叛神」的懲罰。因此中西方傳統文化都認為瘟疫是長眼睛的。現代科學的大數據分析與之相吻合。

諾查丹瑪斯在預言中告誡人們，共產黨是魔鬼在人間的代理人，大災難是神在人間淘汰惡人、不信神而與魔鬼為伍的人。諾查丹瑪斯提醒人們，避開劫難的關鍵在於遠離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

既然瘟疫直奔中共與親共產主義者而來，那麼遠離中共，遠離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大政府、全球化思想就是避疫的關鍵。截止到2021年1月初，已有超過三億七千萬的中國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及其附屬組織）；修煉界認為，這些人不但擺脫了對中共的恐懼，而且極可能斷絕了瘟神的追殺，成為中國人中的倖存者。

明朝開國宰相劉伯溫在《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中精準的預言了中共病毒爆發的時間和地點，「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冬十月間」（二零一九年冬天，陰曆十月對應陽曆十一月），並用字謎的方式，把劫難中保命的護身符也點出來了：「七人一路走，引誘進了口」（眞，古代「真」的寫法），「八王二十口」（善），「三點加一勾」（忍）。

印度神童阿南德則反覆提醒人們，躲過瘟疫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信神。

我們看到，所有預言和警告的核心都是信神向善，而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是撒旦教徒中共是最反神的，強制並誘惑人們跟緊「無神論」。因此，要想真正信神，首先就不能再與中共有任何苟合、勾兌，更不能繼續作為中共實體的一分子而存在。

結語

目前有不少大陸的朋友還停留在慣性思維中，誤以為老人才是易感人群，對當前變異病毒的「失控」未有足夠重視。再加之中共對疫情的信息控制，導致很多人掉以輕心。一旦人們能靜下心來好好瞅一瞅，就會發現巨大的真相已在眼前。

也有不少朋友受中共無神論洗腦灌輸的毒害，或許覺得預言與信仰並非科學範疇，因而冠之以「迷信」，從而一葉障目。其實，預言與科學並不是對立存在的。恰恰相反，很多預言展現出的古老智慧，是現代科學遠遠未能達到的程度。

愛因斯坦曾說過一句名言：「當科學家登上一座高山後，卻發現神學家早就坐在那裏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和牛頓都走向了宗教信仰。

目前，無論現實形勢、科學家的警告，還是古今中外預言的警示，都交匯在庚子年（2020）與辛丑年（2021）的巨大轉折點上，直指更大規模瘟疫即將到來。

希望所有有緣人都能儘快從心底裏摒棄中共、敬天信神，從而平安度過大疫劫難。

(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