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5日晚，澳洲坎培拉部份法輪功學員在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外舉行紀念法輪功「4.25萬人上訪」13週年燭光守夜活動，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呼籲人們在這歷史的關鍵一刻，做出正確的選擇。
法輪功學員魏女士在發言中表示：「這是一個必須進行選擇的年代。善與惡、正與邪之間的選擇，決定著生命的根本和永遠，也決定著這個世界上的任何群體、黨派 和政府的命運。選擇了道義良知，會得到上天的眷顧，選擇與邪惡為伍，將遭到應有的報應。『4•25』，這個人類歷史上不可磨滅的標記，更證實了選擇正信的 力量。歷史的巨變即將到來，正確的選擇，靠的是得知真相，靠的是精神覺醒。」
當時中共大使館內走動的人員也在大門口處。透過麥克風，她的發言平和有力，聲聲迴盪在中共大使館前。
「你們要想要人，去北京，天津市委不解決」
1999年4月11日，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發表了一篇《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其作者是前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何祚庥。許多天津法輪功學員讀過後，感到何誹謗法輪功、誤導輿論，誣陷之意十分明顯，於是數千名法輪功學員不約而同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
參加當晚燭光守夜活動的陳女士，曾是天津事件的親身參與者，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因為這篇不公正的報導，他們前往天津教育學院請願，「1999年4月 23日我們在天津教育學院，晚上8點左右，開進來四五輛軍隊卡車，車上裝的都是武警，荷槍實彈，一進來他們就把教育學院的大門『嘩』一下給關上了，上來就 打啊，在大院裏打人抓人。當時我在場，盡聽他們打，被打的一個聲音也沒有。他們抓了45個人，跟我們一起去的老鄉，他是開車的，他也被抓走了，打得我們只 揀到他的一只鞋，人被他們掠走了。當時我們很害怕，不知道咋回事。」
「沒有司機咋回家啊，沒法回家了。我們就從教育學院走路去天津市委抗議，找市委去要人。我們大概有幾千人遊行去市委抗議，這時已經是23日深夜。我看到一 路上都是警察，他們把路都給戒嚴了，路兩邊的食品店、小店都被強行關門，不讓他們看。市委大樓路邊有居民區、小商店，警察就把那些商店的人都趕走，他們進 到商店裏面，抓住人，就帶過去問。當時我正站在市委大樓附近等待市委答覆，就被旁邊的警察給掠過去了。他們有四、五個警察，問我，你來幹甚麼，甚麼目的？ 我就跟他們說，因為何祚庥他公開攻擊誹謗法輪功，你這是錯的嘛，我們來教育學院就是說這個事的，結果我們來這，是因為你們逮人了，我們回不去了，司機讓你 們給抓走了。當時我很緊張，不知道這到底是咋回事。我們沒有任何錯，就是想把問題解決了。國家咋這樣兒？強不講理嘛。這麼多的警察，還用武警來打我們。」
陳女士表示，「大家遊行到市委要求答覆，市委後來出來一個人說，你們要想要人，去北京，市委不解決。」
「如果時間倒流，那一天我還會在那裏出現」
清華大學畢業的李女士也參加了當晚的燭光守夜活動。13年前，她剛從大學碩士畢業留校一年，那一年4月25日，她是和平上訪的萬名法輪功學員們中的一員。 這之後，在中共對法輪功的邪惡迫害中，她年輕美好的生活一下子破碎了。她被校辦企業領導、學校領導多次找去談話，曾被三次抄家，兩次被抓，第二次她被抓進 北京清河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一個月。
她這樣向記者講述13年前的那次決定，「我知道天津抓人打人這個事情，同修也沒多講，就是說大家願意去就去，我們那裏也有沒去的。我們一行四個人去了，當 時就是很單純的想法，就覺得應該在那。我們年輕人思想都很簡單，覺得應該是責任吧。我那時也沒經歷過文革，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如果時間再回過去，就是你 經歷過這種政治運動之後，你覺得還是應該那一天在那裏出現。」
參加當晚燭光守夜活動的魯女士也是1999年「4.25」的親歷者。她向記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況：「4月24日因為聽同修說，天津有學員被抓起來了，還挨打 了。當時就想，這事情不對啊，煉功人是按著真、善、忍做好人，不應該被抓起來，可能是政府不太瞭解，那我們就告訴政府真實的情況吧。其實就是很簡單的想 法，我聽說了，我就去了，來不及告訴別的人，匆匆忙忙的，衣服都沒來得及換。我是和父親一塊去的，我們從瀋陽坐車，25日早晨到的北京車站，然後再去國務 院信訪辦。當時已經有很多人了，我們就往前走，找到一個地方可以站人，我們就站在那了。後來聽說朱鎔基總理要接見學員，要求派幾個學員代表進去，我們還左 顧右顧，看選誰去呢。我從上午站到晚上，站了一天。我還看到每隔一個地方還有幾個警察。那麼多的同修，大家都很安靜，很平和，那種正的能量場非常強，感到 很壯觀，很神聖。中共說『衝擊中南海』是胡說，我自己親身去過，根本就不是『包圍』，也不是『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