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發

山東大法弟子 【光明網 2006年11月12日】 2004年夏天我正在上班，下午2：00左右突然肚子一陣痛，過了一會痛的更厲害了，站都站不住了。我心裏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趴下，念一出，好過了一點，堅持到下班。回到家更厲害了，感覺有一隻手伸到肚子裏，抓出一把東西似的。去廁所，便出的是鮮血。我沒有害怕，也沒有想到是病，更沒有想到「死」，心裏很靜，沒有任何雜念。第二天中午痛的好了點但還是便血，直到第五天才止住。事情過後，一天我做了一個夢： 在一個空間裏，有一個高臺，上面有幾個座位，上面坐著大法弟子，我也坐在上面，高臺下週圍有數不清的眾生，默默的看著高臺上發生的一切。在人的空間中，高臺上的弟子有的出現了病業的反應，一會認為是消業，一會認為是病，病業反應的越來越厲害，最後上醫院，把自己完全當成了常人，不長時間去世了。在另外空間，弟子並沒有真正死去，這時全明白了，羞愧的無地自容。高臺下的眾生看到了整個過程，一思一念都在那擺著。前一段時間在我身上都出現了，所思、所想、所做。在痛的厲害時，組織這場迫害的舊勢力真的伸進去一隻手用力一抓，抓出一把內臟，當時我想「有師在有法在，什麼也不怕」。堅定的正念一出，法輪自動修補，缺什麼補什麼，完好無損。高臺下的眾生看的目瞪口呆，見證了大法的神聖，從心裏感覺大法的美好，舊勢力佩服的無話可說，眾生散去。 從這件事情，我看到了我們平時的一思一念，眾生、眾神都在看著。平時我們靜心學法，到關鍵時候我們才能破除舊勢力的安排，讓眾生得救。 由於自己還有很多人心沒有去掉，怕別人說自己有顯示心，還有沒修去的惰性，一直沒有寫出來。層次有限，請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網)(http://www.xinguangming.org)     

李琪兒（加拿大） 光明網 2006年11月9日】 師父《在加拿大法會上的講法》中提到，現代人類的科學是外星人操控下的產物，而且外星人為了得到人體早就做了系統的安排。這都是千真萬確的。我在未得法前，曾親身經歷了與UFO的對峙，那種強烈的沖擊與恐懼歷歷在目。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還在上中學，因為對自然科學很感興趣，所以自己平時很喜歡翻閱這些書籍與雜誌，還經常研究未解之迷是怎麼回事。 一天晚上八點多鍾左右，我和一個同學爬上了當地最高的樓頂，我答應教他如何認識星座。我們坐了不一會兒，看到一個很亮的飛行物從東往西呈「之」形飛行，速度之快決不是人造飛行物所能比的，僅二十幾秒已經飛到我們的正前方，我知道那就是被列為未解之謎的UFO（不明飛行物）。我緊盯著它，它瞬間停住了。我突然感到它在看著我，而且它知道我也在看著它。那種感受無法形容，就是很清楚的感覺到自己正在被一群另類生命注視著。這種對峙持續了十幾秒，這十幾秒裏，我卻感到象是十幾分鐘。之後，它又開始移動了。然後，它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突然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而我的同學卻什麼反應也沒有，什麼感覺也沒有，象什麼也沒發生一樣。我再也沒有心情教他認星座了，趕緊回家了。回到家之後，那種恐懼並沒有減少。我把門、窗都關牢了，生怕什麼東西會進來。 從那以後，我晚上睡覺，在半睡半醒中會看到自己身邊站著幾個外星人。它們圍著我，我感到自己就像獵物一樣被盯著。有時哪怕是白天，我也會感到莫名的恐懼，總感到自己被什麼生命注視著。那時起，我真的知道另外空間與另外空間的生命是真的存在，並不是迷信，衹是用人類現有的知識解釋不了。 一九九三年我喜得大法，那種困擾與恐懼消失了。晚上睡覺再也不用擔心身邊是否站著外星人了。有幾次在半睡半醒時很清楚的近距離看到了另外空間停著的飛碟，看到了裏面的外星人，但一點兒也不害怕，因為我知道自己已經是大法的弟子，有師父保護，而且它們再也不敢靠近我。 李洪志師父在講法中不只一次的講過外星人對人類所犯下的罪惡，正法中都在清除著它們，不管它們躲到哪裏，都逃不過正法的清理。 二零零三年夏天，晚上九點左右，我在房外的草坪上散步，當時衹有我一個人。我低著頭一邊踱步一邊思考問題，不經意一抬頭，發現一個飛碟正搖搖擺擺的向我飛過來，它飛的很低，竟然一點聲音都沒有。從它飛的搖搖擺擺中能看出來它快沒有維持的能量了，顯的很虛弱。它離我越來越近。我突然明白自己作為大法弟子身上帶著超常的能量，而它之所以虛弱是因為它從宇宙中采集不到維持的能量，也不允許這些邪惡的外星人再從宇宙中采集能量了。它們正處在正法的清理中。眼下的這個飛碟正在做垂死掙扎。這個飛碟看到了我帶的能量這一部份（它也衹能看到這一部份），打起了我的主意，竟然不顧一切的沖著我過來，儘管它已經很虛弱了，但虛弱中帶著猙獰。眼看著它快速的沖過來，我當時來不及細想，心裏叫了一聲「李洪志師父」，剎那間，我看到師父的法身一揮手，這個飛碟消失的無影無蹤，我知道它已經徹底的從宇宙中被清除了。 寫出這些親身經歷，是想告訴人們，李洪志師父講的法都是真的。其實，如果沒有李洪志師父傳大法，救度世人，恐怕真正的人類早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人體窺視已久的邪惡外星人。人類的科學技術是外星人操縱下產生出來的，那外星人的科學技術比人類一定是高出太多了。就連外星人因對人類所犯下的罪惡，都逃不掉正法的清理，更何況是對大法與大法弟子犯下大罪的惡人，你又能逃到哪裏去？ 也衹有李洪志師父慈悲人類。末劫時期，其它空間的高層生命根本就不把人當回事，說毀掉就毀掉了。那些「與天鬥，與神鬥」的惡黨邪靈及其頑固分子迫害法輪功，根本就不知道其下場將會是什麼。如果其知道迫害大法與大法弟子會是什麼下場，就是打死它，它也不敢迫害大法與大法弟子了。(明慧網)(http://www.xinguangming.org)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七：生活中的黨文化（下） 【光明網 2006年11月8日】 目錄：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5．抗旱、抗洪、戰天斗地，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鬥爭觀念 ========================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 黨文化無處不在的一個具體表現是，除了完全佔據政治、經濟等公共領域外，還全面介入一向被認為是百姓個人領地或隱私範疇的家庭生活。結不結婚、跟誰結婚、生幾個孩子、何時才能生，黨一概要管，而且是動用一切國家暴力機器來管。 夫妻本是姻緣所致，戀愛和婚姻是人類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話題，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棲息港灣。家庭和睦，夫妻恩愛，那是人們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產黨卻要把階級鬥爭的戰場直接開進每個家庭。夫妻變成了立場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鬥爭從工作場所延伸到下班後的廚房和臥室，造成了變異的家庭關係。 上天造人，分為男女，是要他們陰陽互補，剛柔相濟，因此男女雙方在人的特性和身體能力上各有所長。而共產黨卻要把女人變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這不但沒有讓婦女在求職就學和政治官場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國女人的溫柔賢淑抹殺殆盡，造成了大陸社會特有的陰盛陽衰的惡劣後果。 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項基本「國策」（其實是「黨策」）叫「計劃生育」，國際社會稱其為「一胎化政策」，因為牽涉到婦女兒童權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爭議。我們暫時撇開這些是非不說，單是這項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著很深的共產黨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甚麼都敢干、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黨文化因素。 無論是中國傳統皇朝社會，還是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國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眾的私生活，特別是有關生育這樣的問題。共產黨則不然。 1956 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提出了節制生育的主張，這是共產黨無所不管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直接延伸，即甚麼都想納入計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按照這種來源於唯物論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數量和煉鋼織布的產量可以相提並論，都是黨眼中的「生產」，那麼就像共產黨搞計劃經濟一樣，控制各種產品的生產量，共產黨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躍進「糧食衛星」飛上天後，毛和中共改變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張嘴，還有一雙手，可以創造世界」，鼓勵中國女性生得越多越光榮，並嘉予有10個以上子女的女性「光榮媽媽」稱號。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寫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論》被當作「資產階級謬論」和「右派的猖狂進攻」，遭到「徹底的揭發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導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國人口的急劇增長。1981年3月6日，中共設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計生委），強制要求少生孩子，「計劃生育」遂成為中共的基本「國策」。 中共的「計劃生育」和外國的「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有著本質的區別。「家庭計劃」通常是得到政府補助、服務和相關諮詢，由民眾自願進行。而中共的「計劃生育」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義務，提倡（在很多單位是強制）晚婚晚育，一對夫妻只生一個（除少數例外），育齡婦女要領取生育指標才能懷孕。 「計劃生育」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胎兒未出生時，或者說流產可行時，計生委「執法人員」強制把非計劃懷孕者送至醫院流產。倘使胎兒在出生後才被發現，計生委將「依法」對該家庭處以高額罰款。在實際操作中，共產黨一如既往地暴力當頭，人權根本不在其考慮範圍。「計劃生育」執行範圍廣、時間長，又涉及胎兒生命，其過程異常殘酷。特別是對「超生」的農民，中共整起來更加肆無忌憚。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無准生證，就不准生出活的來。即便生下來了，醫生護士也必須把剛出生的無辜嬰兒活活弄死。據估計，從「計劃生育」開始，至少有四千萬名胎兒或剛出生的嬰兒被中共殺死。 從大陸鄉村的口號和標語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殺氣。「寧要家破，不讓國亡。」“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並且不是說說而已。抄家、扒房、抓人、連坐、殺嬰等等已經讓人見怪不怪了。 2006年中國大陸媒體報導過這樣一件事。武漢市黃陂區蔡店村村民黃求生因家境非常貧寒，沒有錢上下打點，計生辦的人衝到他家將已懷孕九個月的黃妻帶到計生辦手術室，給她打了一針墮胎藥，當日下午黃妻將孩子生下來。然而那一針並未將胎兒致死，計生辦的人見狀，就逼著黃把仍活著的嬰兒丟掉。下午五時左右，一位姓劉的太婆聽到街坊說，鄉財政所後面的廁所裡有小孩子的哭聲。當過醫生的劉太婆趕忙循著哭聲找去，果然在男廁所的便池裡發現了該男嬰，只見他除頭部外全身都浸在糞便裡。劉太婆急忙上前將孩子撈起，簡單的清洗後，馬上抱到隔壁的診所，為孩子剪斷臍帶，打針消毒。一切處理妥當後，劉太婆用包被將孩子包好，坐在門口給他餵水喝。正在這時，鄉計生辦的五個人出現在劉太婆家門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說一把奪過劉太婆懷中的孩子，摜在地上。當時只聽得一聲悶響，孩子痛得四肢抽動，計生辦的人還不罷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腳。之後，這夥人將小孩拎走，走了老遠還聽到孩子的哭聲。最後，計生辦的人將孩子放在水稻田裡淹死了。這樣的事例，在中國大陸，並非個別現象。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共無神論教育的具體表現。即使發生很大的天災或戰爭，屠嬰都是重大的反人類罪行，而中共「無神論」教育下的各級官員唯中共馬首是瞻，毫無「人命關天」的基本道德觀念，對殺害嬰兒毫無負罪感。 西方國家有個傳統，遇到危險時總要把生機留給小孩和婦女。尊重弱者權利的民族，才會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權利。中共對嬰兒人權的蔑視，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權。中共對農民的壓搾，對礦難的冷漠，對上訪人員的無情迫害，甚至是對嬰兒的殺戮，都反映出「弱肉強食」的價值觀。結果就是中共人權記錄的持續惡化。 人們可能會找出種種理由說明不強制控制，中國人口膨脹該怎麼辦？這只是這個問題的表象，而中共決策的黨文化因素才是問題的實質。共產黨頭腦一熱，想要人多，就鼓勵多生；人多得養不活了，腦門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殺得中華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來是兩個極端，但恰恰都是中共甚麼都敢干、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流氓霸道習性的表現。現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幾個億，但是這些年中共在經濟領域放鬆一點，少管一點，人們不是吃得更飽，住得更寬了嗎？可見，問題的關鍵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問題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但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由政府強制實施計劃生育的主要是中國。這裡不是反對解決人口問題，而是反對中共為所欲為不敬神明，特別是殺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嚴重後果，其表現為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退休人口不斷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減少，資金一直嚴重不足的社會養老體系面臨崩潰的壓力。現在的一對夫婦在供養四位老人的同時，還要撫養一個孩子。一個孩子並不能絕對保證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沒有依靠，而國家又沒有救助機制。在中國農村地區，一個家庭一旦生了女兒，那麼在女兒出嫁而父母年老後，將無人、無力從事農業勞動，失去生活來源。 計劃生育還造成中國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別比失衡。從前生了女孩，還可以接著生，直到有男孩為止。現在人們只能生一個孩子，許多人通過墮胎的方式對後代進行性別選擇，為了傳宗接代，香火傳承，流產女嬰保男嬰，結果造成男女嬰兒比例嚴重失衡，如今達到120:100，這意味著二十年後，會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約4000萬）找不到配偶，從而給社會埋下巨大的安全隱患。 控制生育還造成了城市年輕一代極少有兄弟姐妹，獨生子女們動輒成為一個個獨享寵愛的小皇帝，造成了「驕嬌」二氣嚴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責任感和缺乏對他人的關愛等等。當這一代獨生子女們成為社會的中堅時，他們的性格特點將影響整個中國社會。 其實，正如自然界存在規律一樣，人口的數量自身也存在調控的機制，正如《詩經》所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對於一個正常的政府來說，調節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學和聯合國統計資料都已經表明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民眾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區，生育率會自然下降。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只要婦女受過初中教育，生育率即會降低至2.13，從而達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學教育的婦女，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據1986年的統計數據，現在在進一步下降)。 習慣於殺戮和強制政策的中共，對於墮胎興趣盎然，而對於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卻毫無興趣，投資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 4%，在世界排名到幾乎末尾，不及非洲的烏干達）。按中共公佈的資料，2006年全國的義務教育經費約需2260億元；而中共公款吃喝僅2004年一年就達3700億元。換句話說，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讓全國適齡兒童受到免費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將有效減緩人口增長的壓力。 本世紀，許多國家採取了家庭計劃的辦法。例如印度，超過21歲法定年齡結婚者予以獎勵、對生育了兩個孩子後主動做絕育手術的夫婦在家庭福利和醫療保險等方面給予照顧等等，但沒有強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國家也為家庭計劃立法，但這些國家的法律都明確規定：夫婦有權自由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和間隔。 西方國家面對低生育率，應對的措施無非是經濟上提供補貼或者減稅之類的鼓勵，政府也不能通過強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去管每個家庭的生育問題，更沒有暴力機構去保證生育政策的實施。採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造成的社會問題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2）夫妻是革命同志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傳統文化都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在工業化最發達的美國，有「家庭觀念」仍被視為重要的美德。 對於人來說，家庭是一個放鬆的地方，夫妻之間有恩義、有信賴、有體貼。夫妻之間敞開心扉的傾訴是消解心理壓力的最重要方式，也是維繫人心理健康從而保持生理健康的重要途徑。 《詩經》上說：「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傳統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男人剛直體貼，為妻兒遮風擋雨；女人溫柔賢惠，主管家政，是丈夫的賢內助。夫妻如琴瑟一樣相互和諧，兩情相悅。婚姻的美滿重在互相寬容、能體諒對方，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就是這種狀態的寫照。 中共黨文化不光變異了人們的婚姻禮儀，管制人們的生育，同時也重新規定了夫妻之間的關係。中共批判傳統文化，把傳統的人倫關係稱為封建落後的糟粕，把家庭中的溫情與人性貶低成小資產階級的人性，是黨性和革命性不夠的表現，由此架空夫妻之間的人倫關係。人性被抽離掉之後，黨還要灌輸黨性，鼓吹夫妻是「革命同志」，不承認夫妻之間的感情和倫理。夫妻「同心」要同黨的心，「同志」要同黨的志。夫妻間的信賴絕不能超過對黨的信賴；夫妻之間的恩義絕不能高於對黨的忠心。 家庭生活是婚姻的目的，中共恰恰相反，男女結合併非為了組織家庭，而是為了黨，成為黨的一個單元，是黨搞革命的手段和工具，於是夫妻便成了「革命同志」。中共承認的十位「女革命家」之一、陶鑄的夫人曾志在她的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中寫到自己的婚姻觀：對於一個共產黨員，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滅人們最親密的關係。」家庭、親情人倫乃天經地義，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與人的正常交往構成了人類社會。人類也因為有夫妻的家庭形式，才能在理性和道義的約束下繁衍和發展。然而，共產黨用「革命同志」間的利益關係，取代夫妻間的人倫關係，從根本上變異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 正如本書第六章《習慣了的黨話》所分析的那樣，夫妻之間稱呼「同志」，是讓夫妻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記得自己的「在教身份」，使中共邪教的陰影凌駕在家庭之上。首先是「同志」，然後才是夫妻。若一方被中共劃為敵人，則不屬於「同志」之列，因此而必須劃清界線，拋棄配偶，靠攏黨組織。將夫妻等同於「革命同志」，打破了夫妻間的傳統親情，破壞了夫妻的恩義與信賴，人們連枕邊人都無法相信。一旦「革命同志」的關係被打破，夫妻之間的倫理也不起作用，直接造成了文革期間和各次政治運動中夫妻相互揭發檢舉，毫無人性可言。 對人造成最大傷害的常常是最親近的人，因為對方知道你幾乎一切的優點、缺點和弱點。一旦被最信賴的人傷害，人很可能會覺得天下滔滔，無處可以容身，人海茫茫，無人可以再信，進而懷疑一切。這正是共產黨所需要的。 「文革」結束後，革命的因素漸漸淡出，這種「革命同志」關係演變成了生活中的「同志關係」，只為了具體的目的和利益而維持家庭，夫妻之間情感的交流和相互體貼非常欠缺，家庭生活變得單調沉悶。很多家庭的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夫妻甚至不知道今後要幹甚麼。 3）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 俗話說男女有別，而在黨文化多年的影響下，提起女性，很多人自然地回想起「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之類的話來。然而，男女本來就是不同的。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陰陽平衡，其實是講了一個萬事萬物相互協調的規律，其中包括男女。男為陽，女為陰，男子的特性是剛直，女子的特性是嬌柔。二者剛柔相濟，和諧共生，而不是恃強凌弱。中國幾千年的倫理道德中提倡的是夫妻之間恩愛為重，男主外，要承擔家庭責任，要養家餬口，愛護自己的妻子，為她的終身負責；女主內，要上敬公婆、相夫教子，要疼愛自己的丈夫。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在古代中國社會裏，家庭和家族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人的人生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遵循的其實是同一個道理，「平天下」不過是把「齊家」之道推廣到更大的範圍。在家庭關係中，「夫婦」關係又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樣」，直接破壞了家庭的平衡與和諧，是中共顛覆傳統社會秩序的重要步驟。 在傳統社會裏，女性雖然在政治、經濟、科研、軍事等方面沒有做出突出的成就，但在教育子女、維繫道德和維繫正常的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母親將慈愛根植於孩子幼小的心靈，待孩子長成後才會把這種愛心傳遞給社會。像「孟母三遷」和「岳母刺字」的故事，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如果沒有深明大義的岳母的教導，也許就沒有後來岳飛「盡忠報國」的壯舉。 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強行改變女性傳統的賢妻良母的角色，讓女人和男人一樣衝鋒陷陣，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另一方面，照顧老人、教育子女的擔子無人承擔或無法承擔好，對孩子的教育完全依賴上一代（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學校和社會，因此而造成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 鼓吹「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是中共進行全民鬥爭的需要。因為傳統女性很少介入社會活動，這樣一來，中共能操控的人就少了一半。中共宣傳自己「解放」了婦女，實質是要鼓動女性參加所謂的革命活動，把從前溫柔賢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性組成「鐵姑娘隊」和「紅色娘子軍」，把全社會都捲入中共的造反運動中。 「男女都一樣」表面上好像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殊不知這樣的觀念是建立在對黨文化的認同上。這種全然不顧女人生理上的不同而強迫她們做很多力不勝任的工作，用對男人的標準來要求女人，實際對女人是不公平的，是黨文化下對女性真正的奴役。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恰恰是每個人不同的特點構成了一個多彩的社會。每個人各有所長，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而在中共那裏，要「統一思想」，把社會變成一元化的社會。對於男女這種天地生成的不同，中共則灌輸「弱肉強食」的叢林思想，讓女人覺得如果比男人弱就會被犧牲掉，就會被壓迫。而女人如果想保護自己，就必須強悍起來。 女人棄柔從剛，等於放棄自己的長處，而以自己的短處去與男人的長處爭強，於是失去自己很多本色的東西。女人除學習工作外、又得做好賢妻、又要繁衍後代、還得為自己要不要作良母掙扎，又得當男子闖關奪將，又得做女兒描紅繡朵。中國女人自己也感到了這種壓力，感到做女人累。 「男女都一樣」的觀念導致了中華大地陰盛陽衰的現象。這種黨文化造就的女性形象就是劉胡蘭、李鐵梅、江姐、阿慶嫂……等等，她們個個杏眼圓睜，走起路來虎虎生風，講起話來氣壯聲粗。中國古代女人溫情的一面被人為的拋棄了。這一點，很多女性自己也從書報、影視上發現了，日本、韓國、台灣的女人更會打扮，更有女人味。黨文化指導下的女人在男性化過程中失去了溫柔的特性，變得粗暴蠻橫，強調女性實現人生價值的核心就是戰勝男人的激進觀念，造就了當今許多失去女性特質的女孩子，也造成了今天男女之間的惡性競爭、婚姻家庭關係的緊張。 … Read more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上) 【光明網 2006年11月8日】 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1．相互叫「同志」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3）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勞模、上級、代表、委員會——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4）奮鬥、自我檢查、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煽動鬥爭為「黨」充電 3. 中共用黨話重組中國人的生活 1）習焉不察的黨話2）黨話強制建構的政治體制3）黨話強制建構的精神生活4）黨話大舉侵入私人空間 ========================= 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語言是人類用以儲存記憶、交換信息、傳遞經驗、教化後代的工具。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記憶，語言凝攝著該民族的終極關懷、價值觀念、歷史智慧、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社會風俗，反映了該民族與宇宙的關係、在世界中的定位、整體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的走向。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文化大系統中最重要的子系統。 據《易．系詞下》記載：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時候，他抬頭觀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現象。俯身觀察地上山川河流等變化規律，觀察鳥獸皮毛文采與地上適宜生長的植物，近則取法於人身，遠則取法於各物象，於是開始創作八卦，用來與神明的德性相貫通，用來表徵萬事萬物的情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段話雖然是講八卦的起源，但我們幾乎可以把它移用來概括中國語言的起源。先民們把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形象提取出來，製成半抽像半具體的符號，用來表徵天地萬物，並且與神明溝通——這就是漢語的來源。漢語的起源決定了其音、形、義都和自然有著全方位的對應關係，語言成為溝通天、地、人三者的橋樑。 語言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精神風貌。由於人類一切精神和物質活動都以語言為中介，因此可以說，一個文化的形態就是該民族語言的形態。在一定意義上，創造文化，就是創造一種獨特的語言；毀滅文化，就是毀滅承載這種文化的語言。 古人云，言為心聲，文以載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賜予他們的語言文字。從存世的典籍我們可以約略看出先民的語言風貌和精神風貌。從深奧精微的《周易》，到簡括透闢的《老子》；從溫柔敦厚的《詩經》，到瑰麗高潔的《離騷》；從微言大義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記》；從質直少文的漢譯佛經，到恢弘華美的唐詩、綺麗婉約的宋詞、酣暢淋漓的元曲，漢語記錄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內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個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語言，一個自愛的民族必然愛護自己的語言，一個自強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語言。 可是，由於近代中國在文明進程中遭遇種種內憂外患和屈辱，一次次軍事和外交的挫敗使很多人漸漸喪失了對古國文明的自信，也喪失了對中國語言的自信。白話文運動，世界語運動、廢除漢字、線裝書扔茅廁……知識份子提出一個比一個更激進的方案。危機意識深重的民眾不暇深思，一些方案於是在社會上贏得了相當程度的贊同，漢語的純正性開始被緩慢侵蝕。雖然如此，這些局部的對語言文字的摧殘和變異，由於沒有政權的大規模介入，並沒有對語言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視正統中華文化為其專制統治的最大障礙。面對人口眾多的中華古國，中共無法完全撇開傳統另搞一套，因此它選擇了借體寄生、從內部毀滅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對漢語的態度也不是連根拔起，而是繼承表面形式，輸入黨文化內容，使黨文化的毒素附著在民族語言的肌體上。這種做法，對於中共來說，可謂「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傳部門、文化部門、教育部門，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文藝團體，沒完沒了的會議、堆積如山的文件、不間斷的狂暴政治運動，創造了數量巨大的黨文化新詞和特殊的表達方式，再用字典、詞典、各種工具書、教材、語言規劃部門的文件把它們固定下來。簡化字的頒行使年輕一代無法閱讀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黨魁創造了新的語言規範和美學標準，大、中、小學一以貫之的黨文化教育使學生們把邪惡殭化醜陋虛偽的黨話當成理所當然。時至今日，同志、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黨八股詞充斥在文件、報刊、書籍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裡，舖天蓋地的黨話成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語言現實。人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營造的語言空間中卻冥然不覺，以為現在使用的語言是民族語言自然發展的結果，以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這麼說話。離開了黨八股，人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說話了。 中共盜用國家政權對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深刻傷害，可以說前無古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被黨文化嚴重污染的語言，嚴重地損害了人們反思中共、反思黨文化、構思民族未來的能力。很多人都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們用中共製造的語言批判中共，憤怒聲討中共的文章仍然稱中共建政為「解放」，有人在「退黨聲明」中仍然說「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讓人簡直難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棄中共，還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權搖搖欲墜、人民亟待回歸正常人類文化的今天，認清附著在民族語言上的黨話，清除黨話，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1．相互叫「同志」 中國人最熟悉的黨話要算「同志」了：張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長同志，領導同志，司機同志，局長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視作品中的經典台詞和生活中的習慣用語：「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們，衝啊！」，「一條戰線的革命同志」，「同一個戰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學習」，「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們辛苦了」……「同志」一詞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都不覺得它是共產黨的詞了。 有人從中國古籍中或者成語中找到幾絲「同志」的蹤跡，但應該說被共產黨流行起來的「同志」一詞並非中國古已有之，而是一個外來詞。考證起來，「同志」來源於英文單詞 comrade，常見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之間。日本人最先用「同志」來翻譯comrade，後來引入中國，作為對於志同道合（特別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稱呼。十九世紀末，清光緒皇帝在籌劃「戊戌變法」的時候，就對變法派的大臣採用了「同志」這一稱呼。在同盟會以及以之為基礎而創立的國民黨內，「同志」一詞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但是「同志」在國民黨內使用的時候，更像是一個普通名詞而非稱謂用詞。在使用稱謂時，依然採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張先生是我們忠實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時，也開始引用「同志」一詞。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並賦予其新的涵義。1923年以後，在中共內部以及與外國共產黨及工人組織之間，互稱「同志」也多了起來。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同志」一詞在中國大陸地區普及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中共頭目在1959年還專門指示，要大家互稱「同志」。 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在其黨內一律稱「同志」。實際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擴大了，使得這一稱呼並非僅僅在黨內使用，而是成為公民彼此之間的一般稱呼了，並習慣將這一稱呼放在對方姓名之後，甚至放在職稱之後，成為一種最經常使用的稱謂。例如：「張同志是忠實可靠的」，「部長同志」，「工人同志」，「婦女同志」等等。 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人際交往時的稱謂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黨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屬性，賦予人「集團」、「黨派」、「幫派」的性質。這個稱謂具有鮮明的選擇意味，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遵從中共的「革命」目標，服從黨的領導的就是同志，背後掩蓋的是對所有人自由的剝奪。人們天真地以為，彼此稱「同志」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的平等和親切。恰恰相反，「同志」讓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表面的平等背後是森嚴的等級差別。「毛澤東同志」反映的是絕對權威，「小平同志」表現的是領導一切的地位，「江澤民同志」顯示的是陰謀家的火箭竄升。什麼時候中共幹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過平等的「同志」？ 中國自古對於稱謂是很有講究的。《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向孔子問為政之道，孔子說：「君要象君的樣子，臣要象臣的樣子，父要象父的樣子，子要象子的樣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子路》記載，子路一次問孔子：「如果衛君有意讓您來主政（衛君待子而為政），您將從何處下手呢？」孔子說：「那一定要從『正名』開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說起來便不順；說起來不順，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興禮樂；禮樂不興，那麼刑罰也不能中肯；刑罰不中肯，民眾將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在傳統觀念中，制訂並使用恰當的命名是「為政」（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出發點。恰當的稱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把人置於一個自然形成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使人的行為有所依據。 語言不僅僅是思想的外衣，語言也能創造出物質現實。中共就是這樣在廢除傳統社會以天然倫理為基礎的稱謂系統的同時，廢除了傳統宗法制度，把社會中原本定位有序的個人變成了無序無位的幫派教派成員。 把豐富的稱謂簡單化為「同志」，其實是共產黨鬥爭哲學的需要。「同志」一詞也確實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產黨國家成為主流稱謂。這一稱謂在社會學上的特徵為：（1）個體獨立性差；（2）群體封閉性強；（3）社會包容性差；（4）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裡，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就是另類，就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中共發行的毛選開篇即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共樹立的幾大「民主黨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親密朋友」，中共也都稱他們為「同志」。「對同志要象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象嚴冬般冷酷。」「同志」這個稱謂所具有的肅殺政治氣味，人們也早已習以為常。凡是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為敵人是什麼樣的情形。在上個世紀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於「地主」、「富農」或「資本家」家庭）或有點兒歷史問題什麼的，長期蔑視你的人稱呼你一聲「同志」，你能激動得渾身發抖。 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可能會面臨著失去「同志」資格的危險。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僅僅是犯了錯誤，哪怕是嚴重的錯誤，失敗的一方通常還可以保留黨籍，並且儘管很少再有機會出現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例如訃告），官方文件依然會稱他們為「同志」。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的性質比犯錯誤更嚴重，失敗的一方通常會被打成「反革命」、開除黨籍，今後的官方文件也不會再稱之為「同志」了。同樣，在共產黨的國際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這一稱呼，也反映了兩國是否還屬於同一陣營。 典型的「同志」既無個體意識，也無社會公民意識，承擔不了正常社會中公民應負擔的責任，剩下的僅僅是對上級幫派組織中共的服從。眾多「同志」不能構成正常意義的社會，僅能構成團體和宗教。這個團體採用控制的方式攏住人心，並執掌國家政權，把社會變成邪教式的封閉體系。這樣，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共歷史上，眾人在擠進「同志」行列的同時，不惜把他人打成敵人，以至人人為敵。 這個稱謂通過千百萬次的「稱呼－應答」的實踐，具有強烈的暗示誘導作用，使人們加深對中共集團的認同感。《九評共產黨》揭示出中共是一個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稱呼就是這個邪教團體對其信徒的召喚和控制。每次你對「同志」的稱呼做出無所謂的應答，就是承認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強了邪靈控制你的那個無形的紐帶。 「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在黨、政府和軍隊內部的正式會議和文件中，人們依然會按照以往的方式來使用「同志」這一稱謂，但在社會上的使用面開始縮減，一般人在正式場合相互稱呼不再使用這一政治意義非常濃厚的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顯人情味的「師傅」等等。不過，人們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親叫不聽話的女兒「小同志，你聽著」，朋友聚會「來來來，同志們，乾杯」，求人幫忙「都是革命同志嘛」。這種看似不當回事的叫法，卻是黨話對人民生活潛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們樂於叫「同志」，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人們就在同共產黨的志，就在堅持共產黨的話語系統，就是在維護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上面列舉的「同志」只是習慣了的黨話的一個例子。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大多從小就生活在黨文化造就的語言環境裡，對黨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根本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不自然的。換句話說，人們還以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這麼說話的。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黨話是共產黨為了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刻意製造並推廣的，因此在非共產黨的政治體制裡，並沒有使用黨話的需要；共產黨到來之前的中國人也從來不是這麼說話的。中共經過幾十年的高壓統治和封閉灌輸，不光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強烈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系統。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人們講話的語言中，相當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過或是中共造出來的語言，而且是張口即來。 下面我們將分析一些典型的黨八股詞。需要強調的是，黨話中的詞彙、語句並不一定都是共產黨造出來的，或者是共產黨統治的社會所特有的。凡是在黨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義，並服務於共產黨統治的詞句，都可以歸為黨話。比如「團結」一詞通常表示不同的個體為了共同的目標結合起來，在其他語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詞。但在黨文化的鬥爭哲學中，「團結」被加入了特定的含義。被宣布為「團結」的對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屬於中共定義的「自己人」，但又不屬於敵對的一方，比如所謂「民主黨派」就是中共「團結」的對象；黨文化中常用的「團結大多數」隱含的意思是，「極少數XXX分子」不在被「團結」之列，因為他們是打擊、鬥爭的對象；當中共宣布黨的XXX會議是「一個團結的大會」，並不表示會中沒有不同意見，而是宣示「以XXX為首的黨中央」是這次政治鬥爭的「勝利者」，與「黨中央」不同意見者已遭到整肅，或者至少目前沒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也就是說，在黨文化中「團結」一詞已經被加入了服務於鬥爭哲學的特定含義，所以稱之為黨話詞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傳達、領會「XXX會議精神」、「統一認識」、「堅持XXX路線」等等用語，對於生活於一個正常社會的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社會裏有各種各樣的人，人們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興趣愛好不同，為什麼大家要走同一條路？為什麼要統一「認識」、要傳達、貫徹XXX精神？中國古代的儒家講「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諺語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都是說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見和選擇，這樣組成的社會才豐富多彩。 中共不斷變化自己的立場原則，走的不是直線，而是曲線、圓圈，不斷改變方向、甚至多次走回頭路，可是在每一個歷史時刻，中共總是宣稱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確「路線」。中共「路線鬥爭」往往你死我活、殘酷無情、骯髒無恥，「反動路線」的追隨者下場悲慘，「正確路線」擁有者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線鬥爭結束，勝利的一方都會宣布落敗的一方犯了「XXX主義」的錯誤，左傾、右傾、左派、右派、形右而實左、形左而實右等等。總之，只有勝利的一方走在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對於一般百姓而言，他們的角色是「思想匯報」、「提高認識」——最終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承認堅持和追隨「路線鬥爭」中勝利的一方，向黨表忠心。 一般的會議都會有一個決議。因為大家對同一件事的認識有分歧，或者什麼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協調去做，才有開會的必要。人們在會上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形成決議，會議過後按照決議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會議上意見得不到統一，那麼最終往往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怎麼做。通過投票產生的「會議決議」是不同方面意見妥協的結果。雖然可能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滿意，但這也是民主的議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會議的參與者也完全明白這一點。而「會議精神」就不同，它是在開會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黨中央」、「黨的上級組織」的意見，跟會議參加者的看法無關。參加會議的人只能「領會」會議精神、「傳達」會議精神、「貫徹」、「堅持」會議精神，卻決不能質疑會議精神、挑戰會議精神、反對會議精神。參加會議的人只不過是被支配的木偶，牽動木偶線的是躲在後面的中共。如果人們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認識」，最後達到「統一思想」，服從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黨文化中，這一組詞語的功用是通過反復使用而強行進入人們的習慣語匯，最終在人們潛意識中形成條件反射般的對應行為，從而無法覺察到自己已經被變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殼。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時下在年輕人的流行語中，「領導」這一稱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用來指稱「老婆」。人們常常聽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時候稱，「這事得回家請示一下領導」。這反映了「領導」在黨文化中特殊的廣泛意義。在正常社會裏也有「領導」——如老闆、主管、經理等等，但他們的管轄僅局限於業務範圍之內，反對領導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被「炒魷魚」。可是，在黨文化裡，「領導」管轄的範圍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領導」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領導」也能管，從評職稱、漲工資到結婚、離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對領導不僅僅是丟飯碗而已，還可能面臨「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頭，還可能在檔案裡被塞進黑材料，走到哪裏都擺不脫。 「領導」之所以能無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會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單位」裡。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過「單位」來解決，或需要「單位」出具證明。在「單位」裡，每個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測的「善惡簿」，叫做「檔案」，其中記載了一個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大大小小的獎、懲歷史，從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風問題」……幾乎事無鉅細，全被記錄在冊。一個人要想「調動」離開某「單位」，需要接收「單位」發「調令」，如果本單位「領導」不同意，可以卡住「檔案」不放。最令人恐懼的是，普通人是沒有資格看「檔案」的，所以這個「檔案」永遠保持神秘，當事人無從知道「單位領導」把什麼材料塞在了裡面。還有一個與「檔案」緊密相連的過程叫「政審」，這個過程中「領導」可以調閱審查某人過去所有的社會活動記載，需要時還可以動用人力到各「原單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審核某人「對黨的忠心」，直接決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參與「重要工作」。 有了「單位」，黨只要保證「單位」的「領導」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輕易控制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 中共派駐「單位」的代理機構是「組織」。「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的角色常常熱淚盈眶地說，「終於找到組織了。」現在人開玩笑時也經常這麼說。「和組織失去聯繫」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組織」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思路。「相信組織相信黨」，「組織結論」，「組織上會弄清楚的」是中國人自我心靈安慰中常說的話。「有組織」常和「有計畫、有預謀」聯繫起來。「法輪功有組織」是個罪名。「組織上」表達了至高無上的領導權。「黨組織」是對敵鬥爭的指揮部門，是「堅強的戰鬥堡壘」。歸屬感、孤獨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賴感、絕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黨話灌注到「組織」這個詞裡。構成「組織」的個體是「同志」。「黨」把社會劃分為「單位」，以便於「組織」全方位地附體在社會的肌體上。 … Read more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下) 【光明網 2006年11月8日】 4．黨話的建立經過了大規模整肅的過程 1）黨話的來源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4）黨話和正常人的話的關係5）黨話的實質是中共把幫派黑話強制推廣給全體社會成員 5．黨話的特徵 1）中共壟斷了話語的定義權2）黨話的多層次性和欺騙性3）黨話的抽像性和詭辯性4）黨話的吸納性和能產性 6．推行黨話的後果 1）文化-語言亡國的現實2）黨話強制改變中國人的生活3）黨話——當代中國人的有色眼鏡 結語：清除黨話，說正常人的話 1）如何辨認黨話2）注意「黨話的背景化」現象3）尋找真相，了解真相，傳播真相 ===================== 4．黨話的建立經過了大規模整肅的過程 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漢語書寫系統的高度穩定性，對於保持華夏文明的穩定與統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長、傳統深厚的國家，語言規範行為的謹慎與適度，就顯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訂政策的出發點，卻不是保持正統文化的完整與純正。恰恰相反，為了剷除一切妨礙中共建立獨裁統治的障礙，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對傳統文化的否定，並且給人們灌輸無神論、進化論、鬥爭哲學等等邪說。於是，中共動用國家政權，進行超大規模的語言整肅。以國家機器用一切手段把黨話推行到全國，是黨話系統建立的根本特點。 1）黨話的來源 概括起來，黨話主要有六個主要來源：成批翻譯、黨魁製造、組織伴生、系統編纂、文人幫閒、大眾合作。 馬列主義是一種外來學說，最初的黨話必然以翻譯著作為載體。1897出版的嚴復譯《天演論》第一次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了中國，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了舖墊。1919年，《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完整譯本出現在《新青年》雜誌上，黨話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後，把翻譯馬恩列斯著作和蘇共文件當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專門設立「編譯室」、「編譯局」等部門。在延安被殺的王實味就曾經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等中共意識形態的基本詞彙就是從這些翻譯著作中來的。 中共黨魁是黨話的另一個主要製造者。毛澤東聲稱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有意識地製造有自己鮮明特色的黨話。和毛同時或後來的中共黨魁如法炮製，試圖通過製造「新話」奠定自己理論權威的地位，從而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走資派」、「四個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講」、「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八榮八恥」等等就是這些黨魁製造的新話。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需要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中共領導人個體同樣需要給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由於幾乎每一任中共領導人都留下了血債，因此他們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離，但他們又不能突破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預先設定的底線。華國鋒就是沒有擺正兩者的關係，沒有撇清和毛的關係，提出「兩個凡是」以後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個有著嚴密的組織紀律的列寧主義政黨。「組織伴生」的黨話是指伴隨著中共的組織形式和常規活動而孽生的大量詞彙。這些詞彙有些是中共生造出來的；有些是漢語詞彙或是來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詞，但經過中共的長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強烈的黨文化氣息。因為這些詞和中共的組織運作相伴而行，構成了中共組織內部上傳下達的文件的堅硬內核，因此可以說是最隱蔽、但卻最強有力的黨話。本文上半部分重點剖析的「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就屬於這一類黨話。 系統編纂。中共控制一切宣傳機器、文教部門、科研機構，只要中共黨魁或者「黨中央」定下所謂「路線、方針、政策」，這些機構就開足馬力發揮論證，直到把它們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馬克思主義XX學》、《毛澤東的XX思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之類的書，就是把「革命導師」關於某一問題的片言隻語收集起來，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轎子」的御用文人舖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頭著作。在這個過程中也製造出大量黨話。 文人幫閒和大眾合作也是黨話的來源。邪黨的文人為了媚上邀寵、陞官發財，主動配合中共製造黨文化垃圾。大眾生活在一黨專制之下，或順從或無奈，也參與了製造黨話的過程。比如，中共文人製造的「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論調就是「文人幫閒」的一個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說出「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這樣的話，就屬於「大眾合作」的範疇。 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透視黨文化，要注意其中的變和不變。共產黨的理想大旗在變，方針政策在變，打擊對像在變；但其專制獨裁永遠不會變、邪教屬性永遠不會變，流氓手段永遠不會變。因此，雖然不同階段的黨話與中共的政治運動緊密相關，呈現不同的特點，但其間存在著一個堅硬的內核，這個堅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質特性。 中共黨話的發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幾個時期： （1）1919－1937，黨話草創階段 1919 年《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一個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從理論基礎到組織形式，唯共產國際的馬首是瞻，除翻譯詞彙以外，基本沒有形成有特色的黨話。這時的中共，武裝稱「紅軍」、根據地稱「蘇區」、割據政權稱「蘇維埃」，十足的蘇共應聲蟲。 （2）1938－1949，披上中國化外衣 毛澤東因為黨內鬥爭的需要，竄逃延安以後，急於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1938年的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概念。後通過延安整風，毛一方面用自己新發明的黨話打擊政敵，一方面給黨員幹部洗腦；一邊反對「黨八股」，一邊把自己的私貨當作標準文風固定下來。黨員幹部被迫熟讀背誦中共領導的話語，中共集團語言雛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話語霸權 中共攫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同時攫取了這塊土地上的話語霸權。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出版、新聞、學術、教育，都由官方占有，並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幹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黨話被強制推廣到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各個年齡。黨話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語言。中共開始用黨話全面掃蕩傳統文化。 （4）1966－1976，黨話大爆發 文革十年是黨話的大爆發、大檢閱、大示威。舖天蓋地的大字報、唇槍舌劍的大辯論、檄文、詔書（最高指示）……語言暴力被發揮到極致，國人在心驚膽戰中目睹了語言的摧毀性力量。黨話全面替代了人話，中國人至此不會說正常人的話了。 （5）1976－1989，黨話混合變異時期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對人民做了有限度的鬆綁，少量正常人的話被重新允許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過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但是，由於中共在建政以後三十年的強力灌輸，也由於中共在政治領域絕不放鬆，黨話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裡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們已經喪失了對黨話的辨別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敗腐朽時期 江澤民時期，中國社會的表面浮華下面蘊藏著各種矛盾，生活無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會千瘡百孔，黨話愈加空洞無物（「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貴州銅仁某屠宰廠標語），展示末代紅朝的衰敗沒落。末代黨話企圖藉助西方術語、科技術語（XX工程）、和一些傳統文化用語（德治）挽回自己敗亡的命運。黨話和大量民謠、政治笑話構成了奇特的共生現象，表徵著社會的全面腐朽和民眾在絕望中自嘲的心態。 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 根據某個語詞的使用是否貫穿中共發展的各個階段，可以把黨話分成「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兩類。階段性黨話是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創造並使用的黨話，具有暫時性和易逝性。制度性黨話則貫穿了中共建立以後的各個時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體現中共的本質屬性的黨話。階段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變」，制度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不變。如果說階段性黨話是流動的泥沙，那麼制度性黨話就是堅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騙性體現在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階段性黨話上，每次政治運動一過，就通過迅速淘汰階段性黨話，做出改頭換面的假相。那些認為「中共變了」、「今天的中共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沒有認清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的關係。 不間歇的政治運動帶入大量的生造詞語，舉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運動 黨 話1942 整風運動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審干、鋤奸、搶救失足者、小廣播、逼供信、脫褲子、割尾巴1947-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翻身、打土豪、分田地1951-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資本家、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跳傘、跳冰棍（跳樓自殺）1957 反右 百花齊放、引蛇出洞、陰謀陽謀、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擴大打擊面1958-1960 … Read more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七：生活中的黨文化（上） 【光明網 2006年11月8日】 目錄： 1．把中國皇歷叫作農曆或陰曆，把中國新年叫春節2．取消傳統節日，過黨安排的黨節3．年輕人結婚，要新事新辦，不拜天地神，唱感謝黨的歌 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都經歷過漫長的積累和演化過程。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個又一個朝代終結了，但敬天、信神、仁民、愛物的價值核心卻從來沒有失墜。 在這種價值指導下的傳統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社會部門，以滿足人不同層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為社會服務，社會的存在為人服務，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倫理道德、風俗習慣這些社會的基本內容對政治起著制約和引導的作用。當政權偏離了正義的軌轍，人們可以依據社會公認的準則規範政權、校正政權，甚至推翻政權（替天行道）、重建政權。孔子說過，「禮失而求諸野」，意思是說，朝廷失去禮儀，要去民間把禮儀找回來。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其重要性甚至遠在政權之上。 傳統中國文化深厚的精神內涵決定了傳統中國社會從總體上說是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健康的社會意味著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會聽憑共產黨愚弄和恐嚇。因此，共產黨要全面根除社會生活中的傳統因素，用黨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產黨聲稱「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在一片殺伐聲中，破除的是中華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惡基因的黨文化。 或許有人以為自己沒有受到黨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電視和報紙上的時事，或者基本不參加政治學習。可是，中共實行的是「黨領導一切」，而不是「黨領導一切減去你的個人生活」。黨文化對中國人生活的滲透是無孔不入的。可以說，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就不可能不受到黨文化的毒害。 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破壞深刻而徹底。曆法節慶、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樣子。我們下面從幾個簡單的例子入手，討論生活中的黨文化。 1．把中國皇歷叫作農曆或陰曆，把中國新年叫春節 現在的中國人把傳統的曆法叫作農曆或陰曆，把「正月初一」稱為「春節」，這裡所用「農曆」、「春節」等說法帶有明顯的黨文化含義。一個名詞的改變看似無關緊要，但幾千年歷史的傳承卻會因此斬斷。 1）把皇歷叫作農曆或陰曆 中國人是非常重視歷史的，中國對歷史的記載之詳盡和準確遠非有著同樣久遠歷史的歐洲或非洲可比。這固然由於中國人有記錄歷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紀年方式。 簡單地說，「歷史」就是對「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的記載。如果紀年的問題解決不了，就會給修史帶來極大的障礙。也正因為此，歐洲的歷史在統一曆法（十七——十八世紀）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亂的。 中國的傳統曆法以干支紀年。所謂「干支」是「天干」與「地支」的簡稱。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地支。紀年則按順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為始，六十年循環一次，週而復始，直至無窮。這種干支紀年的方式使中國歷史擺脫了年代的定位問題，幾千年後，中國人仍能很輕易的將中國史書中的紀年對應到西元的紀年上。 另外中國人也以干支來紀月、日和時。換句話說，由於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個字，每一個時刻都由年、月、日、時的干支來標記，因此共有八個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點，就屬於「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時」，此時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國最早的曆法是軒轅黃帝頒布的。軒轅黃帝被尊為「人文初祖」，因此，中國人對曆法的重視可見一斑。《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都對曆法進行了修訂，在帝舜的時代人們對一年的天數、節氣的劃分已經相當準確。 由於軒轅黃帝是道家文化的創始人，因此中國人從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視道家的陰陽學說。曆法也表達了陰陽平衡的概念，中國的傳統曆法是陰陽合歷，既不是單純的陰曆，也不是單純的陽曆。 現在人們常用的公歷就是一種太陽曆（簡稱陽曆），它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週期為基礎，其月份的劃分與月亮的盈虧沒有關係，只是個名稱而已；伊斯蘭教曆法是一種典型的太陰曆（簡稱陰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虧週期為基礎定月份，每年12個月，大約354天，所以積33年與公歷相差一年。 注重陰陽平衡的中國古人制定的傳統曆法，同時兼顧月亮的盈虧週期和地球繞太陽的公轉週期。其歷月的平均長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地球位於太陽與月球中間，這一天從地球上看不到月亮）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則為「望日」（月圓之日）；通過設置閏月，使歷年的平均長度接近回歸年，是一種「陰月陽年」式的陰陽合歷。它既能使每個年份基本符合季節變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與月相對應。此外早在舜帝之時，準確描述季節變化的二十四節氣的劃分就已經完成，傳統曆法中的節氣取決於地球繞太陽公轉位置的週期變化，屬於太陽曆範疇。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天人合一」，道家認為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因此極為重視對天象的觀測。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專門寫了一章「天官書」，對星球的運轉規律、位置以及對人間格局的影響做了詳細的闡述。 由於天干地支對應著五行，並進一步對應方位、顏色、季節、五臟、社會結構等，因此成為周易預測學的主要依據。以干支紀月時，這裡的「月」也是傳統曆法中的以月相盈虧為基礎的月，即周易預測也必須基於傳統曆法。 在歷史皇朝建立之後，皇帝登基，或者發生什麼大事、天災等，都會改年號，所以曆法中又加入了年號。如我們所熟悉的「貞觀」、「永樂」、「康熙」等都是年號。因為傳統皇朝的歷書都由皇帝頒布，與皇帝年號聯繫在一起，並且由官方刻印，因此傳統曆法被稱作「皇歷」。又因為最早的曆法來源於黃帝，因此也叫「黃歷」。 皇歷以干支紀年，包括二十四節氣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宜、忌，涉及婚姻嫁娶、儀式慶典、建造搬遷、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內容。 中國曆法充分體現了陰陽五行的思想, 蘊含著自然循環運化的規律，即時（時間）空（方位）互動，和「陰」與「陽」的作用結果，同時反映了中國古人對宇宙相生相剋、禍福轉換、改朝換代、循環往復等規律的理解，其背後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國傳統社會敬畏天地神明、考慮天時、地利、人和的價值觀。 中國曆法由於其陰陽平衡、天人合一、預測學內涵而成為中共消滅的對象。 中共建政之後，開始認為「皇歷」代表了傳統社會的統治秩序，並且其中有很多與預測學、風水等有關的內容，於是廢止了「皇歷」。叫「黃歷」或「夏歷」則會讓人回溯歷史，於是稱傳統曆法為「陰曆」。應該說，「陰曆」的叫法是錯誤的，中國曆法是「陰陽合歷」，叫「陰曆」就打破了傳統文化中陰陽平衡的觀念。然而，中共覺得「陰」仍然是道家的提法，還是帶有修煉內涵，於是在1968年，中共以破「四舊」為名把傳統曆法叫成「農曆」。 中共把傳統的皇歷叫作農曆，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傳統曆法的作用僅限於農業，是計算農時的需要。這也是和中共唯物論的原則一致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農耕社會產生出的曆法其作用只限於農事，只對農民有用，與現代社會、與其他人沒有太大關係。傳統曆法由此而被邊緣化。實際上如前所述，傳統皇歷的作用絕不僅限於農業，它和百姓生活更直接相關的部分，是其直接將「天地人」的關係反映在內的以天干地支為基礎，根據五行生剋確定的每日吉凶宜忌，以及以敬天信神為核心的各種年節、祭祀活動。這些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文化內容，能夠使中國人時時回溯自己的文明傳統。中共把它簡單叫作農曆，實際上是籍此貶低掏空蘊含博大文化內涵的傳統皇歷，截斷傳統文化的承傳。今天的年輕人說到農曆，只知道它和寥寥幾個剩下的傳統節日有關，還與農民種地有關，而不知道其中蘊含的深厚傳統文化內涵了。此外在中共黨文化中，農民常與「政治覺悟」不高，和「封建、愚昧、落後」等聯繫起來，中共把皇歷叫農曆是對傳統曆法的一種貶損。 2）把新年叫春節 過年是華人社會最大的傳統節日。《說文解字》中「年」的意思是「五穀大熟」。古人豐收後要感謝神明保佑，因此舉行謝神祭祀並祈禱來年風調雨順的重要儀式。 傳統的新年是從臘月八日開始，直到正月十五結束。「臘八」是佛祖釋迦牟尼開悟成佛的日子，民間與寺院都在這一天喝臘八粥，祈禱來年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接下來就是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這一天是灶王爺上天的日子。民間認為灶王爺監看著一年以來一家人的一舉一動，到了臘月二十三日這一天要上天庭去匯報。至除夕再貼上新的灶王像。這種活動是中國人「頭上三尺有神靈」的一種表達。由於相信灶王的監督作用，人們自然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 臘月三十也稱「除夕」，是新年慶賀的高潮，這是「祭神祭祖」的日子。其中置天地桌、貼門神、接福神、財神、貴神、喜神、太歲神、請灶王爺像、貼春聯、放鞭炮等都與中國人敬神的傳統有關。天地桌是供奉神佛和接神的臨時性供桌。春聯的原形是桃符，因為傳說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時蜀主孟旭在桃符上題字「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成為正式的春聯的開始。 祭祖也是過年的重要部分，大多是在家中將祖先牌位依次擺在正廳，陳列祭祀的供品，然後祭拜者按長幼的順序上香跪拜。《論語》上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因此祭祖不僅是孝道的表達，也是對古人道德傳統的繼承。 1949 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奪取政權後建政事宜，將「正月初一」改為「春節」，似乎只是個普通的慶祝「春天」的節日而已。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樣是中共為了批判、替代傳統文化、宣揚無神論的需要。這樣一改，傳統過年中感謝神明看護、尊敬神明與先祖的文化內涵就被去除了。 這時過年的吉祥話變成了「祝你今年能夠上北京，見到毛主席」、「革命精神代代傳」等政治話語，春聯變成了「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敬神祭祖」變成了「憶苦思甜」，組織看政治電影，組織有「教育意義」的聯歡會，搞「團拜」，唱「人民公社新風多，婆婆嬸嬸都唱歌，春節不去搞迷信，大家上台演節目」。張貼的年畫從敬神祈福變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好」、「春節期間學習老三篇」、「全家學公報」。中共的報紙是這樣描述百姓過年的：有人打算趁一家團圓機會辦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的準備大年夜吃「憶苦飯」——「這頓『年飯』，是階級教育飯，我們一定吃在肚子裡，記在心坎上，永遠不忘階級苦，永遠跟黨干革命！」還有人計劃開家庭批判會，或者準備看看親戚朋友，一起交流「思想收穫」，暢談「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節日變成了共產黨給老百姓洗腦灌輸黨文化的政治課。 文革結束後，傳統的慶祝方式有所恢復，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破壞，新生的一代已無重拾傳統的可能。近二十幾年的「春節聯歡晚會」被中共鼓吹為中國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晚會完全是歌唱「主旋律」，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主題貫穿始終，而且格調越來越趨於粗俗低下。千百年來蘊涵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懷被中共破壞殆盡。 2．取消傳統節日，過黨安排的黨節 傳統節日除了過年被中共叫成「春節」外，還有很多被中共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黨節，以黨文化取代傳統文化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節日都與修煉、神佛等有著密切的關係。比較重要的傳統中國節日除了新年之外，還有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盂蘭盆會、中秋節、重陽節、冬至，此外還有浴佛節、七夕等。 元宵節在「正月十五」，原本來自於道教的「上元節」，傳說中為天官大帝的誕辰日。漢明帝劉莊因為崇信佛法，於是下令寺院與民間在這一天放燈，象徵佛法大明。自此，元宵節也成了燈節。 清明節是祭祖掃墓的時候；端午節一說起源於祭祀屈原、一說源自於龍神崇拜。中秋節起源於周朝，周天王每年中秋要祭月，後漸漸留下了賞月的習俗。重陽節為九月初九，按照中國的術數，「九」象徵極高（道家講九層天）、極廣（九州方圓）、極深（九地之下）、長久等等，此時人們賞菊、佩戴茱萸、飲菊花酒等。冬至則是帝王到天壇祭天的日子。 浴佛節在四月初八，又稱佛誕節、龍華會，是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日子，這一天善男信女要到寺院進香、參加齋會，舉行佈施、放生等活動。七夕是七月初七，源於牛郎織女的傳說。盂蘭盆會在七月十五，是薦亡的節日，起源於佛教中目犍連尊者依釋迦佛開示，設盆齋僧，使其母脫離餓鬼道的典故。 略述中國的節日，可看出無節不與祭祀、神話或佛、道教有關。如果這些節日得以保留，並依循傳統慶賀，則中國文化中與神有關的部分會代代相傳，這是共產黨所不能容忍的。為了割斷中國人和中華傳統文化道德、傳統文化價值之間的承接、聯繫，讓中國人不再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和保護，完全暴曬和浸泡在黨文化之中，通過日常習俗對民眾進行洗腦，中共除了正月初一這個被改稱「春節」的節日而保留之外，其它傳統節日，無一為中共的法定假日。傳統的節日民俗被中共擠壓得失去了生存空間，不得不遺憾地退出歷史舞台。 同時，中共制定了其它「節日」，為其統治服務。這些「黨節」包括「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十一國慶節」等。 過節的時候，回溯節日的起源常常成為當天的熱門話題，而中共所指定的節日，無一不與「階級鬥爭」或「革命」有關，或者是對它自己的里程碑的紀念，這種節日政治化的做法，目的就是讓人順服它的意識形態，以及慶祝中共的成立和發展。不僅如此，在黨節裡還不只有放假休息，每到黨節，就組織「歌詠比賽」、「文藝匯演」等，為惡黨歌功頌德。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共動輒給它的節日冠上「國際」二字，好像真是全世界的盛大節日。到了國外人們才發現除了幾個共產主義小兄弟，人家外國人過的都是自己民族的傳統節日，根本沒有「三八」「五一」「六一」的。共產黨故意渲染「工人、婦女和兒童」是被歧視的階級和群體，鼓動他們起來鬥爭。其實，恰恰是在共產黨國家「工人、婦女和兒童」才是真正受到壓迫的。共產黨利用這幾個節日不過是為了配合其階級鬥爭的需要。 「三八婦女節」常見的活動是評選模範或者是「三八紅旗手」，舉行女性為主的運動會，文藝演出等等，或者是表彰會、慶祝會、聯誼會等集會性的活動。近年來三八節的慶祝被要求搞創新，但不管多少過法，主題可以概括為進一步借節日來加深人們頭腦中「女人半邊天」，「男女都一樣」的黨文化，表現黨對女性的「關懷」，突出黨讓婦女「翻身」，得到「平等」地位，同時讓女模範們對黨歌功表忠心，對其他人進行洗腦。 「五一勞動節」起源於1886年5月1日，以美國芝加哥為中心，舉行了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五一變成黨節，慶祝的活動給人灌輸「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評「勞模」，從下到上，給工作出色，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各行各業的突出代表以榮譽，甚至直接吸收入黨，讓人們感覺到自己被承認肯定，高興之餘不忘是黨給了自己這一切。通過對這些優秀者的統戰進行對各個行業的進一步控制，同時壯大自己的門面。 「五四青年節」則起源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原本一場維護主權的愛國運動，經共產黨宣傳成為「覺悟了的中國無產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標誌。 慶祝「六一兒童節」的主要國家都是「社會主義」或「前社會主義」國家。「兒童節」的起源莫衷一是，中共把這個節日也歸結到「反帝」上。「兒童節」的慶祝活動歸婦聯管，去公園也好，文藝演出也好，孩子過節卻不能做孩子想做的事情，小孩要說大人想聽的「小孩話」，各種活動由老師一手操辦，其意義不單純是慶祝和娛樂，「五講四美」、「做接班人」、「知榮辱慶六一」等等活動的主題都要符合黨的某個階段的政策和要求。孩子們耳濡目染的是黨文化裡借文藝之名達到政治目的的一套，還有「主題隊日」、「歌詠比賽」，天真的孩子們從小就被迫適應這套虛偽的做事方式。 … Read more

春歌（澳洲） 【光明網 2006年11月3日】 我因工作的關係經常要去一些地方，最近，發生在我身邊的奇遇以及種種有趣的事情不斷的增多…… 一、英國奇遇「千載難逢」 8月10日，倫敦機場因恐怖份子的活動而造成機場關閉時，我恰好成為當時的目擊者之一。 那天，受影響的40萬乘客除飛往亞洲的幾個航班仍正常運行外，其餘飛往歐洲和北美的班機全部取消了。 而在我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在機場排隊靜待辦理登記手續時，我與站我在我身後的一位大約60幾歲的西人聊了起來。從他不凡的氣質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掌握著一定權勢的主流社會的有錢人。閑談中，得知他要去日內瓦見一個醫生。我知道從倫敦到日內瓦衹有三個小時的火車，於是我建議他不妨改乘火車，以免無限時的等待而延誤了他的行程。他說：「有一次我乘火車，趕上火車起火了，耽誤了我的大事﹗」 我說：「這也衹是千載難逢而已。」(once in a blue moon) 他說：「我總是遇到千載難逢的事。今天我們又受了恐怖份子的包圍了。」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沒想到，他在給日內瓦等待接機的朋友打電話時說：「親愛的朋友，我現在被困在倫敦機場，受到了恐怖份子的包圍。 我是唯一一個與恐怖份子聯繫的人。請留意：如有任何不測，我已經寫好了遺囑，放在了我的箱子裏。」 老先生說：「很奇怪，站在你的身邊，我有一種很舒服、平靜的感覺。 站在他的身邊就沒有這種感覺。」 他說著指了指我身邊的朋友。我說：「我是煉功人。」 同時，將我身邊帶著的一個蓮花書簽送給了他。 那是一個手疊的蓮花，雖然是紙質的， 卻非常精美， 每一朵花瓣都栩栩如生， 閃光的紙面仿似帶著露珠。 下墜還吊有一個書簽，書簽上寫著三個英文字：「Truthfulness, Compassion, Tolerance」 即「真、善、忍」。 我說：「送給你吧，謝謝你的讚美。」 老人不相信我的話，看著那金色的精美蓮花，懷疑地問道：「這真的是送給我的嗎﹖」 我笑著說：「是，送給你作紀念吧﹗」 望著書簽，老人大聲地讀著：「Truthfulness, Compassion, Tolerance. 」 (「真、善、忍」) 「Tolerance is what I need﹗Tolerance is good﹗That』s what I need most. And everybody in the world needs it.」 (「真、善、忍」 … Read more

子君 【光明網2006年11月1日訊】 自堪培拉最高法院在2005年6月8日受理了法輪功學員章翠英、戴志珍對外長亞力山大o唐納（Alexander Downer）侵犯人權的聯名起訴後,這樁民事案至今已走過一年多，法庭曾4次要求外長唐納為簽發證書的行為遞交辯解詞，唐納不但一直沒能交出，反而在2006年9月11日向法庭申請一個動議案，讓法庭不要受理此案子。 訴訟案的起因是2002年3月由中國外長唐家旋訪問澳大利亞所引發，法輪功學員的基本人權受到澳大利亞外長唐納的侵犯,並持續了四年之多並未終止。在四年來所簽發的96份證書上，外長唐納命令聯邦警察對法輪功采取行動，移走在堪培拉中國大使館門前馬路對面的法輪功請願活動用的橫幅和展板。理由是法輪功的橫幅和煉功音樂有損中國代表團或中國大使館的尊嚴。在 2004年3月30 日以後續簽的 “證書（certificates ） “上，還增加了限制請願的內容，包括 “法輪功成員抗議所用的立起來的橫幅、標誌，及固定或漆在包括汽車等物體上的標誌”都不能出現。另外，唐納外長的96份證書上的那些所謂控告法輪功違反噪音條例的說辭，同樣也沒有被證實有任何事實根據，和究竟違反了那一條噪音管理條例。當法輪功學員針對外長唐納的侵犯行為向堪培拉最高法院遞交訴狀 9個月後，即在2006年3月，外長唐納纔停止簽發有效期僅30天的”證書（certificates ）”。與此同時，外長唐納還透過代理律師向法輪功兩位原告建議涉案雙方通過協議解決紛爭。但外長唐納本人並未作出不再侵犯法輪功學員基本人權的有效承諾和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的舉措，只是要求法輪功學員停止起訴，並強調外長唐納保留將來在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外長特權的權利。更令人不可思議不可的是，在外長唐納本人主動提出涉案雙方協議期間，外長唐納卻變換著另一方式侵犯法輪功的基本權利。在4月3日，涉嫌直接參與了對法輪功學員活體器官摘取的中國現任商務部部長出訪澳洲期間，澳洲聯邦警察采取嚴厲防範措施，調來大警車 (the police truck (Breath Test Unit)擋住法輪功學員抗議活動用的橫幅，併命令法輪功學員不許移動到其它地點，澳洲聯邦警察稱命令是來自唐納外長管轄下的外交部。 今年10月 13日，法輪功原告章翠英的律師Mandouh向法庭遞交新修改過的訴求。在10月20日的開庭聆訊中，法輪功原告章翠英的律師Mandouh完成了向法官遞交新訴求的程式，並請求法庭根據新訴求速判。唐納的律師則要求法官在下一次開庭聆訊中（11月1日）先審理被告提出取消此案的動議，將審理法輪功新訴求的聆訊推延到11月1日以後。聆訊結果，法官沒有接納被告代理律師的要求，將法輪功原告章翠英的請求安排到11月1 日審理，和唐納要求法庭取消案子的申請一起上庭，等待裁決。另外，在10月23日，本案的另一原告法輪功學員戴志珍向法庭遞交了經修改的訴求和補充了一些訴訟文件，同樣取得在11月1日開庭聆訊的時間。 這場官司如何走向，也在測試著澳大利亞司法系統對自身民主國家價值保護的能力有多大，澳大利亞公民能否真正不受侵犯的、公平的享受憲法保護下的最基本的人權，對於澳大利亞司法系統來說，這的確是個嚴峻的考驗。 法輪功原告指出，唐納外長在簽發第一份證書時就開始撒謊 1999 年7月20 日，中共和江澤民公開宣佈對信仰 “真善忍”的民眾鎮壓，認為 “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一場群體滅絕的大屠殺在中國就這樣發起。江澤民政權控制著中國大陸所有媒體，所有的電視臺不停的播放詆毀法輪功的節目。有的地區有時所有的頻道都在播放同樣的誹謗節目，任何人只要在公共場合大聲說一句”法輪功好” 就橫遭逮捕。遺憾的是，在國外的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也難以見到有關法輪功的真實消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有效的能夠讓世界知道法輪功在中國被殘酷打壓並向世界呼救、呼籲幫助停止虐殺的辦法就是在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前抗議。有中國大使館、領事館的國家，法輪功學員就會出現在中使館、領館前，抗議活動用的橫幅主要內容是 “停止屠殺”、“ 停止酷刑”、“世界需要真善忍”等。 顯而易見，唐納外長把向公眾傳達法輪功在中國被殘酷打壓的信息和呼籲停止迫害歪曲成是 “有損中國代表團或中國大使館的尊嚴”。這讓人感到如同說展覽屠殺猶太人的納粹集中營是有損希特勒尊嚴一樣的荒謬。同理，相信任何稍有良知的人也都不會認同，在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門前抗議中共在1989年6月4 日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釀成震驚世界的 “六四”慘案）所使用的橫幅是有損中國大使館、領事館的尊嚴。 據法輪功原告說，四年多來，唐納外長不時寫信給國會議員，謊稱法輪功在堪培拉中國大使館前日夜使用高音喇叭干擾了外交官和使館員工的工作。同時，唐納外長有關簽發證書的不符合事實的言辭，被西方社會，包括中文媒體一直在重複使用，嚴重誤導了澳洲政府、媒體及廣大民眾，這一切對原告已構成了實質性的傷害。 唐納外長力圖掩蓋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 唐納外長不知道法輪功的迫害真相嗎？原告章翠英，作為一個澳洲公民，為了給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在中國被非法抓捕，中共警察逼著章翠英寫放棄澳大利亞國籍的聲明，並揚言，如不寫，就要害得章翠英家破人亡。章翠英因不放棄煉法輪功，在中共牢獄中受盡酷刑折磨，頭被按在地上打，揪頭髮、扇耳光、用腳鐐在手背上用力來回碾，渾身上下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還被投進男牢房關押近兩個月，受盡侮辱。後來因為澳洲領事的干涉，獄警纔不得已把章翠英換回女囚房。章翠英還被強迫奴役，每天和其他犯人一起幹十幾小時的活，大多做的是出口產品。如穿珍珠項鏈，在羊毛衫上繡花，在牙簽上做聖誕樹及其它聖誕禮品等等。在獄中一位署名為 “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在秘密轉送出來給章翠英丈夫的匿名信中寫道”在牢中我親眼目睹了章女士被公安殘酷毒打並戴上沈重的鐵鏈，遭受非人折磨的情景。我看見她的慘境真是心如刀絞，只要每一個有良知，有同情心，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會為之義憤淚下，肝腸寸斷… 我擔心遲了章女士會被折磨死的，十萬火急！！！我已將章女士在獄中的情況告訴了澳洲領事艾瑞德先生，並讓他趕快救她。因為法輪功在這個已定為反革命組織，很多人被殺害，幸好您妻子已加入澳大利亞國籍，否則，也難逃厄運。”章翠英的先生接到這封”十萬火急”的求救信後，心急如焚，他和澳大利亞的法輪功修煉者展開了緊急救援活動。澳洲領事也曾多次親臨獄中，見證澳洲公民章翠英在中共的牢獄中被迫害的真實情景。最後，澳大利亞外交部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經澳洲領事多次交涉，經受了8 個月非法關押的章翠英才被營救回澳的。另一原告法輪功學員戴志珍的先生陳承勇，因在中國煉法輪功，被活活折磨死。身在澳洲的戴志珍在網上得悉先生的死訊後，心都碎了，一夜之間白了頭。由於中國政府拒發簽證，戴志珍無法前往中國大陸認領丈夫的骨灰，戴志珍懷抱著女兒四處奔波，八方求告，經過多方的艱辛努力，終於在8個月後由澳洲外交部出面纔得以從中國領回丈夫的骨灰。 外長唐納濫用外交特權法 法輪功原告說，外長唐納完全是漠視中國大陸嚴重人權迫害的現狀，並濫用外交特權法去傷害澳大利亞本土公民，把中共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信仰大迫害延伸到澳大利亞來。外長唐納濫用外交特權法犯下的個人罪責是不能以外長特權的名義逃脫的。 澳洲綠黨領袖參議員鮑博.布朗（Bob Brown）就外長唐納”簽發證書”事件曾發表評論說”我們對[在中國]人們被槍擊、折磨、人權被剝奪的報導都有所聞。我無法表述我是多麼強烈地反對江澤民政權不光對國際法，甚至對中國自己憲法的破壞。但我們的外交部長亞力山大·唐納(Alexander Downer) 站到中國外交部長的一邊，使得這些倡導’真善忍’的人類精神準則的人們的權利在這個國家裡被剝奪……現在是北京在指揮澳大利亞，而不是澳大利亞在有關人權的問題上影響北京。” 結語 法輪功原告在首都堪培拉高等法院（the Supreme Court in Canberra ）起訴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唐納，正是要打破掩蓋迫害法輪功罪行的這片沈寂，任何人企圖掩蓋這場迫害的行為都是在幫助中共加重對中國人民迫害，將被視為殺人犯的幫凶。我們都有人的尊嚴，都有免於遭受酷刑和群體滅絕的最基本的人權。人人有權傳遞真實信息和呼籲停止迫害，呼喚正義和良知。包括國王在內，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可以犯罪而不受懲罰。尤其是發生在中共氣數將盡的今天，深受其害的中國民眾公開聲明退出中共組織的人數已突破1400萬，人們為擺脫中共操控紛紛尋求自救之路。外長唐納如果仍然堅持強制人們對這場群體滅絕性的信仰大迫害保持沈默，是將自己擺放在一個錯誤的位置上。(http://www.xinguangming.org) … Read more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下) ( 圖 ) 【光明網 2006年10月22日】 目錄 3.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1）無時不在的兩面宣傳手法2）聽黨的話給人們帶來了什麼3）跟黨走的幾種類型 4．黨叫幹啥就幹啥1）「黨」讓人幹什麼2）「馴服工具」為什麼目的服務3）「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現時表現4）不能不承擔的後果 ＝＝＝＝＝＝＝＝＝＝＝＝＝＝＝ 3.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在宣傳中，中共不僅僅要讓人們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滿懷「感恩」；也不僅僅要人們把黨當成最親的親人，滿懷「親情」；它更要把民眾變成馴服的工具，讓人們從行動上聽從它、跟隨它、為它的政治目的服務。 1) 無時不在的兩面宣傳手法 為了達到讓人民「聽黨的話，跟黨走」的目的，中共採用白臉紅臉並用的手法。在政治運動時期以唱白臉為主，平時則以唱紅臉為主。唱白臉就是對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進行批鬥打擊，然後當成反面教材來「教育」民眾，使之出於恐懼，不得不跟黨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運動、整風運動，都是殘酷的政治整肅，清除對其不忠的人，同時不斷加強人們的恐懼感，讓人們從心裡記住：不聽黨的話、不跟黨走，絕沒有好下場。在中共的定義裡，只有聽黨的話、跟黨保持一致的人，才屬於「人民」，屬於黨團結的大多數。否則，就屬於被批判的「落後分子」，甚至屬於被打擊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幾年來批判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因為不能容忍人們的獨立思想和自由選擇，因為那樣勢必出現「不聽黨的話，不跟黨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紅臉，搞「正面宣傳」。這種以「聽黨的話，跟黨走」為主線的宣傳是無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對黨魁的吹捧，進行造神運動；對中共領導地位、政策方針和所謂「成績」的吹捧；也包括「黨性教育」、樹典型、搞樣板示範等。 吹捧黨魁就是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拉攏人們聽黨的話，跟黨走。毛被吹捧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人們當然就只有聽話的份了。那時人人一本「紅寶書」，人人都要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即使在毛犯了嚴重錯誤，直接導致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之後，中共1962年的總結大會還大言不慚地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毛之後又有「英明領袖華主席」，然後是「總設計師」鄧小平，連江都是「繼往開來的領路人」。「三個代表」出來後，中宣部部長稱「必須下大力氣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行動指南，成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指針。」以至於在某農村牆壁上，都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聽黨的話，跟黨走」還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憲法本來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卻荒唐地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寫了進去，要求人們在「參政議政」的時候，必須以不動搖黨的領導為底線。 同時中共的每一次重大會議，都被宣傳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中共的每次會議精神，人們都要「深刻領會」、「認真學習」、「貫徹實施」，從而能更好地「聽黨的話，跟黨走」。與此同時，中共還定期地進行所謂的「黨性」教育，強迫黨團員學習共產黨的各類文件著作，寫思想匯報，保證人們的思想與黨一致。「思想端正，堅決服從黨的領導」，成了典型的匯報語言。 除了造神，中共還不斷地樹立各種典型，宣傳「聽黨話，跟黨走」能帶來革命勝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為中共臉上貼金，騙取人們的信任。像雷鋒這樣的典型人物，宣傳了他的行為，最後還要突出他「堅決聽黨的話，一輩子跟黨走」的主題。黨號召大辦農業，雷鋒就主動申請當農民；黨號召加強工業建設，他就離家當工人；黨號召青年當兵，他又參軍到部隊。林彪給他的題詞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宣傳雷鋒，學習雷鋒，自然也要人們像他一樣聽黨話，跟黨走。同樣，中共宣傳焦裕祿、孔繁森，也處處不忘提到「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祿知道自己病情嚴重的時候，他對妻子的囑咐是：「你要永遠聽黨的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們教育成為紅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種文藝形式也在潛移默化地對人們灌輸「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主題。《閃閃的紅星》裡：「革命重擔挑肩上，黨的教導記心頭，革命代代如潮湧，前赴後繼跟黨走」；《地道戰》裡：」主席的話兒記心上，哪怕敵人逞兇狂」；《沙家濱》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詞有：「毛主席黨中央指引方向，鼓舞著我們奮戰在水鄉」；《海港》則有「堅決聽黨的話頑強挺進，聽黨的話頑強挺進」的話。 有人可能認為，「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的宣傳已是老黃歷了。其實不然。不管是造神運動、政治學習，還是黨性教育、樹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現象。從三個代表到八榮八恥，從黨員在血旗下的獻身誓詞，到軍隊官員、邊防戰士、工人、農民、學生、知識人士的政治表態「堅決擁護黨的領導」，「服從黨的命令」等等，無不充斥著「聽黨的話、跟黨走」這樣的詞彙。在互聯網上搜索「堅持黨的領導」，竟然有超過一千萬個相關詞條（以「孔子」為關鍵字搜索，也不過找到六百多萬條而已）；搜索「永遠跟黨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萬個相關詞條。 中共六四開槍殺人後，「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使我更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堅持聽黨的話，跟黨走……」這樣的話充斥各種宣傳，後來成為人們寫思想匯報的範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於是又搞起「揭批」、「百萬人簽名」等等政治表態活動。一個個對法輪功毫無瞭解的人被中共樹為宣傳的典型：老勞模說什麼「我們這些人平均年齡六十歲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黨走」；戰士寫信給家裡人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與『法輪功』徹底決裂」……諸如此類，都是中共政治宣傳的一貫手法。 到了現在，「永遠跟黨走」還是中共的「主題教育」，通過所謂讀書讀報活動、革命題材影片展映月、「聆聽紅色經典」系列活動、大中學生「三個代表」學習宣傳實踐團活動、舉辦主題論壇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黨八十五週年時，央視搞專題文藝晚會──《永遠跟您走》，各地上至機關院校，下至街道鄉村紛紛倣傚，類似演出大批出籠。 在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產黨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廂情願地處處宣傳「什麼時候堅持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黨和人民的事業就順利發展，什麼時候削弱了黨的核心領導地位，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的口號，而且還堅決表示這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證明」了的。中共對「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欲求，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 聽黨的話給人們帶來了什麼 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和灌輸，現在的中國人似乎對中共有一種本能的恐懼，習慣於聽黨的話，跟黨走，很多人還以「跟共產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來告誡別人。那麼，「聽黨的話，跟黨走」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麼呢？ 聽黨的話，剝奪了人們的獨立思考權利，十幾億中國人變得只有一個「黨大腦」。黨說什麼就是什麼，黨決定了什麼就執行什麼。獨立思考精神是一個民族繁榮發展的重要條件，一個只會「聽黨的話」的民族又能夠走多遠？ 問題的更可怕之處在於，中共不是一個通常意義的政黨，中共是一個以鬥爭為樂，以戰天斗地、整人殺人為樂的黑幫邪教集團。它根本不講任何規則，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中共週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實的黨徒也無法倖免。 劉少奇是中共七大確立的黨內第二號人物，在延安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是四十年代幫助毛澤東打垮政敵的重要助手，文革發動時的國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慘遭迫害三年後悲慘地死去，死時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 1955 年中共授銜的所謂「十大元帥」，除朱德年事較高、1949年以後不太過問政事、因此在政治鬥爭中得以保全，還有羅榮桓死得早以外，其餘八個都沒有在政治鬥爭中倖免。彭德懷被打成「反革命軍事集團」首領，文革發動以後到1971年之間，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時在骨灰盒上寫著「王川，男」三個字；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指控圖謀「二月兵變」；賀龍被斗死；林彪政變不成，駕機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死後還受到大規模聲討。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革命」最徹底的「紅衛兵小將們」，兩年後失去利用價值，被騙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一語道破：「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是變相勞改。」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中共摧殘迫害的群體，有哪個是真正「反黨」的呢？ 1957 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識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為中共奪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諷刺的是，這些當年對共產黨抱有無限希望，並曾在國統區冒著危險為之奔走呼號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黨派的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王造時，教育家蔣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漢、丁玲、趙樹理、羅廣斌、康濯、楊沫，學者楊獻珍、翦伯贊、呂振羽、梁思成，演藝界馬連良、奚嘯伯、周信芳、尚小雲、嚴鳳英等均遭迫害。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產黨員，或者早就經過思想改造，對共產黨宣誓效忠，並且已經為中共政權作了巨大貢獻，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殘的殘，少數倖存下來，但身心都留下了無法平復的創痛。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在上海聯合舉辦「蓋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紀念會」。田漢代表文化部授予蓋叫天榮譽獎狀，並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藝術家蓋叫天先生學習》的發言。蓋叫天在致答辭中，激動地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產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蓋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遊街示眾時先被打斷了腿，然後又被扔到糞車上繼續游鬥。其時已經年近花甲的蓋叫天不堪受辱，幾次掙扎著從糞車裡爬出來，每次都被暴徒們硬塞回去。紅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這樣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捨服從政治，一直保持緊跟姿態，1949年以後創作了從《龍鬚溝》、《春華秋實》到《青年突擊隊》、《紅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連串的劇本，為中共政權歌功頌德。1966年8月23日，身為文聯主席的老捨被紅衛兵揪鬥，同時被斗的還有作家蕭軍、駱賓基、藝術家旬慧生等。他們全部被剃了陰陽頭，又被掛上「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牌子，頭上被澆上墨汁。紅衛兵勒令他們跪在焚燒戲服、文物、書籍的火堆周圍，接受「革命之火」洗禮，同時用道具和銅頭皮帶抽打。老捨被市文聯單獨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輪毒打。老捨高喊自己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換來的卻是更加瘋狂的毒打。第二天，老捨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學生打出的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對當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諍諫的態度。學生與民眾達成共識，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學生代表甚至手捧請願書在人民大會堂前長跪不起。5月23日，學生糾察隊甚至在天安門廣場把污損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後，中共軍隊血洗天安門。 在共產黨導演的這一出出人間鬧劇中間，有兩個片斷意味十分深長。 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為求自保，拚命表現自己的「積極」、「革命」、「靠攏黨」，可是指標已經劃定，再怎麼表現也無濟於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團中央大會堂舉行批鬥青年作家的會，另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發言。當他正邁步下台，大廳裡響起掌聲時，北京市文聯秘書長突然大聲宣佈：「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騙，他 ——他也被劃為右派份子了！」 1967年8月5日，劉少奇遭批鬥以後，被押回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可歎的是劉少奇直到這時才想起來要維護「憲法」。中共在奪取政權後，搞了那麼多運動，迫害死那麼多人，作為中共二號人物的劉少奇難辭其咎。他「聽黨的話」打擊別人的時候不說要維護法律，自己被批鬥了才想起憲法來。 凡是「聽黨的話，跟黨走」的都沒有好下場，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鬥爭起家，又靠鬥爭維持統治，「革命的鉸肉機」一旦開啟，就無法輕易停下來，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必然成為受害者，只是時間早晚而已。中共慣於挑動群眾斗群眾，被挑動的團體，說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輕則隨手一扔，重則打倒批臭，或者當作替罪羊殺掉以封悠悠眾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終」是這些團體的宿命。有一個「作法自斃」的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秦國實行變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後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說，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沒有身份證明的客人，主人將受懲罰。商鞅頒行的嚴刑峻法最終害了自己。中國人常說一句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就是鬥爭機制反作用於鬥爭的發起者的現象。上文提到的兩個片斷，為這種現象增加了兩個生動的例證。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黨的絕對權威，任何黨員的利益、包括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利益，都要服從「黨」的利益。因此其打擊對像具有隨機性，不光任何威脅或被中共認為威脅了其一黨專政的個人或團體會遭到整肅；即使沒有敵人，每到一定的時間，中共也會製造出一個敵人，藉以喚醒民眾的恐怖記憶，從而鞏固其權威。在隨時可能被黨定義成敵人的普遍恐懼中，人們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黨的心思和動向，爭取比「黨」還「黨」，讓「黨性」成為自己的唯一行動指南。我們都知道，人的肉體只是一具軀殼，人的真正生命，在於人的精神和靈性。沒有靈魂的肉體和動物無異。在努力和「黨」保持一致的過程中，人們恰恰在扼殺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為敵。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在中共的權力鬥爭中存活到最後的勝利者，也一樣是失敗者，因為成功的是黨性，而非他們自己的人性，他們真正的自己早已經死了。 第三，「跟黨走」意味著認同了中共的鬥爭哲學，至少是客觀上增強了中共與天地人奮鬥的能量。無休止的黨內黨外鬥爭破壞了傳統道德和人際關係，敗壞了社會風氣，毀壞了所有人的生活環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場很慘，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寧靜。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個人都要對別人猜疑防範，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爭來斗去的過程中，人性惡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貪婪、自私、惡毒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常態。這個環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擔黨文化的後果。 3）跟黨走的幾種類型 也許有人會說，共產黨也不是以前的那個共產黨了，再說，現在根本沒人信共產黨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著奔小康，誰還在跟黨走呢？現在人們對共產黨，都是陽奉陰違，個別膽大的，還在考慮讓共產黨跟著他走呢，沒準兒哪一天共產黨真就脫胎換骨了。 這種看法，似是而實非。沒有付諸行動的思想就像沒有兌現的支票，本身沒有多少價值可言。共產黨並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記裡罵它，因為剝奪言論自由固然可以連暗室私語和腹誹的權利都一併剝奪，可是有了暗室私語和腹誹的權利卻不意味著就有了言論自由，因為不進入公共空間的言論無法轉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動，也就無法對現實施加有意義的影響。 … Read more

大陸大法弟子 【光明網 2006年10月19日】 師父說：“我覺的能夠直接聽到我傳功講法的人，我說真是……將來你會知道，你會覺的這段時間是非常可喜的。”（《轉法輪》） 我有幸參加了師父廣州第五期傳功講法班，同修都很羨慕，建議我寫一份心得體會。我總覺的這十二年來我雖然在堅定的修煉大法，在做著師父要求做的三件事情，但是與同修相比不如，平平淡淡，所以一直沒寫。明慧曾有文章：“在正法洪流中正念正行平安無難的大法弟子也應該寫出自己的經歷。”特別是看了《憶師恩》後，我覺的更應該把我的修煉情況寫出來，向偉大的師尊與同修匯報。不妥之處請指正。 從小我一心向神，四九年以前入過別的教。四九年之後，邪黨無神論的宣傳，也受到了影響，但是我還是相信是有神、佛的。我剛記事的時候，天目曾看到過一個高大的形像出現在眼前，當時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幾十年來我時時在追尋著神、佛，曾動過出家的念頭，大概那不是我要找的吧，所以未成事實。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與妹妹到五台山碰到一位看相的人，要給我看相，他說：“你不出半年有特大喜事。”我不信他說的，也沒叫他看。 我的身體一直不好，有多種疾病：如萎縮性鼻炎（開過兩次刀），萎縮性胃炎，腎盂腎炎（血尿三次，最長的達六、七天），關節炎，下肢冰涼幾十年，最嚴重的是血管性偏頭疼四十多年，腦電圖中度異常，一般的偏頭疼是查不出來的。為了治頭疼去過許多醫院：如內蒙、哈爾濱、廣州、安徽、北京等地的大醫院，總是吃藥後好幾天，以後又犯而且加重，最後上海第九醫院的醫生對我講了實話：“你不是在很多大醫院都看過了嗎？這種病是治不好的。” 在中西醫治療無門的情況下，我想起了氣功。一九九四年，開始買氣功雜誌看，其中有一篇介紹法輪功的文章，我覺的很好，但沒有地方學。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從雜誌上看到廣州要辦法輪功傳功講法班。當時真是喜出望外，也是大法一線牽，我要報名，老伴說，不用著急，到時交錢就行了。我還是要堅持立即報名，當天下午在珠海網上報了名。 我於十二月九日下午三時到了廣州體育館的廣場，已有很多人排隊報名安排座位了，我也排隊，一直到晚上都沒有報上名和安排上座位。第二天我們起的很早，來到了體育館前的廣場，可是人已是裏三層外三層了，據說有從北京跟來的、上海來的、安徽來的、東北來的和其它地區來的，有的排了一夜隊。 我又排上隊了，可看樣子還是搞不上。幸好有一位淮南來的同修把排位讓給了我，我們才報上了名。很多人沒有座位，只好看錄像，坐在地上的人也不少。 第一天聽師父的講法，我就忘了自己為甚麼要來學法了，只感覺到這法太好了！太好了！腦中一片空白，求治病的想法不知哪去了。當師父給學員整體調理身體的時候，叫大家站起來想一個病，如果自己沒病想家裏人的一個病，當時我被蒙住了，不知所措，不知該想甚麼，在跺腳時我也沒想出來。後來聽同修說，他自己沒有病，當時他想了他母親的一個病，他母親有病很難受，這以後就好了。後來他母親也學大法了。 師父說：“從昨天開始聽完課之後，我們很多人感到一身輕。但是極少數病重的人先行了，昨天開始難受了。”師父又說：“從今天開始，有的人會感到全身發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樣，可能骨頭都得疼。”（《轉法輪》78頁） 我正是這樣。在師父講法班的後兩天，我坐不住了，全身難受，像得了重感冒一樣。堅持到了最後一天，在回珠海的路上吐了一路。這是第二次消業吧。第一次消業是在講法班上，那天在回住處的路上，一不留意碰到了公交車站的鐵牌子，碰的滿頭都是血，但不疼，我也不怕。這不是偶然的，是因為我走上了修煉的路，要債的提前來要了，師父保護我沒有出問題。 這八天講法班是我一生最幸福、最難忘的時刻。雖然這期學員沒發結業證，沒照像，但師尊講法時的洪亮慈悲的聲音時時響在我腦海中，鼓勵著我堅定實修下去。 我從廣州回珠海之後，天天聽錄音，看錄像，越聽越想聽；看書，越看越想看，從此離不開大法了。沒有多長時間，我身體就變得一身輕了，除了頭疼改變了疼法，犯病的時間間隔也拉長了，其餘的病統統的消失了。 後來就想這麼好的功法應傳給親朋好友，便找到了同去廣州的同修們，建立了煉功點，我們的煉功點由幾個人發展到了幾十人。同時我們也和廣州的大法弟子經常交流切磋學法煉功的情況。 我曾在半年之內從高處摔下過三次，都是師父保護我。一次我從高三米處往下拿東西，被摔下來，當時只感到脖子不舒服，伸了伸脖子就好了。後來聽說，有個人從三米高處摔下來，只是蹬一蹬腿就沒了（死了）。 二零零三年夏的一天，我高燒不退，一直燒了二十多天，沒吃過一口飯。這明明是來取命的。但我是堅信師父、堅信大法的。正念闖過了這一生死關。 邪惡迫害開始後，我一直堅持學法、煉功。這時我的身體非常的健康，連最兇惡的頑固性偏頭疼病也無影無蹤了。 我走上了講真相的道路，當時不知道叫講真相，也不知道害怕，只知道江魔在撒謊、害人，我拉住誰都講，後來才知道這是講真相，救度眾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們就是為此而來的。 迫害已經七年了。壞事在大法和大法弟子面前變成了好事，在720之前我對修煉沒有更深的認識。但是在720以後就變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就為此而來，肩負著證實法、救度眾生的使命和重任。雖然沒有別的同修做的那麼好，勸三退的人數也沒那麼多，以後再加大力度吧，做好自己該做的一切事。信師信法堅如磐石，跟著師父走到底，請師父放心。 (明慧網)(http://www.xinguangming.org)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 ( 圖 ) 【光明網 2006年10月18日】 目錄 前言 1.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歌聲與謊言2）不同時期的改頭換面3）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怎樣4）共產黨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2. 「爹親娘親不如黨親」 1）宣傳中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2）灌輸黨媽媽情結3）認賊作父的心理原因 =============== 前言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有很多與眾不同之處。讓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點是標語口號滿天飛。網友收集的「中國標語大全」，內容涉及計畫生育、打擊犯罪、封山育林、普教掃盲等等，還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口號，其粗暴野蠻、荒謬可笑，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可是國人幾十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還以為這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因此也就見怪不怪了。 共產黨為什麼在文宣方面如此重視標語口號的作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兩點：第一，標語口號簡短、上口、形象、易記，作用直接，效果持久；第二，因為標語口號往往十分簡短，不可能包含複雜的論證過程，因此它們所宣傳的理論政策本身的荒唐錯誤、似是而非就被掩蓋起來，不易為人察覺。 有一組口號，貫穿了中共幾十年的暴政史。這組口號集中體現了中共的集團目標，中共曾花大力氣反復灌輸並用各種文藝形式圖解渲染。雖然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這組口號有時候會改頭換面，以另外一種或多種形式出現，但其精神實質沒有變化，其目的就是鞏固人民對共產黨的依賴和順從，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組口號是：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爹親娘親沒有黨親」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黨叫幹啥就幹啥」 我們在第三章中論述了中共的灌輸手段，不管是宣傳機器、文學作品、教科書，還是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文藝形式，都好比樂器，它們是中共用來灌輸黨文化的工具。當然，具體創作者隨著時代或者當時的社會形態、經濟形態的不同，用的素材可能不一樣，創作出來的東西可能不一樣，從這些樂器中出來的曲子，可能曲調千差萬別，但是表達的主題卻與這四句口號一脈相承。如果從具體的種種現象回到它們的主題和要表現的東西上的話，那這四句口號就是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宣傳中常見黨文化的創作指導大綱。要是想弄明白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的形形色色表現的實質，就不能不剖析一下這四句口號。 1.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歌聲與謊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 共產黨辛勞為民族 / 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 / 他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 他領導中國走向光明 / 他堅持抗戰八年多 /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 他建設了敵後根據地 / 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 這首傳唱極廣的中共頌歌創作於1943年，當時的歌詞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1950年毛澤東在「中國」前加了一個「新」字，歌詞於是變成了今天的樣子。 這一個「新」字，加得很有講究。當時的中國人，都有在中華民國生活的經歷，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和這些人的人生經歷相左，不易使人信服。此其一。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共產黨的詞典裡，「新生事物」是個有特定涵義的名詞。如果說什麼東西是新生事物，那它一定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的未來」。同時，它的任何缺陷，都是「新生事物的不成熟」造成的，在一個不可確知的將來，這些缺陷都可以逐一克服。共產黨也的確是這麼給自己辯護的。 這首歌出籠的背景是：1942年，領導國民政府進行全面抗戰的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其中有一句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躲在延安「整風」的共產黨針鋒相對的發表題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論，聲稱「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因此，這首歌的主要內容是講「中共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領導抗戰」既不是中共的主觀願望，也不是客觀的事實。在大敵當前的危急時刻，中共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藉機發展壯大自己，最終奪取政權。中共在名義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輿論收買人心，暗地裡「一分抗日、兩分應付國民黨、七分發展壯大自己」，甚至與侵華日軍暗通款曲，倒賣鴉片。應該指出的是，抗日戰爭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開始了，歷時十四年，國民黨1932年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3年進行了長城抗戰，但中共卻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個月後，在江西建立了割據政權。中共一直說是「堅持抗戰八年」，等於自供它在1931年到1937 年之間根本沒有抗戰。 中國大陸出版的《劉少奇年譜》顯示，作為中共在江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劉的全部軍令、報告，竟無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於如何打擊或分化國軍。中共參與的大型會戰只有「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就「平型關戰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伏擊了敵人的補給部隊而已。這次戰役被中共稱為其抗戰開始後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但在中共的歷史記載中，從來不提第二次、第三次勝利，因為這是中共參與的僅有的兩次較大戰役之一。「百團大戰」在中共內部卻被認為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成為彭德懷的「罪狀」之一。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一次用這件事打擊彭德懷，「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1972年，毛澤東還對到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你們不用道歉，如果沒有你們的到來（侵略），就沒有我們共產黨政權。」中共到底是積極抗日，還是積極支持日本侵略中國，從毛的話中，答案一目瞭然。 中共在其「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也很能說明中共對抗日的態度：「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顯然，中共真正的敵人是國民黨，八年來中華民族抵抗外辱的浴血奮戰中共提都不願提。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檔案局主辦的「民族魂」網站上，羅列的「抗日戰爭時期」犧牲名單中，絕大部分都是死於同國民黨的戰鬥中，只不過時間是屬於「抗日戰爭時期」而已。中國民眾耳熟能詳的戰鬥英雄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等無一犧牲在抗日戰場。 與中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被毛澤東譏為「下山摘桃子」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間，領導國民革命軍在正面戰場與日軍共在38,931次小型戰鬥、1,117次重大戰役、22場大會戰中較量，犧牲將領200位以上，傷亡人數高達330餘萬人，在台兒莊、淞滬、長沙、獨山等正規戰，上海、筧橋等空戰中給予日軍重創，最終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在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失去任何蠱惑人心的能力的今天，中共頻頻祭起民族主義大旗，自封為中華民族的正統代表，因此決不會放棄對「抗戰中流砥柱」這一頂桂冠的占有。可是事實真相是，在最需要全國人民精誠合作、抗擊來犯之敵的時候，中共卻可恥地背叛了祖國和人民。 … Read more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上) ( 圖 ) 【光明網 2006年10月12日】 目錄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一些典型例子1）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2）「穩定壓倒一切」3）「別人也一樣」4）「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5）「對共產黨要一分為二」6）「溫飽權高於人權」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ㄜp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1）漠視生命 肆意殺人2）戰天斗地 破壞自然3）性氾濫造成社會危機4）黃賭毒產業化 官方成保護傘 ==================== 站在未來回首今天的人類歷史，人們會真實地看到共產邪靈肆虐中華大地的那一幕幕觸目驚心、喧囂鬧騰和血雨腥風。在短短幾十年裡，在神州的土地上，共產黨以一次一次的殺頭，一輪一輪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輸，構建起了一個同我們的傳統格格不入的「黨文化」部落。在這個部落裡，共產黨宣傳無神論，宣傳唯物論，否定傳統的神傳文化，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從而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在這個部落裡，共產黨批判儒釋道，批判傳統觀念，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為其政治目的而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這個部落裡，共產黨更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灌輸手段，從宣傳機器到教科書，從犬儒文人到各種文藝形式，徹底把人洗腦了。嗚呼！血染神州，山河色變。五千年神傳文化之根被切斷了，人們不再認華夏始祖，而是甘做馬列子孫，在短短的時間內，共產黨真的把人們的思想徹底改造了。 有一個笑話說大學考試題目是「請談談對世界一些國家糧食短缺的個人看法」，結果美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短缺」，北韓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糧食」，而中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個人看法」。這個笑話反映出我們中國民眾在中共幾十年的宣傳和高壓以及運動實踐中，「個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著人的語言、人的行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當然就同原來的本性大相逕庭了——人們習慣於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滿嘴髒話，行為低下；目前的中國人，去掉黨文化，都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了。 有人想，這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至少，共產黨自己都在嘲笑過去，現在同過去應該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 年是個分水嶺。談論起前三十年的歷史，人們會覺得那時真是荒唐可笑，說起現在，覺得已經很正常了。是的，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人們不再講「磨一手老繭，滾一身泥巴」了，人們甚至也高喊要恢復「傳統文化」了……但是，黨文化本身並沒有改變，而是更臻成熟。黨文化的理論體系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後人們的「科學共識」，黨文化依賴的灌輸手段依然沒有收斂，隨著電視的推廣，變得更加容易用「聲情並茂」來改造人們的思想，而面對互聯網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封網、過濾和監控。中共的所謂恢復「傳統文化」，是在抽掉傳統文化的內涵之後，今天又按照黨文化的無神論、唯物論等思維模式來盜用傳統，完全是為了現在人們追逐經濟利益和國際認同這個根本目的來恢復的，這恢復的當然不是我們真正的傳統文化，相反，這是繼第一次對傳統文化的神韻施行閹割之後，對傳統文化的表面內容進行的第二次閹割。 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被改造思想後的人們都有著同樣的表現。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雖然替代傳統文化和改造人們思想是中共幾十年以一貫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和語言卻是變化無常的。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到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不管白貓黑貓」，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從「越窮越光榮」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笑貧不笑娼」，從歌頌「張鐵生交白卷」到現在學術界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學術腐敗」，從昔日的「禁慾主義」到今天的「縱欲主義」……中共政策之出爾反爾，真可謂令人眼花繚亂。 但是，人們的思想被黨文化改造之後的表現就是，不管黨的思想怎麼變，人們總是盲目地跟著變，總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從而總是維護著惡黨的統治。 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說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人們是相信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人民公社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斗私批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產」,「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那時就一個聲音，人們覺得當然就只會跟隨惡黨的思想和語言來思考來說話。 現在信息傳遞這麼快，這麼多，言論也比起過去不知寬鬆了多少，老百姓都敢罵幾聲共產黨了，人們都在做獨立思考狀，怎麼能說還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呢？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那麼我們看看今天的人們都在想什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中國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亂」，「不要揪住共產黨的過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給共產黨時間，民主自由早晚會到來」，「人權就是溫飽權，飯還吃不飽，講什麼人權」，「什麼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學」，「壞事都是個別人的素質問題，黨本身是好的」，「國家這麼大，換誰不一樣？」，「誰反對共產黨，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擰不過大腿，鬧什麼鬧？」，「穩定壓倒一切」，「把經濟搞上去再說」……等等，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觀點是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而非來自中共的片面灌輸。 人們真的是在做獨立理性的思考嗎？其實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觀點，一個不落的都是共產黨為維持統治而宣傳灌輸、處心積慮地要讓人們去接受的東西。只不過「造反有理」變成了「（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可以說，在人們認為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並覺得對共產黨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時候，黨文化正牢牢地掌握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們的思想更多地是被黨直接灌輸所致，而今天的人們經過多年的折騰後，不再「盲目」，覺得自己能「獨立」、「理性」地思考了。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 不幸的是，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思考的理論體系仍然是共產黨給予的，思考的信息來源仍然是共產黨控制的，所謂的「獨立」不過是在黨文化框框中的「獨立」，所謂的「理性」也不過是在黨文化理論體系中的「理性」，很顯然，這樣思考後得出的結果當然就是共產黨所期望得的結果。 為什麼人們「獨立」地思考獨立不起來呢？有下面幾個因素。 1）「獨立思考」中的黨媽媽情結 「黨就是一切、黨就是母親」，「命是黨給的」，「飯是黨給的」，這種「母子情」數十年來早已深入人心。雖然現在不像過去那樣露骨的高唱「黨啊，親愛的媽媽」，但是，黨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威權，對人們衣食飯缽的控制，依然讓人覺得「國家就是黨的」，「飯碗是黨給的」，「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唯一選擇」，把黨、國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個生活環境似乎都是黨建造、賜予、維持的。這成為了人們思考中國問題的一個底線，就是不能越過共產黨，想像不出沒有黨的日子該怎麼過了。外界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心態，孩子大了，不就遠走高飛了嗎？可是，黨文化的封閉式高壓式環境是讓人可以老，思想卻長不大，那孩子能離開母親嗎？ 2）「獨立思考」的理論基礎 人們思考問題的理論基礎仍然是無神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進化論、鬥爭哲學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讓人不相信在黨之外還有「神和天」的存在。人們思考所依賴的基本詞彙或者話語系統，仍然被賦予了黨文化的含義，都是中共教會的語言，這就使得人們只能在黨文化中打轉轉，人們甚至對於超越了「沒有了共產黨」這個底線的思維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懼。同時，政治運動依然不斷，比如，最近二十幾年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和迫害法輪功，每一場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都是對黨文化理論的又一次全面地強化複習。 3）「信息不完整」影響思考過程 人們思考問題的信息來源仍然受到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就連負面消息都是在黨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轉化為維護黨天下的素材。俗話說「兼聽則明」，一個人得到兩個相反的觀點，並且認為都有道理的話，他就必須開始自己真正的獨立的理性的思考來做取捨。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鎖、過濾造成「信息嚴重不完整」，實際上切斷了人們做出正確判斷的必要條件。再聰明的大腦，再有獨立思考的願望，也逃不出「無米之炊」的尷尬，這樣的思考也就談不上是真正「獨立理性」的思考。 4）「強權論」讓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產黨是強權，黨是殘酷的，跟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這是人們從幾十年的運動中得到的共識。就算是痛恨共產黨的人，也因為畏懼強權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難越過共產黨，覺得「你能把共產黨怎麼樣？」，從而反過來以看破中共紅塵的心態去附和中共，也跟著感慨「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人們普遍認為的言論寬鬆的象徵——在私底下可以罵共產黨了——其實，都是在黨文化裡罵，在罵中來理解黨，最終維護現狀，變相地擁護共產黨。 影響人們獨立思考的因素還很多。這種經過「思考」後仍然跟黨一致的現象，比過去的直接灌輸更有危害性。一旦認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就會更加相信那些觀點，客觀上造成更主動跟黨一致，自然更便於中共來統治人民。如果說過去是一個被動地被塑造的過程，那麼今天就是黨文化發酵成熟和人們主動自律的過程。人們從過去的強行灌輸到今天的主動自律、配合理解黨的政策，「罵著擁護共產黨」，正是共產黨長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結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個很具諷刺的現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歷史分成一個個時代，人們總是站在「現在」的時間點，對黨的政策給以擁護，而對「過去」的時間點上的很多事情，給以嘲笑，覺得那時怎麼那麼荒唐。如果把時間的坐標往過去移動，會發現那個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覺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樣擁護那時黨的政策，很可能還在那裏嘲笑前天的行為。今天認為共產黨可以迫害法輪功的人，倒退三十前，他一樣覺得共產黨應該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樣覺得大躍進是如何英明正確。 說起「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們都會嘲笑那時的荒唐。其實，今天的人們一樣在用這種邏輯思考問題，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自己覺察不到而已。 在連續幾年取得農業發展之後，《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文，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人寫回來的信。文章為了說明畝產萬斤「一點也不神秘」，有聲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畝產萬斤就成一個現實的事物了。」更有科學家出來根據植物對太陽光能的利用，論證畝產潛力可高達5.85萬斤。如今回首當時的言論和行為，都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經濟有了一些發展，於是在中共的宣傳和灌輸之下，人們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了個直線外推的思考模式：現在製造玩具出口，將來就能製造飛機出口；現在是貧富差距，將來是共同富裕；現在有腐敗、社會不公、教育和醫療福利等各種問題，將來都會解決；現在環境被污染，將來自然會被治理；現在能源不夠，將來一定會有；現在是群體抗爭不斷，猶如火山要爆發，將來一定會成為「和諧社會」；現在人們的道德日益敗壞，將來一定會高尚起來；現在是經濟發展，將來一定會有民主自由的制度發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在本世紀成為雄霸世界的超級大國」——其實，這就是新時代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翻版。 在那個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造成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風」，把大躍進變成了大後退，人民公社會變成了人民空社。今天這種思想的危害絕不亞於當初，而且由於更隱蔽，人們不容易覺察，更重要的是，當初的思想是被灌輸的，而今天人們的這種思想卻是自己「思考」出來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實，「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本身很「唯心主義」，不過是表達一種氣魄和決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學內涵被灌進了黨文化，就變得極具毀滅性了。在極端唯物主義看來，這不再是表達決心，而是要變成實實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畝產指標，層層誇大的指標，是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不信神的共產黨，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一種莫名的東西衝昏了人們的頭。黨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見一斑。 昔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號角鼓動人們不顧客觀規律和現實，要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樣激勵著人們面對中國的危機熟視無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幾年來的跛足改革帶給中國巨大的危機，但人們不去監督中共，不去批評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體中共，而是不作為，甚至反對別人作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這一危機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願解決，期望中共有能力解決，認認真真地重新演繹著二十一世紀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中共歷史上幾次重大政策的調整，都是因為來自黨內黨外的巨大壓力，感受到了「亡黨」的危機才不得已開始了改革。也就是說，只有給中共壓力，中共才會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歷史，不揭露中共現在的惡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縱容中共，中共就不會改良。於是，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可以這麼說，在人們盲目的「期望」中，所謂給中共三十年時間的幻想中，社會危機可能已經把中國破壞好幾個來回了。 … Read more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下) ( 圖 ) 【光明網 2006年10月11日】 目錄 5. 利用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1）利用電影灌輸黨文化（1）「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2）主旋律與多樣化2）利用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1）附體在民族文化之上（2）八億人八個樣板戲（3）審美習慣具有滯後性（4）利用移情作用（5）相聲、曲藝、小品的獨特作用（6）中共文藝作品裡滲透著強烈的激情和戰鬥性 結語 ================= 5. 利用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共產黨認為文藝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只能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從經濟上把文藝演出團體收歸國有，從組織上把文藝界人士變成「體制內人」並對他們實行思想改造，在創作上對文藝界耳提面命嚴密控制，在短時間內把所有的文藝形式，如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都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和灌輸黨文化的工具。 1）利用電影灌輸黨文化 （1）「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 二十世紀初興起的電影作為一種全新的藝術和娛樂形式，與傳統藝術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優勢，迅速在社會上普及開來。嗅覺靈敏的共產黨很早就注意到電影。列寧說：「電影是教育群眾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傳部發佈了《關於加強電影事業的決定》，指出：「電影藝術具有最廣大的群眾性與最廣大的宣傳效果，必須加強這一事業，以利於在全國範圍內，及在國際上更有力地進行我黨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宣傳工作。」1951年，中共奪權後第一個思想改造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親自捉刀，對《武訓傳》進行高調批判。毛澤東此舉預示著其後的中共歷任黨魁都對電影這一藝術形式格外重視。1953年，對電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部完成，早於對其他民族工業的改造。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共把電影生產納入第一個五年計畫，對電影進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從1949年到1966年間，中共總共拍攝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編造「歷史選擇了中共」的謊言、圖解中共各個時期的政策、正面烘托黨代表人物、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鋼鐵戰士》、《南征北戰》、《青春之歌》、《紅旗譜》、《地雷戰》、《地道戰》、《李雙雙》、《紅日》、《小兵張嘎》、《英雄兒女》、《野火春風斗古城》、《霓虹燈下的哨兵》等。 在這些影片裡，中共領導人、中共的所謂「英雄模範人物」、甚至心理陰暗、行為下賤的中共特務都成為被歌頌的對象。電影這種媒體形式使中共能夠「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員、詩情畫意的環境氛圍、傳奇般的或史詩性的情節設計，最大限度地達到了烘托黨代表人物的作用。人們心理上覺得藝術作品裡的人物形象更「本質」、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資格代表「黨」，殊不知他們看到的只是「黨」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電影主要是一種城市藝術。為了擴大電影的宣傳範圍，中共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電影發行，系統建立電影放映隊，把宣傳觸角伸向農村和廠礦基層。1949年全國電影放映單位為646個，到1957年增加到9965個，其中電影院1030個，電影放映隊6692個。工會放映隊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場，觀眾達1.1億人次。這種電影放映隊一直活躍到八十年代中期，對普及黨文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電影被打成毒草，文藝領域成了樣板戲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當年全民平均觀看電影28次，全國電影觀眾達293億人次之多。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中共的一個統治策略。在經濟上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所以只要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人們就對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藝領域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人們就會對灌輸黨文化的宣傳品甘之如飴。 傳媒研究發現，一種媒體越是訴諸人的多種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較好的效果。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綜合了文學、音樂、美術、表演等等，全面訴諸人的各種感官，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宣傳形式。中共在電影裡塑造了大量的黨代表人物，他們的說話聲調、面部表情、肢體語言等等，成為人們、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對象，比如毛澤東在地圖前「指揮若定」的形象，蘇聯影片中列寧的演講動作等等。很多電影中的語匯進入人們的日常語言之中，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王成的台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電影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模式，其效果之巨難以估量。 中共對電影的重視程度超過對文學的重視程度，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似乎越來越是如此。1989年之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趨於收緊，1990年到1992年之間，在電影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主旋律」高峰。 （2）主旋律與多樣化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共的經濟改革，電影界也嘗試引入企業管理和競爭模式。目前中共大陸上映的國產影片中，大約25％是所謂「主旋律」影片，70％是娛樂片，5％為藝術片。然而，電影的宣傳功能並沒有被削弱，它只不過採取了更為複雜精緻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電影仍然承負重要的灌輸黨文化的職能。中共政策保證了主旋律電影的高投入、大製作、紅頭文件發行，各級組織觀看。《大決戰》投資數千萬元，拍攝地區涉及十三個省，參拍群眾多達十五萬餘人次，中共對此的重視可見一斑。中宣部、中組部、國家教委、廣播電影電視部、文化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單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發行放映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各級單位組織觀看。《開國大典》、《焦裕祿》、《毛澤東和他的兒子》等影片的觀眾數量都相當巨大。 其次，主旋律電影向高科技化、精緻化、人情化發展。八十年代以後，由於國門打開，觀眾的辨別力加強，中共從前編造的赤裸裸的謊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電影人揣摩觀眾心理，發展出一套複雜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謂「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裡，創作者刻意製造出記錄片的假相，把具有傾向性的對歷史的陳述假扮成客觀的歷史。戰爭影片注重大場面的表現，以逼真的戰爭幻像衝擊觀眾的理性判斷，使其不願去分辨歷史與敘事。影片中的「革命領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個人，以對他們的親情、愛情、友情等的呈現，拉近與觀眾的距離。「黨的敵人」也不復是以前電影中那副庸碌無能的模樣，他們被表現為有一定才華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歷史的較量中，敗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領導人的棋高一招。 《江澤民其人》中記錄了一件事，可以佐證中共主旋律電影手法的精緻。江澤民曾應邀觀看電影《開國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鏡頭讓他十分好奇，因為看起來像是極為珍貴的記錄片。江澤民問導演那些鏡頭是從哪裏找到的。導演回答說，那些鏡頭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們剛剛拍攝的，經過特殊技術處理後，看起來就像記錄片一樣。江十分滿意，看完電影後總結說：「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騙過去了。」 中共的經典宣傳片的基調是偉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隨著它歷史上越來越多的罪惡被揭露出來，並且陷入一個又一個現實的困境，中共必須採取不同的宣傳策略為自己辯護。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領袖被塑造成雖具有崇高人格、但在無情而必然的歷史進程面前也無能為力的悲劇型人物，以求得觀眾對他們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諒解，同時使觀眾體會到普通人的快樂，從而更安於現存的社會秩序。 另外一個被廣泛採用的手段是「煽情」。電影《鄧小平》的導演聲稱：「我們必須把鄧小平的一系列偉大革命創舉，變成巨大的情感衝擊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為感性的情緒！」《焦裕祿》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眾性葬禮場面，用熒幕上群眾的哀哭感染劇院中的觀眾，使觀眾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動之餘，認同他們所代表的「黨」的形象。 第三，娛樂片也同樣承擔著灌輸黨文化的職能。《電影通訊》1991年第五期評論員文章說：「作為一種創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個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數作品與少數作品的關係，不是指這一題材與那一題材的關係，不僅不排斥任何創作，反而要求滲透於一切作品的創作指導之中。」 一些影片因為有娛樂片的外包裝，其中的黨文化非常隱蔽，觀眾在欣賞歷史傳奇、愛情故事、或感歎視覺奇觀時，不知不覺地被灌輸了黨文化的觀念和趣味。電影《英雄》耗資2.5億人民幣，以美輪美奐的電影語言，謳歌獨裁強權和暴力征服；《漂亮媽媽》把下崗工人的悲慘遭遇歸咎於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兒子耳聾），間接掩蓋了中共政策失當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積失業的事實；更多的影片編造故事，替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第四，中共利用電影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經過長時間的黨文化宣傳灌輸，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的本來面目。八十年代以來，很多電影人雖然力圖反抗黨文化，但因為他們本身在就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長大，因此只能用黨文化的邏輯推想傳統社會的真實樣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傳統中國社會集封閉、壓抑、野蠻於一身，似乎還沒有中共統治之後的社會開化、進步。其實，這也是按照進化論那套邏輯推出來的，是在用另一種方式重復黨文化。 第五，無所不在的黨文化成為電影的審美風格元素，滲透於一切影視作品之中，利用觀眾的懷舊情緒，鞏固黨文化對人心靈的桎梏。 與其他藝術式樣相比，電影有自己的特點。比如，文學、美術、音樂表現什麼、不表現什麼，有很大的自由空間，而電影必須全面表現故事發生時的物質環境。因此電影畫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經過精心佈置，使它們能再現故事發生年代的典型環境。比如，表現文革時期的環境，要有毛像、大字報、綠軍裝、紅寶書等。1949 年以後的中國，是共產黨一黨的天下。要想表現這一時期的典型環境，只能使用帶有濃重黨文化色彩的物品、聲音和場面。這些場景往往喚起觀眾的懷舊情緒，使觀眾覺得雖然那個時代有很多缺點，但畢竟自己曾經拚搏過一回，就像普希金說的，「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美好的回憶」，過去的日子不管多麼痛苦和荒謬，但人們那時還年輕，現在回想起來不免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充滿說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會招致反感，所以這種「順手捎帶」的方式，就成了影視作品在客觀上幫助中共灌輸黨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這種勾起人懷舊情緒的電影元素往往是電影要表現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這些符號攜帶的信息才不會引起人們的警戒心理，暢通無阻地進入觀眾的頭腦之中。 影視（《激情燃燒的歲月》）、歌舞、文學、時尚、甚至廣告（北京中關村曾經有一個巨型廣告，仿照文革宣傳畫風格，上書「Internet就一定要實現」）、旅遊（「紅色旅遊」）等等都在加入這個「懷舊情緒」的大合奏，其實都是在幫助中共鞏固黨文化對中國人心靈的桎梏。 2）利用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中共的文藝宣傳形式，很多是從蘇聯生搬硬套來的。但是，因為灌輸黨文化的對象是所有中國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資源，以適應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輸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劇、話劇、評劇、豫劇、呂劇、越劇、粵劇、秦腔、秧歌、黃梅戲、花鼓戲、二人轉、京韻大鼓、河北梆子、山東快書、相聲、評書，中共無所不盜，黨文化附體在這些傳統文藝形式上，流毒可謂廣而且深。我們這裡重點探討幾個相關的問題。 （1）附體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給人民帶來了那麼多的災難，為什麼有那麼多「民歌」歌頌共產黨、毛澤東？這難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體現嗎？其實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1943年，這首陝北高原上傳唱數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詞改編成《東方紅》，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換成了東方、太陽和毛澤東，從此在中國大地上唱響，成為黨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類似的「借屍還魂」的例子數不勝數，比較有名的有把懲惡揚善、扶危濟困的白毛仙姑變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繹「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民歌劉三姐中的唱詞「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原來是諷刺忘恩負義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誇財主家豪富，財主心腸比蛇毒。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把劉三姐變成階級鬥爭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編歷史劇」利用古人的嘴，宣揚中共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如《逼上樑山》，林沖「從恨高俅個人到恨整個剝削階級」：「要把這世界翻轉了，那須得槍對槍來刀對刀。」 經過三十年的文化滅絕運動、把優秀民族文化破壞殆盡以後，中共向人民和世界宣稱：它代表了正統的中華文化，同時更加肆無忌憚地打著傳統文化的幌子販賣黨文化的邪惡貨色。它所以敢更加肆無忌憚，是因為世界還不了解中國，人民多忘記了傳統。失去了敬神向善內涵的偽飛天、偽千手觀音和偽民歌民樂，伴著邪黨文人花言巧語、似是而非的詮釋，給中共的黑暗統治裝飾了一道華麗的花邊，同時更隱蔽、更徹底地摧毀人們對神佛的正信、變異了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藝術品味。 （2）八億人八個樣板戲 傳統戲曲對忠孝節義等美好情操進行形象化解說，對於維繫社會的道德水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二十世紀以來，激進知識份子對所謂「封建禮教」橫加批判，傳統戲曲也被大加撻伐。魯迅在論及戲曲改革時說：「（改革）不久也就沉寂，戲劇還是那樣舊，舊壘還是那樣堅。」這恰恰從反面說明，戲曲的形式和內容是一個整體，是傳統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大肆改動，也就不是戲曲了。 1949年以後，中共 「改制、改人、改戲」，戲曲界被摧殘得百花凋零。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因果報應被批判，只有經過改編、能夠承載起中共灌輸黨文化的職能的戲劇，才被允許存在。劇作家吳祖光憤而指出，中共「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寥寥幾出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文革中推出的「樣板戲」是中共利用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的登峰造極之作。 樣板戲一般是指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濱》、《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以及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交響音樂《沙家濱》。這些京劇和舞劇，有些在文革前就被創作出來了。在江青直接指揮下，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為指導原則，把這些戲劇改造提純，使之更符合中共意識形態需要。文革中，絕大部分電影和戲曲作品被作為毒草禁映禁演，樣板戲和樣板戲拍成的電影幾乎是僅有的合法文藝形式。十年中它們反復上演、播出，強制性地讓群眾收聽觀看。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樣板戲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樣板戲從創作到演出集中了當時戲劇界最優秀的人才，在技術上的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可是，樣板戲大肆篡改歷史、渲染暴力、歌頌仇恨、顛覆傳統價值觀、對中共領袖和所謂「英雄人物」進行無限神化和吹捧，這一切都說明它們是為了一個邪惡的目的服務。那麼，其技術越精良，危害就越大。 文革後，樣板戲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時間。可是，聽慣了樣板戲的八億人民為樣板戲的復活提供了土壤。時至今日，樣板戲中的某些唱段仍然為人津津樂道，某些樣板戲被吹捧為「經典」，重新走上舞台，或者被改編成電視劇公開放映。可見樣板戲的陰魂不散，樣板戲灌輸的黨文化也已經在幾代中國人的心裡生根發芽了。 … Read more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溫哥華)熱線 各位同修，大家好！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溫哥華)熱線，今年以來堅持24小時對外服務。每當收到大陸民眾電話聯係信號後，我們及時回訪。下面我把我們打三退電話的情況與同修們交流。 打好三退電話與過去打迫害真相電話相比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特點。打三退電話不能停留在「講清楚、聽明白」的階段，還要進一步與對方在電話中互動起來。要把對方思想上的殼破掉，把對方心上的結解開，還要激發他有一種內驅力，發自內心作出三退的抉擇。可想而知，難度更大，要求更高。從我們打三退電話的案例中看，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拿起電話後，怎樣處理好切入的問題。 我們一開口就要能夠把對方的思路牽引過來，給他開創一個容易開口講話的條件。 我曾作過多種嘗試，比如電話一通，第一句話是：「你好，我是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話一出口，對方好像被鎮住了。有的連問幾遍：「什麼，什麼？」；有的沒話可說呆在那裏。我感到這句話份量很重，具有一種威懾力，如果這樣切入往往會冷場，不一定能達到互動的效果。那麼「我是全球退黨服務中心…」這句話，我一般在講到1400萬人三退或者在勸退的時候說。 另外，我也曾這樣開頭：「你好，你剛才是不是聽過電話廣播了？…」。沒想到這樣一問，好多人支支吾吾的不敢承認;也有一些人乾脆否定：「沒有呀！」。本來他的信號一來我就立即回撥，聽過的人肯定沒這麼快離去。遇到這種情況，雙方都很尷尬，往下就很難交流了。 後來稍微作點改進，就好多了。一開口我以一種非常熱情的語氣問：「你好，很高興您剛才聽了電話廣播，聽得很清楚嗎？」這樣一問，有一種親和力感染著對方，他往往情不自禁的回答「聽清楚了」，或者「不太清楚」。也有的順著這個意思脫口而出「真有這事嗎？」，或者「有證據嗎？」…等等。這樣一來一往，就容易說上話了。比如，北京的一位口氣很大的男士回話：「聽清楚了，但不具體。等調查有了結果後，告訴我10個名單，包括失蹤的，最好是北京的，我一一登門核實，我可以找公安一起去。要真有這事，我跟他們沒完！」。也有的回答「聽清楚了」以後就不啃聲了，那我就趕快接上去承上啟下的該說什麼就說什麼。瀋陽的一位農民回應:”我聽的不太清楚。”那我就再講一講。當講到惡黨的魔鬼暴行和對農民的迫害時，他氣憤的對中共罵個不停。當講到三退時，他說：”沒說的，與這個狗黨一刀兩斷！”。還有一位是這樣回應的，「這事是真的嗎？」。我說千真萬確！便一一列舉證據。 還沒等我列舉完，他突然大聲說：「我要退黨！」。一些案例說明采用這種方式切入顯得輕鬆自然，雙方都有話可說。還有個好處是信號一響，就這麼開口，無須臨時動腦筋想詞了，趕緊利用這瞬間機會調整心態，純淨自己，保持救人的強大正念。 第二、打勸三退電話的講話內容很多，心裏要明白以什麼為重點。 打勸三退電話不同於在會上發言，不同於在網絡上聊天，也不同於在街頭講真相和勸退。雖然都是用口講，但各自的要求不太一樣。我理解打電話勸退要求在較短時間內，講出最能震撼人心的、最有說服力的內容，從而當下就能觸及到對方的心靈，馬上就要激發出他三退的願望。的確，打勸退電話是與惡黨邪靈正面交鋒搶救生命的第一線。 根據這一特點，我把惡黨的三大罪惡作為重點內容、一開始就講活摘器官，炸醒麻木的心；接著倒敘殺害8000萬無辜，展現邪惡的一貫性；最後講法輪功受迫害真相，這樣受毒害的人們就比較容易覺醒。比如講活摘器官，考慮到有人詆毀、有人懷疑、還有些善良人不相信世上會有這種慘烈的事，我就從多角度來證實它的真實性。一是加拿大獨立調查團調查兩個月獲得18類證據，得到國際法律界認可，震撼了西方社會和政府：二是陳姓主刀醫生的妻子安妮供出陳醫生兩年活摘2000個眼角膜後，其它醫生再取出肝、腎、心等；三是瀋陽軍區老醫生揭發36個勞教所成為活人器官庫的內幕；四是大陸10多所醫院為招攬生意，有活摘器官的電話錄音和網站廣告；五是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得華訪問北京期間，秘密會見兩位受害人和見證人；六是2006年7月24日，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長陳忠華、復旦大學器官移植中心研究室主任朱同玉。在美國參加國際器官移植大會期間，收到法庭傳票。他們親自盜取活人器官，一個器官賣10到30萬美金，被以反人類罪刑事起訴。一下子擺出了這麼多事實依據，令人不得不信。即使有少數不懷好意的也無話可說。 往下追溯到殺害8000萬無辜時，一開始就要讓對方從心理上認同，如果有一絲懷疑，就會中途掛機。我說：「殺害8000萬，這可是它們自己說的，中央文件、歷史檔案、人民日報，等等都可查得到。因為它們認為這是歷次政治運動的成績，而不是血腥的、罪惡的、見不得人的東西。」而後看情況說說若干事例。例如： 一是竊取政權後，殺害600多萬地主、資本家、國民黨成員和有海外關係的親屬。這些人沒有造反，沒有犯罪，大都是些福分人，把人家的財產搶走，還要把人殺死。接著「引蛇出洞」，歡迎知識分子幫黨整風提建議，轉眼就劃定200萬右派，整死了50多萬。 二是58年刮共產風，糧食放衛星，在風調雨順的年代造成餓死4000萬農民。彭德懷就這事寫「萬言書」為民請命，反而被打成反黨集團頭目整死了。 三是文革時期，惡黨一號與二號頭目之間的權力爭鬥，導致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他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七百七十三萬人。」即使這個對外大打了折扣的數字，也是觸目驚心的。 四是那個小平頭上臺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誰富了？它的兒女和高乾親屬們富了。北大、清華等大學的學生們反腐敗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它要殺二十萬人，換20年穩定。調集軍隊在六四這天用坦克壓用機槍掃，殺死了近4000無辜的孩子。海外網站上有天安門廣場滿是屍體和鮮血圖片。當時38軍長不幹被抓起來，趙紫陽不同意，軟禁到死。 在談到法輪功受迫害時，我首先采用對比的方法來擺事實，如：真善忍與假惡暴的對比，7個常委中有6個反對的對比，80多個國家合法與大陸一家不合法的對比，1400例與海外無一例的對比。讓對方在頭腦裏產生強烈的反差。在這個基礎上再著重講清楚天安門自焚騙局，最後以高智晟三次上書和活摘器官的慘景結尾。那達到的效果可想而知，誰正誰邪他自會有結論，無須我們多說。 這樣一講，對中老年人來說，由於有經歷，邊聽邊聯想，很容易引起共鳴。把罪惡講到對方心上了，到後面勸三退時，就特別順利。北京的一位老大爺在聽我講惡黨的這些罪惡時，時不時的插上一句話：「挖活人內臟賺錢，罪惡滔天呀！」，「作惡多端，向來就是整人、殺人、騙人。」。「壓根兒就不是個好東西！」，等等。當我問您知道天安門自焚是怎麼回事嗎？他說，法輪功都是好人，我很同情，天安門自焚內情我不瞭解，我想那肯定是騙人的把戲。我於是把天安門自焚的真相較詳細的給他說了。他氣憤的說：「栽贓陷害，天理不容！」。當講到三退時，他說他沒入黨沒入團，只戴過紅領巾。還說：「我不怕，給我用真名退了」。 給青年人這樣講，雖然時間跨度大，由於沒有空洞的說教，中途掛機的很少。福建的一位學國際經貿專業的大學生當聽到我講法輪功學員受到的殘酷迫害和天安門自焚真相時，他聲音有些哽喑的說：「我聽不下去了，太慘了」。我的眼淚一下湧出來，我說，你聽不下去，我也說不下去。真是魔鬼暴行。北京有個20歲的小夥子，。自報天涯的名字退黨、退團、退隊，也記下了突破網絡封鎖的方法。掛機後，我心裏總象有什麼事兒放不下。10多個小時後我再打電話問他《動態網》上去沒有，他高興的說上去了。我說今後誰也騙不了你。他樂呵呵的說「那是！」。這時，我突然想起來，由於講的太順利，忘了給他講「天安門自焚」真相。這一下子我才明白了心裏放不下的原因。果然他對法輪功不瞭解。還誤認為「天安門自焚」的電視是真的。我馬上給他補了這一課。從這件事情中，我受到啟發，講中共的罪惡是為了幫助人們端正對大法的認識。一個生命能否得救，主要看對法輪大法的態度。即使三退了，如果我們沒能使他進一步對大法有個正確態度，這個生命照樣不會有未來，哪將是多麼大的遺憾。 第三、怎樣講好「天滅中共，三退保平安」。 大陸民眾長期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論和暴力論的毒害，一講天要滅中共，往往會引起反彈。什麼宣傳迷信呀！什麼不相信科學呀！什麼愚昧呀！爭來爭去、沒完沒了的，往下還怎麼給他勸三退呢？我想打電話過程中如果出現爭論，那肯定是被干擾了。因為那達不到勸退救人的目地。凡遇到有爭論的情況，要冷靜下來向內找，考慮考慮如何避免爭論，善意引導。 在講天滅中共時，我避開有神無神的問題，幾乎不提神字。我借用加拿大關於活摘器官的獨立調查報告中，取證18類同指一個方向的論證方法。圍繞「天滅中共」這個中心議題，從四個方位篩選出不可爭辯的事實依據，從總體上來證實「天滅中共」的必然性。 一是講天理天規。自古以來老人們都講善惡必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中共罪惡滔天，天理難容，遭報應的時候到了。宇宙還有個法則，就是成、住、壞、滅。萬事萬物都逃不出這個規律。中共壞事做絕，壞到頂了，下一步必然走向滅亡。中國5000年來，哪個朝代不去，哪個朝代不來。哪有鐵打江山萬萬代？不都是走向腐敗和暴力後被滅了嗎？這樣一說，沒有人爭辯了。 二是講天象天意。我避開講天災警示，因為好多人會說那是自然現象，又會爭論不休的。我說，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的桃坡村，從石壁上墜落下來塊石頭，有14米長，3米高，百餘噸重，上面有「中國共產黨亡」六個天然大字，堪稱世界級奇觀。國內新聞報道把最後一個「亡」字隱瞞了。6個字的大照片海內外到處登，老百姓說這是天意。河南省林縣石板巖鄉，也有一塊石頭，叫做「豬叫石」，自古以來，每當改朝換代，有大事發生時，這塊石頭就像豬一樣的叫。現在它又叫了。中共壞到這份上了，人不治天治，人不滅天滅。老百姓也說這是天象。不信你到這一南一北兩個地方去看看。它的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也沒有人跟我爭辯。 三是講古老預言。我首先講六種特異功能得到世界公認。其中包括宿命通。有這種功能的人往往被稱為高人，能看到過去能看到未來，他把未來將要發生的大事用文字寫下來就是預言書。如：中國的《燒餅歌》、《梅花詩》《馬前課》、《推背圖》等；南朝鮮的《格庵遺錄》；西方國家的《諸世紀》、《啟示錄》等。這些預言準確的出奇，得到了驗證。接著講這麼多預言書都提到這幾年中共要滅亡。國內的國外的，東方西方的，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時期的這些預言都提到這事，怎麼這樣脗合？你說神奇不神奇？你說是不是天意？歷史早就作了安排，白紙黑字明擺著，不信你去看看。這樣從總體上一講沒人說這是迷信。 四是講大淘汰。針對世人誰不怕死的這一心理特點，我列舉若干預言書上記載的天滅中共時的可怕慘景。如《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中提到大瘟疫將發生在這幾年，瘟疫發生時，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二三, 屍體無人撿…。如韓國《格庵遺錄》「六角千山鳥飛絕，八人萬徑人跡滅」。如隋朝步虛大師預言詩 「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丘滿崗陵」等。如《啟示錄》在神最後的審判中，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天滅中共的過程。還特別描述了對打上獸的印記者的懲罰。「……在火與硫磺中受苦，直到永遠永遠。日夜不得安寧。」如《諸世紀》「最後的秘詩」中把中共說成是復活了的古羅馬，再次象古羅馬一樣淒慘的滅亡。約翰詳細記敘古羅馬當時這一樣慘烈無比的情景：在街上滿是開裂、腐爛的屍體，無人埋葬；他們腹部腫脹，大張著的嘴裏如洪流般噴出陣陣膿水，他們的眼睛通紅，手則上舉著。屍體疊著屍體。 這樣一說，不但沒有人跟我爭辯，反而好多人問怎麼解？接著講三退就水到渠成了。因為誰不要命？誰不怕死？誰願給這個血腥的惡黨邪靈陪葬？ 第四、如何勸說青少年學生三退的問題。 一天，撥通西安的一個電話，聽到幾個小女孩嘰嘰喳喳的說笑聲。一個女孩很不客氣的問：「你們說中共那麼壞，有證據嗎？」在我一五一十的擺了許多證據後，一個女孩說：「該我們說了吧。」接著用審問的語氣問；「你是哪里人，姓什麼，叫什麼，你什麼單位？」我一一回答後，她又問：「你要我們退黨，給我們什麼好處？」當我講天滅中共，三退保平安時，一個女孩大聲質問：「你宣傳封建迷信，反對XX黨，你是不是中國人？你的目的是什麼？」還說：「我們從小就知道沒有XX黨就沒有新中國，衹有XX黨才有我們今天的一切。今天中國的這些輝煌都是在XX黨的領導下取得的。」我耐著性子解釋…，她也許理屈詞窮，突然大罵：「你他X的反黨，你他X的豬狗不如。」我勸說：「罵人對你不好，你還年輕…」沒等我說下句，她搶話「我年輕怎麼啦？我今年12歲，知道的不比你少。」 掛機後，心裏有些不平靜，這那象12歲的天真無邪的女孩？說的話全是課本上的詞語，政治考試的標準答案。全國數億這樣的青少年一直接受黨文化的教育，不像中老年人那樣儘管一樣受「一言堂」毒害，畢竟受過傳統文化影響，有的受過迫害和株連，有一定的切身體驗。天滅中共來臨時，這麼多無辜孩子將為中共陪葬，心裏一陣悲哀。我琢磨對青少年勸三退要結合講些生動的，有啟迪性的內容，如因果故事、紅眼石獅的傳說、俄國農婦與教授的對話，還有輪迴和瀕死體驗的案例。 西安一個女大學生，接到我的電話後說：「真巧，我正在宿舍寫入黨申請書。」我針對她的情況講了好多。她說她從中學到大學一直是團支部書記。要不是今天這個電話，入黨申請書明天就交出去了。我說那你就會越陷越深，最後糊裏糊塗為惡黨陪葬。她自報姓名聲明退團退隊，入黨申請書作廢。還說我講故事很美，要招集20多位同學明天聽我講。 第五、要破解在勸退時常常遇到的帶有一些共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回答好，也是退不了的。比如： 甘肅省一位70多歲的老大爺說：我是過來人，知道你說的這些都是實話，不過這麼多年來整怕了，見多了也就麻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平平安安過日子就算不錯了。我50多年前入過團，還退什麼？算了，那不自找麻煩？說起來也是個笑話。這大把年紀那不是搞政治？一遇到這種有這種怕心的情況，我往往這樣回答：你不是常常教育孩子們要遠離邪惡嗎？孟子的母親為了教育好孟子，有個三遷的故事。就像老人常說的惹不起還躲不起？又不是要你拿槍拿炮去推翻它。倒不倒、垮不垮是它自己的事。壞事做絕了，人不滅天滅。這不是搞政治。再說用小名、化名退天知你知我知，沒入會找你麻煩的。等於不用花錢買份生命保險。經過我這樣一說，這位大爺連聲說：「好哇好哇！我小名叫狗狗，你就幫我退了吧！」。要是遇到還在猶豫的我會進一步說：為了保平安，已經有1400萬人都退了，我是全球退黨（團、隊）服務中心的自願工作者，象我這樣打電話的多著呢！，說不定你的親朋好友和同事早退了，黨內好多高官為了留後路，也退了不少。何必呢？為誰呀？你一個好人還留在那個血腥的魔鬼黑窩裏幹嘛？還有什麼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呢？ 有一次當我得知接電話的是省民盟負責人後，我不客氣的說：「你們民盟是中共惡黨的政治花瓶，給它橕面子，幫它迷惑百姓，你知道嗎？」她說知道，心裏都清楚。當我談到三退時，她說：「我沒入黨，年輕時入過團，早退了，再說也沒幹什麼壞事，算了。」我對她說：「超齡退了是不算數的。你衹是現在沒有參加它的活動，當年你入團時發誓要把命都交給它，那個毒誓還在，打上的烙印還在。有個例子說的好，就像夫妻倆分居多年了，街坊鄰居始終會認為他們還是夫妻。衹有辦了離婚證，有了這個行為，才不是一家子」。至於說沒幹什麼壞事，無所謂的問題，我說：「你是個好人，那你呆在中共那個黑窩裏幹什麼？你是它的一個成員，你就會壯大了它的勢力，它幹了什麼自然就會有你一份。就像一個癌症病人，他身體內有癌細胞，也有健康細胞，當病人死去時那健康細胞是不是給癌細胞陪葬。還有個比方，就像你加入了一個公司，後來發現他是個犯罪團夥，馬上面臨審判。你還不趕快退出來？難道還要給它墊背？我想你絕不會無所謂的。經過我進一步解釋後她不再猶豫了。 最近在電話中談到三退時，有的人說上海陳良宇倒臺了，反貪腐力度加大了，中國有希望了。我往往會借機說說江賊民和兒子的貪腐情況。前上海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揭發江賊民為留後路，挪出20多億美金（160多億人民幣）存入歐洲銀行。江綿恒從銀行弄出數十億成為「中國網通」和宏力微電子公司的大老闆。江的兩個兒子在上海免費圈地。接著我再說：「陳良宇及親屬貪腐超過一百億元，早該拉下來了。那江賊民和兒子的貪腐不是更多嗎？羅幹不是已在阿根廷用贓款為自已購買礦山嗎？中紀委統計，高幹家屬卷巨額資金逃居境外的不是突破120萬嗎？廳以上的高部子女已經沒有中國人了，什麼意思？就是都辦到國外了。商務部的公告單單去年一年，中共貪官外逃的人數達4000多人，卷走500億。誰不知道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貪腐黨，越反越貪。如果真反貪腐，那意味著什麼？」這樣說開去，明眼人一聽就知道更大的老虎還逍遙法外。陳良宇只不過是第二個陳希同，是權力爭鬥的犧牲品，是中共又可用來化解民怨，轉移1400百萬退黨大潮的沖擊耍的一個花招。 另外，在勸退時遇到好幾個人都這麼說；胡溫比江賊好多了，中共正在向好的方向變。一開始遇到有人提這個問題時，底氣不足，耐心不夠，大話空話多。經過再次學《九評》後，現在我一般這樣回應：胡溫比江賊的確要好一些。但你要注意看看這幾點： 第一點看天性。《共產黨宣言》說它自己就是個「幽靈」。它的天性就是暴力殺人，喜歡鮮血滿地。你看世界上共產國家的國旗、黨旗、團旗、隊旗都是血紅色，還有紅軍、紅小鬼，紅衛兵、紅海洋、紅色江山的流行叫法，惡黨的慶祝活動佈置也是一片紅。它還有一個天性就是吸附於人體，逐漸汲取人的生命精華。從中央到基層，從城市到鄉村，從各級政府到每一個企業都建立了邪黨的組織。這些黨組織大大小小的黨員幹部們，不做工、不務農、不經商、不搞科研教學，可它們卻掌握著國庫財經大權和百姓的生殺大權。它的天性就是邪惡的、血腥、吸附的，你還指望它變好？ 第二點看本質。惡黨內相比之下也有好人，比如陳獨秀不主張暴力奪取政權，劉少奇主張容許私人經濟、彭德懷為民請命，胡耀邦想引近自由民主、趙紫陽反對槍殺學生，他們不是一個個都被中共這個惡魔廢了嗎，下場那麼悲慘。這是惡黨的本質決定的，不能對哪一兩個人抱有幻想。 第三點看國際走勢。15年前蘇聯和東歐10多個共產國家一陣風的都倒了。現在只剩下一大（中共）三小（朝越古）。目前拋棄共產正在成為國際潮流。如華盛頓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開工；紅色高綿將在國際法庭受審；歐洲議會通過了「譴責共產獨裁罪行」的決議；波蘭議會通過法案，查處前共黨政權的「同謀者」。禁止前共產政權的「同謀者」擔任公職,允許雇主解雇。好多原親共的總統紛紛落馬。看到了嗎？這就是當今世界的大格局和中共未來的走向。它就像一個腐爛發臭的蘋果，你不可能說不能丟，因為這個蘋果還有一點沒爛，過幾天會變好的。是嗎？ 10月2日，我回撥沿海城市的一個電話，當我講了中共的罪惡時說，中共就是這樣把百姓不當人。他說：「我可不是普通的百姓。」我說：「你在黨內有一定官職，那我剛才說的這些你一定很熟悉。」他說：「你說的是事實，但要看主流，看發展，我看我們黨正在向好的方向變。」這回我不再心虛，底氣十足的講了上述三點，緊接著講了天滅中共的依據和可怕慘景。講了將近一個鐘頭，他靜靜地聽，時不時的附和一聲。他聽完這段話後說：「你說的有那麼點意思，嗯，是那麼個意思。」我緊追不放，「我幫您用化名退了吧。」他說：「不不，現在我腦子有點亂，我要想想。」這時有人跟他說話，一會兒他說有急事要處理，以後再說。我說我還來不及告訴你怎麼上網破封鎖。他說下次吧！我又問怎麼找你？他說就打這個電話，我姓X。兩天後我打電話問X先生在嗎？一個小夥子的聲音：「你是找X書記嗎？他出差了，大概五天後回來。」原來是個市委書記。 從我們熱線的三退來看，有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階層和不同地區的人。它從一個側面讓我們看到三退大潮正在大陸真實的展現。它說明廣大民眾對這個惡黨早已深惡痛絕，從心靈深處把它拋棄。同時也讓我們看到退黨熱線是順應天意民心，解體中共救度眾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沿陣地。這個陣地是正、邪面對面交戰的第一線。惡黨邪靈對這個陣地非常恐懼而又無可奈何，封不住、截不斷，威脅、恐嚇和漫罵根本不起作用。這個陣地同時也是我們學好法，去執著心，熔煉自己的環境。這麼重要的陣地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堅持好。 不當之處請慈悲指正。謝謝！(http://www.xinguangming.org)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上) 【光明網 2006年10月5日】 目錄 1．緊抓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 1）政治運動與常規時期（1）在政治運動中灌輸（2）常規時期的灌輸由中宣部統籌實施2）主要的宣傳機器（1）報刊（2）廣播、電視、互聯網3）常用的灌輸手法（1）舖天蓋地，讓人和真實世界徹底絕緣（2）不斷重復，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3）偽造民意、訴諸權威，發動心理攻勢（4）公開撒謊，矇騙世界（5）賊喊捉賊，一邊撒謊，一邊反對撒謊4）灌輸手法「與時俱進」 2．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 =============== 文化是一個人群的穩定的心理和行為模式，一種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權以後，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給中國人的思維、語言和行為模式打上了鮮明的烙印，製造了一個遍及中國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黨文化。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的異類，其指導思想有違人的本性，不可能從任何正統文化中自然推演出來。也就是說，一個受傳統文化滋養長大的人，不可能自動地具有共產黨所宣揚的變異觀點。黨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長期灌輸的結果。 這種灌輸是強制的、全面的、徹底的、高強度的、不間斷的，又是狡猾的、偽善的、隱蔽的、不斷變形的，以暴力為依托、以利益為誘餌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場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視宣傳灌輸為自己的生命線，幾十年來發展出系統的理論、繁複的制度、精緻的技術和大量的「人才」，再輔以週期性的政治運動強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緊緊抓住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造假宣傳；強制人民讀馬恩列斯毛的書；控制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用學生的教科書歌功惡黨，讓人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泡在黨文化中；利用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正面烘托黨代表人物，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等等。這種灌輸是如此系統，如此精緻，如此無所不在，以至於很多時候人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思想被灌輸、被洗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言語、行為和思維都與中共的灌輸密切相關。 系統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輸手段有助於我們認清黨文化的建立過程、本質特點和畫皮千變的內在機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輸手段是解體黨文化的重要一步。 1．緊抓宣傳機器推行黨文化 槍桿子和筆桿子是共產黨的兩大生命線，列寧曾經把這種鬥爭手段概括為「恐怖主義」加上「意識形態」。中共繼承了蘇共的邪惡基因，把「騙」字訣用得更加得心應手。劉少奇在1951年一次講話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黨從最初建立起，就是全黨做宣傳的。……以後，更要這樣做。」中共的宣傳機器在中共對民眾進行洗腦灌輸、建立黨文化的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政治運動與常規時期 （1）在政治運動中灌輸 發動不間斷的政治運動是中共政權與正常的人類政權最大的區別之一。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所謂「黨性」是和人性截然對立的，一旦環境寬鬆、控制減弱、與外部正常社會接觸增多，黨員和人民群眾中就會出現人性復甦的情況，中共則面臨著「黨心」渙散、難以維持的局面。因此，對於中共來說，週期性的政治運動也就成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傳機器灌輸黨文化也可以分政治運動和常規時期兩種情況。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中共的核心領導層都把控制宣傳機器（報刊、廣播、電視等）當做「頭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過具體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稱為「閻王殿」受到衝擊，全國範圍內表面上一度出現「無政府」、「天下大亂」的景象，但掌握實際權力的中共核心集團從未放鬆對重要的宣傳機器（如被稱為「兩報一刊」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控制。 在常規時期，中共的宣傳灌輸遵循如下模式：黨魁定調－政治局決議－中宣部貫徹－各級職能部門和喉舌執行。而在危機時期，中共黨魁往往繞開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體，一手緊握屠刀（軍隊、警察、特務系統），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過後則以「黨性」要挾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輿論，於是黨性一次次戰勝人性、一步步滅絕人性，直至「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都屈服於黨的變態意志之下。 毛、鄧、江分別在不同時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報刊發表社論，為政治運動定調。1957年反右運動「引蛇出洞」以後，毛澤東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開始了對數百萬知識份子的嚴厲整肅，這場被毛稱為「陽謀」的「反右運動」徹底摧毀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為1989年學生運動定性的「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也是在當時實際掌握權力的鄧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籠的。1999 年10月25日，中共惡首江澤民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將法輪功稱為×教，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文章《「法輪功」就是×教》，江澤民失去理智的咒罵從此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的宣傳灌輸往往伴隨著狂熱的政治動員和舖天蓋地的輿論攻勢。這種大規模的輿論攻勢切斷了人的正常信息來源，使人們根本無法進行獨立的思考判斷。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輿論的「引導」，並以為那是自己的獨立思考的結果。即使有少數頭腦比較清醒的人，面對中共暴力機器和「群眾專政」的巨大壓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國人都會覺得中共前幾十年的政治運動荒謬可笑。可是，如果從灌輸黨文化這個角度來看，這些運動非常「成功」地達到了它們的目的。這是因為，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灌輸，人們無法正確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輸的觀念。人們「告別革命」，只是告別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黨文化內涵卻幾乎原封不動地留存下來。今天人們固然不再唱「語錄歌」、跳「忠字舞」、熱衷於大鳴大放、文攻武衛，可是中共的政治運動強化灌輸的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仍然被中國人當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無須證明的普適「真理」，敬天信神被稱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內涵的傳統文化或者被當成裝點門面的飾物、或者被當成賺取鈔票的工具，人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中共被迫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作出些許讓步。但在關係到中共集團生存目標的意識形態領域，它從來沒有放鬆過。鄧小平曾說，「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從來就沒有『放』，當然也談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閉得像高壓鍋一般的共產流氓小國古巴和北韓，胡錦濤還羨慕不已，說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一貫是正確的」。在新的形勢下，中共一方面繼續嚴防死守、圍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與時俱進」，變換花招，其宣傳策略變得更精緻、更靈活、更有欺騙性了。雖然從80年代到現在，中共又接連發動了「整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運動」、鎮壓法輪功等一系列的運動，可是人們並不覺得自己身處政治運動之中，彷彿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黨文化灌輸已經達到了讓被灌者不知不覺、心甘情願、甚至樂此不疲的程度。 （2）常規時期的灌輸由中宣部統籌實施 英文裡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和洗腦、欺騙聯繫在一起，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只有在法西斯和共產黨的詞典裡，「宣傳」一詞才具有正面的意義。遍尋往古來今的政治體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產黨政權體系當中，才有「宣傳部」的一席之地。「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共，出於維護自己國際形象的需要，把宣傳部的英文名稱改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質沒有絲毫改變。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中宣部，是中共對中國媒體和全民精神控制的專門機構。 幾十年來，中共始終把完全控制意識形態領域作為其黨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中共通過中宣部掌控全中國的輿論導向，貫徹傳達「黨」的意志，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對民眾進行反復洗腦宣傳，把全民思想統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圖上來。中國的兩千多家報紙、近萬種期刊、上千家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幾十萬個網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級宣傳部負責管理。 眾所周知，中宣部並沒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為意志，以中共的集團生存為目標，以共產黨的利益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說來簡單，那就是一面封殺真實，一面製造虛假以取代真實。 我們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殺真實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發給新聞媒體的一道禁令，共列舉了三十五個「不許」，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許擅自報導農村稅費改革」，「不許對重大疫情、病情進行渲染報導轉載」，「不許對重大安全事故隨意報導」，「不許報導私營企業主入黨」，「不許報導和轉載狀告各級黨委的政府事件」、「不許過度渲染貧困和暴富分紅」，「不許報導希望工程存在的問題」，「不許在媒體運用『封殺』一詞」，「不許提新聞輿論是第四種力量或權力」、「不許刊發錯誤言論和不正確觀點」，「不許集中進行批評性和負面報導」，「不許對民族宗教等領域進行隨意報導」，……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區傳媒下發至少一百多條（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級宣傳部每年平均向媒體發出的通知、禁令超過二百三十條（次），其中發禁令最多的上海、廣東、四川、山東、湖北、湖南、河南，這些省市的宣傳部每年向轄內各媒體發出的各種禁令通知書超出三百一十條（次）。就是說，這些地方的媒體幾乎每天收到一條禁令。 為加強對傳媒的控制，中宣部設新聞閱評協調小組，監控中央和地方主要傳媒的動向，並定期向上報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部或新聞局聘用大批「新聞審讀員」，專門負責監控傳媒文章、音像製品等的「政治問題」。由中宣部新聞局負責審讀的出版物僅報紙類就達一百餘份。 可能有人會說，以中國之大，除了這些禁忌話題以外，可供報導的事件還有很多。可是，中共慣於「攻其一點，不計其餘」，朝頒夕改，無限上綱，所有黨不喜歡的言論都可能被貼上「錯誤」的標籤。這些禁令正因為措辭模糊、沒有規律可循（「不許隨意評點……」、「不許過度吹捧……」、「不許刊發錯誤言論和不正確觀點」），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懾作用。媒體從業人員唯恐觸犯雷區，於是只好自我設限、寧左勿右，每個人都充當自己的新聞檢查員。那些有幸通過檢查的新聞，已經「政治正確」得幾乎沒有任何閱讀價值了。 中宣部同時不遺餘力地製造出另一種「真實」，通過給百姓虛幻的滿足感和安全感來維護其黨的穩定。和諧、反腐、愛國、小康、五個一、三代表、八榮八恥、學習、加強、成績、高舉、里程碑、先進性、闊步前進、偉大勝利……舖天蓋地的黨文化造假宣傳，把民眾和中國的真正現實幾乎全面隔絕開來。失業工人和進城農民工的悲慘處境、被強制拆遷而無家可歸的城市居民、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警匪勾結、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狀況和不斷惡化的人權狀況，這些嚴重威脅民族生存的可怕現實，或者被完全擋在人民的視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發展中的問題，只能在進一步發展中解決」。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的來源。中宣部的各種禁令和設限導致信息完全被中共過濾，民眾無法從中得到真實的消息，進行獨立的思考。同時人們不得不時時吸食被中共黨文化浸泡的信息，順著黨文化的思路進行反應和批判。久而久之，人們對這種灌輸習以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經被黨文化洗腦了。 2）主要的宣傳機器 獲得真實的資訊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古時候，人們通過口耳相傳就能夠掌握足夠應付生活需要的資訊。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人類活動的規模和尺度不斷加大，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發生在萬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對一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時口耳相傳就遠遠不夠了，大眾媒體於是應運而生。 大眾媒體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信息環境。通過媒體，分散的個體愈加緊密地和社會發生聯繫，人們需要關心的事越來越多，個人的精神世界變得更加豐富複雜。今天的人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從媒體獲得的信息對外部環境做出判斷，進而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 由於媒體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國家，媒體被稱為獨立於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種權力，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擁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中共慣於攻擊「資本主義國家新聞自由的虛偽性」，很多中國人也未經思考就重復中共的話。其實，新聞自由並不意味著任何一個特定的媒體都不具有傾向性，而意味著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傾向性的媒體自由競爭，也保障個人或團體自由創建自己的媒體。在這種制度下，多家媒體並存並互相補充，使人們有機會綜合不同的觀點，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如果有人對所有現有媒體都不滿意，那麼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認為更中立、客觀的媒體。與此相反，中國的媒體卻全屬中共「官辦」，「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中央電視台可以在美國播出，美國的電視台卻不能在中國播出。 中共的嚴密思想控制意味著媒體正常的傳播真實資訊功能的死亡。在共產黨統治下，報紙、電視、廣播、互聯網等大眾傳播工具必然淪為「黨的喉舌」和黨文化灌輸的工具。 （1）報刊 據1991 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黨時期報刊調查研究》一書統計，1949年以前，全力顛覆當時合法政權的中共利用國民黨統治下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除了在所謂「解放區」把持宣傳工具以外，還在國統區創辦或操控報刊達一千種以上。中共利用這些報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擊國民黨，為其奪權立下「奇功」。 可是，奪權成功以後，所有媒體一夜之間「共產」到「黨」的手裡，如果這時再向「黨」要求新聞自由，「黨」的標準答案是：不存在超階級的新聞自由。著名民主人士儲安平曾預見到：「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其實，連「民主有和無的問題」也不存在，毛澤東直言不諱：就是要「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誰是人民，誰是反動派？只有毛一個人說了算。 「輿論一律」，「新聞報導的黨性原則」，「政治家辦報」，「文化工作服務於政治任務」……在這些口號的指導下，所有報紙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黨」要反右，報紙就會說「右派要翻天，我們貧下中農不答應」；「黨」要「躍進」，報紙就會說「畝產三十萬斤」；黨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報紙就會說，這是「保證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黨」要迫害法輪功，報紙就會說「崇尚科學，反對迷信」。儘管現在的人們都說，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只有日期是真實的，可是媒體的力量是巨大的，況且除了「黨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沒有任何獨立新聞來源，於是人們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體當作可靠的信息來源，區別只是被騙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來，參照台灣開放黨禁、報禁，最終建立民主制度的經驗，一批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為爭取新聞自由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經濟領域實行「權貴資本主義」，教育、醫療等部門都已經高度市場化，可是，新聞出版仍然被當局牢牢抓在手裡。一些試圖擺脫「喉舌」地位的媒體，都難逃被整肅的命運。遠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經濟導報》，近的有《冰點》週刊。為了避免激起民憤，中共現在學乖了，對於影響大的報刊，他們不是像以前一樣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編、編輯等人換上「政治上可靠」的人。報刊還叫以前的名字，可是靈魂已死，而大眾還被蒙在鼓裡。 人的眼耳口鼻、神經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夠對外部環境做出恰當的反饋。假如有人感覺器官出了問題，明明火焰在灼燒皮膚，不但沒有痛感反而覺得愉快，那麼這個人的處境就相當危險。60年代初發生大饑荒時，到處都在餓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報紙還在競相誇口又創高產，循循誘導人們吃得太多對身體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場強沙塵暴過後，電視台竟然津津樂道於「洗車業創收猛增」，暗示沙塵暴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中共的喉舌們為了從天災人禍和民怨沸騰中挖掘「正確的輿論導向」，已經到了口不擇言的地步。 （2）廣播、電視、互聯網 除了緊緊抓住報刊以外，中共對新興媒體同樣高度重視。廣播電台、電視台、互聯網這些新興媒體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據《中國新聞出版報》2003年5月公布的數字，2002年中國擁有廣播電台306家，電視台360家，廣播電視台1300家。廣播人口覆蓋率93.21%，電視人口覆蓋率達94.54%。據調查，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城市居民中近90％每天收看電視。電視和廣播在灌輸黨文化方面起的作用應該說已經超過了——雖然還不能完全取代——報紙雜誌。 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應該不會忘記文革時期遍佈城鄉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長篇政論。文革以後，播音員的調門降低了，「政治覺悟」卻絲毫不能降，只不過改用更精良的技術和比較貼近人性的方式灌輸黨文化。 電視作為一種傳播方式，形象、直觀、承載的信息量大、具有強烈的現場感，對觀眾的影響極為深刻。1979年以後，中國電視業開始快速發展。中共緊緊抓住這一媒體，灌輸黨文化的技術隨著電視技術的進步而一路水漲船高。 … Read more

【光明網 2006年10月2日】 一: 不是做事是修煉 澳洲弟子一 「不是做事是修煉」這句我在夢中都不會說錯的話，卻是我在多年的修煉中摔了大大小小的跟頭後才逐漸的從嘴上落到了心中。 以前在做一個小組的協調人時，常常在心裏抱怨：為什麼做一件事那麼難，要花費很多時間、精力外加電話費不斷的與同修交流，還經常得不到同修的反饋和支持，心想實在是太麻煩、太浪費時間了。有解釋的功夫，自己早就把事情做了。慢慢的才意識到：這個協調的過程，就是修去私心、修出善心和寬容的過程。 現在，看到周圍有一些學員仍然長期處於做事的狀態而沒有意識，就想跟我的同修說幾句心裏的話。 師父說過(不是原話)：作為一個學生，你只管認真學習，到時候自然能上大學。可是如果只想著上大學卻不好好學習，那也就上不了。很多時候，我們都把一件事的做成與否看得太重，從而忽視了在做事的過程中自身應提高的地方。做事不順利或遇到矛盾時，不是首先找一找自己哪裏沒做好，而是認為那些都是需要排除的障礙和干擾。因此，為了達到目地，便采取一些常人的辦法，比如先試圖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想法；如果說不服，就把他們排斥在外，然後找想法相同的學員一起幹，有時做什麼也不告訴有不同想法的學員，因為怕他們阻礙，先把事情做成了再說。 這讓我想起一個修煉故事：有一位修道人，他的師父對他說：你必須在某個時辰到達某地就圓滿了，於是修道人踏上了旅途。在路過一條河時，看到河裏有一個人快被淹死了。這時他心裏想：是繼續趕路呢，還是去救人呢？如果先去救人，恐怕會耽誤自己的圓滿。但轉念一想：顧不了那麼多了，人命要緊，先去救人。由於救人耽誤了時間，修道人到達目地地時超過了規定的時間。然而，他的師父對他說：你已經圓滿了。 我從這個故事中悟到：走向圓滿的過程其實就是放下自我的過程，包括對圓滿的執著，最終達到一個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境界。如果這個修道人執著於圓滿這個結果，他把在過程中所遇到的事情都看成是他圓滿路上的干擾和障礙，那麼他會去救那個人嗎？說不定他會認為那個人是魔安排來阻止他圓滿的；或者他還會說: 這個人即使淹死也是他的業力造成的，我不能動人的情。 記得師父曾經講過這樣的話(不是原話)：如果事情沒做成，你們都提高上來了，這是我高興看到的；如果事情做成了，心性沒有提高上來，那麼這件事我承認不承認還是個問題。由此看來，師父把弟子的提高看得是多麼重要。 有的同修說：現在不是自我修煉的時期了。我覺得，不是自我修煉與不修煉自我是兩回事。師父在中說：」…修煉是第一位的，我剛才講了，你要不能夠抑制它、向內找、遇到矛盾找自己，你不改正、去掉人的心，你就不會有修好的那一部份成神，你就不算修煉，所以你要不斷的把自己沒修好的那一部份修成神、修好，嚴格要求自己，這才是修煉，不然修煉幹什麼？」 處於矛盾中時，我們都應該想一想做事和修煉的關係，千萬不要變成常人做大法事啊。 二:「不要說, 咱不招邪的!」 大法弟子二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每當我想起這段經歷, 總是感動於同修帶給我的純正, 體悟到修煉人在法上時的神聖。 去年我們當地的一位同修出現嚴重「病業」干擾狀態。當時, 很多同修都忙於手中的事, 所以去醫院看望和發正念的同修不是很多, 我和一位經常在中領館前講真相的老年同修很著急, 就結伴去了幾天, 在同修身邊發正念, 希望能幫同修走出這個大難。有一天, 我們快回家時, 同修的家屬來到了醫院, 看到我們不段的說謝謝, 那時我要去學校接我的孩子了, 就和他們告別。 我的老年同修阿姨到了外面對我說: 「咱們大法弟子做得真不好, 來的同修不多, 現在又要走了, 讓他們家屬怎麼想我們啊!」 我當初想: 我一早上送了孩子們到學校, 就開車來了, 呆到不得不去接孩子了才走, 而這些家屬們每次來的很完, 都是喫了午飯後才來的, 怎麼我們還沒做好? 我說: 「不會吧, 我們比他們家屬都來得早多了…」同修阿姨看我還想說下去, 急忙說: 「不要說, 咱不招邪的!」 招邪? 當初同修的這句話一下穿透到我的心理, 使我產生震撼。這麼樸素的一句話, … Read more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二：系統的思想改造(下) ( 圖 ) 【光明網 2006年9月30日】 目錄： 4、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 1） 灌輸進化論的真實目的──推行無神論和鬥爭哲學2） 進化論是未經證實的假說（1） 脆弱的邏輯基礎（2） 概率計算否定了進化論的核心──基因突變機制（3） 進化論的尷尬──關於進化時間表的種種疑問3） 灌輸進化論的後果4） 灌輸現代科學的真實目的──壓制信仰5） 中共不講「科學」，馬克思主義反自然6） 科學家信神並不妨礙其作出科研成就7） 實證科學並不是探索宇宙規律的唯一方式8） 實證科學的局限 4、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 1） 灌輸進化論的真實目的──推行無神論和鬥爭哲學 一九六八年的一個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國業餘化石專家在位於猶他州附近，也是以三葉蟲化石聞名的羚羊泉敲開了一片化石，赫然發現一個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隻三葉蟲上。三葉蟲是一種生長於六億年前至二億多年前的生物，換句話說，在這久遠的歷史時期之前，是不是有著和我們一樣的人類文明存在？ 一八四四年，以發現反射偏光「布魯斯特法則」聞名的布魯斯特爵士在英國科學發展協會發表了一篇報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報告中提到，在英國北部靠近Inchyra的Kindgoodie採石場挖掘出的一塊沙石巖中，居然有一枚釘子的一半埋在裡面。這枚釘子雖已被腐蝕了，但仍然能辨別出來。1985年，這塊沙石巖經測定後發現至少有四千萬年歷史。那麼是誰在古老岩層裡留下的釘子呢？ 在2001 年進行的一次關於人類起源和發展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1000名美國人被要求選擇與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觀點。調查顯示，45%的人選擇了「上帝在過去1萬左右年創造了今天的人類」，37%的人選擇了「人類從比較原始的形態經過上百萬年的演化而來，而上帝主導著這一過程」，12%選擇了「人類從比較原始的形態經過上百萬年的演化而來，並且上帝與這一過程無關」，剩下6%的人表示沒有觀點或無任何傾向。在另一項由美國裴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05年7月進行的調查表明，63%的美國人願意接受學校在教授進化論的同時，也教授宗教的創世論，38%的人乾脆主張學校只教授創世論，不教進化論。 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讀者都會對上述調查結果感到非常驚訝。其實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國家，不接受進化論的大有人在，而與中共黨文化的思維定勢相反，這並沒有導致這些國家落後、愚昧。事實上這些國家的文明發展恰恰與其開放寬容的自由思想氛圍密切相關。進化論來自於西方，但當今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國、前蘇聯和原來的東歐前共產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國家權力被用來禁止對神的信仰和灌輸無神論。中共自從 1949年以後就一直在持續地壓制和迫害各種宗教信仰的同時，強制性地灌輸「進化論」，以至於許多國人不僅自己把「進化論」奉為金科玉律，而且當然地認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眾灌輸進化論，一方面是出於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的目的，因為這樣就可以為強行灌輸無神論舖平道路，以便於把自己打扮成至高無上的人間救主；另一方面是因為進化論可以為其「階級鬥爭」的理論提供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清楚的說明進化論與信仰的關係：「現在我們以進化的概念來看宇宙，再也沒有空間容納一位創造者或統治者了。」（《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馬克思又說，「達爾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支持了人類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完全符合我的觀點。」恩格斯也說，「（進化論是）十九世紀三大科學發現之一……優越的無產階級將贏得這場生存鬥爭。」 人類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後，就一直在追尋「我是誰，我從哪裏來」這樣一個永恆的根本問題。在消滅各種宗教信仰之後，進化論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夠用來解釋生命起源的學說。在網上做一個搜索，往往會發現許多中學教師對於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進化」一章這樣分析：「對於學生形成生物進化的觀點，樹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有重要意義。」因而中共在剷除中國敬畏天命的傳統文化的同時，把進化論作為解釋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強行灌輸。今天的許多中國人在談到信仰的時候，都會不假思索的聲稱，「我是信仰無神論的，我是相信進化論的。」拋開無神論、進化論本身的是非對錯之爭不談，事實上對於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對於無神論的「信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靈的選擇，是相對於「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強權之下，誰不信仰「無神論」，誰不信進化論就面臨著「封建迷信」、「愚昧」、「誤國誤民」、「反科學」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臨著被劃離「廣大人民群眾」而成為「一小撮」另類的「改造對像」。在這種環境下，根本談不上自由抉擇的權利，還有什麼信仰可言呢？ 2） 進化論是未經證實的假說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根據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的提出了生物進化的假說，認為今天複雜的生物界是從簡單的原始生物一步步進化而來。然而隨著科學深入廣泛的發展，大量的事實發現對進化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1） 脆弱的邏輯基礎 許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現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網站的「初中生物教學資源」中這樣寫道，「在人類，偶然會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長毛的人、多乳頭的女子等等，這些現象表明，人類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長毛的、多乳頭的動物。所以返祖現象也是生物進化的一種證據。」要按這種邏輯，嬰兒無腦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沒有大腦了？先天肢體殘缺的、多長手指、腳趾的也常見，那麼人的肢體就是從各種畸形進化來的？跳出進化論的思想框框一想，就會發現所謂的「返祖現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變的反映，和人類祖先聯繫在一起是沒有道理的。 科學上，如果一個理論的證明違背邏輯，這個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人們對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卻不予深究，也是因為深究起來，就沒有證據可言了。許多人聽到這話感到很驚訝。其實，問題的揭示會使人更驚訝。 比較解剖學證據是進化論的三大主要證據之一。按照比較解剖學，哺乳類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鰭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結構，因此達爾文推斷它們從同一遠祖遺傳而來，只是進化過程中因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顯然，用比較解剖學證據來論證進化論，存在邏輯上的漏洞，因為從同一祖先的假設，邏輯上可以推斷出四肢骨骼結構相似的結論，但反過來卻不一定。正如冰箱製冷可以使水結冰，不等於水結冰一定是由於冰箱製冷。 … Read more

【社論】《解體黨文化》第二章﹕系統的思想改造（中） 【光明網 2006年9月28日】 大紀元插圖 目錄： 3、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 1） 中共灌輸鬥爭思想的目的2） 在政治鬥爭中的灌輸3） 回歸和諧相處之道 3、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 2005 年中共少將朱成虎在香港面對西方記者曾說過：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準備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這是中共黨文化鬥爭思想的一個典型反映。實際上在黨文化中鬥爭和流血已經成為常態，而和諧、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後者缺乏「革命性」。 在這種鬥爭思想指導下的生存邏輯，就是為了發展、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犧牲。當然被犧牲的首先是無能力、也無權進行自由選擇的弱勢者。朱將軍雖然沒有明言中美開戰時自己將身處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將軍這樣的「國家棟樑」，自然有著比平頭百姓大得多的選擇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學的階級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賞識，後來又仗《紅旗》雜誌推薦之力而成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中國礦難頻頻的問題時，就脫口道：「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中國要發展，某些代價是不可避免。」其實，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也是這樣看待當今中國底層民眾的不幸與苦難──大概他們本人都與「何院士」、「朱將軍」一樣，以精英自居，並無打算把自己作為發展的代價。 黨文化中的鬥爭思想，經過中共幾十年灌輸，早已不僅局限於政治領域，而且貫穿於中國整個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鬥爭思想，說白了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於人類社會，主張「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獸的叢林規則。在這種規則之下，是與非、善與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擇手段在競爭中取勝──無論是官場、商場或情場。 在一個鼓吹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崇拜狼性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必然是緊張的爭鬥、撕咬、充滿戒心。這也就不難理解充斥整個社會的假藥、假酒、假醬油，毒大米、毒麵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溝油、大頭嬰兒奶粉……不但文憑可以輕易造假，橋樑、大壩都可以造假，甚至結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老公背叛，男人則懷疑孩子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而見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經司空見慣。很難想像，付出這樣代價的「發展」會使這個民族最終走向強大。 1） 中共灌輸鬥爭思想的目的 在喬治‧奧威爾的名著《動物莊園》中，一群動物不堪人類的「剝削」而起來革命造反，最終趕走了人而建立了一個由動物自己當家作主的「動物莊園」。率先領導動物們進行「革命」的領袖們──豬──不久就取得了單獨享用牛奶和蘋果的特權。面對當初懷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參加革命的其他動物們的疑惑，斯奎拉（負責宣傳的豬）解釋說，「我們食用這些東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護我們的健康。……莊園的全部管理和組織工作都要依靠我們。我們夜以繼日地為大家的幸福費盡心機。因此，這是為了你們，我們才喝牛奶，才吃蘋果的。你們知道吧，萬一我們豬失職了，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瓊斯會捲土重來！是的，瓊斯會捲土重來！真的，同志們！」瓊斯是原來的莊園主，也即「舊社會」的統治者。儘管個別動物還依稀記得瓊斯在的時候動物們生活狀況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經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對於瓊斯捲土重來的恐懼，已經條件反射般的深入每個動物的頭腦中，因此大家對於豬的特權也就無話可說了。很快地，豬的特權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範「亡我之心不死」的瓊斯捲土重來，特別是揪斗、屠殺與瓊斯勾結、破壞莊園建設的動物「叛徒」，則成了動物們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樣的「頭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滿和異議都成了不重要的瑣事了。而時刻「提高警惕」、「準備戰鬥」則成了超越一切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了。 奧威爾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繪了極權統治者鼓吹鬥爭哲學的實質：通過在人們頭腦中塑造和保持一個無時不在的敵人，通過時刻強調敵人的危險，強調「團結一致」的必要性，使人們不得不「暫時忍受」極權統治者的一切暴虐行為，以為這種暴行出自於一個良好的願望，並最終將給民眾帶來幸福。然而這種鬥爭總是「長期的、複雜的、艱鉅的」，所以人們的「暫時忍受」也就永遠沒完。 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很熟悉這種時刻存在的「危險」，這種「危險」曾經來自於「一小撮蔣幫特務」，來自於「一小撮妄圖復辟翻天的地、富、反」，來自於「一小撮猖狂進攻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來自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於「一小撮牛鬼蛇神」……這些「危險的敵人」，曾經是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長者、導師、街坊鄰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鬥爭理論指導，他們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滅」，算起來大約已有至少4 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 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破產，今天中共已經無法向百姓解釋清楚，當初這些「人民的敵人」到底危險在哪裏？然而不知不覺中，人們發現新的「危險」仍然來自於身邊，在民眾意識中鬥爭依舊是必要的。只不過如今「危險的敵人」的罪名悄悄從已經過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換成了所謂的「危害國家安全」、「顛覆政府」、「反華勢力」、「從事X教活動」等等。 這正是中共幾十年來向民眾灌輸鬥爭思想的結果。實際上幾乎在傳統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時，當中國人幾千年來一貫承傳的的傳統善惡價值觀被徹底顛覆的同時，中共就已經開始向民眾灌輸黨文化的是非價值觀了。這種價值觀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鬥爭哲學。 共產黨的世界觀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上的，其哲學思想是唯物辯證法，主張世界的矛盾性、對立性、鬥爭性；主張事務內部通過鬥爭，從量變到質變，事物由此從低級向更高的階段發展和轉化。這種思想應用到人類歷史，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即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鬥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國家政權依靠暴力來獲得，也依靠暴力來運行和維持。說白了，也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階級之間通過殘酷的鬥爭，最終弱肉強食，適者（所謂「先進階級」）生存。 依靠暴力奪權上台執政的中共，為了給自己貼上「合法政權」標籤，常常說「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人民決定歷史，所以這也是人民的選擇。中共說「歷史選擇了」它，其隱含的邏輯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因為中共造反成功，而勝利者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這正是中共熱衷於灌輸其鬥爭邪說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這樣混淆是非、倒因為果的邪說，無疑等於是說從300多年前中原的漢人「選擇了」滿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 700多年前漢人「選擇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執政歷史，也不過才50多年，說歷史的選擇未免太早了點。 辯證法的思想，並不是馬克思的創造。馬克思自己也承認其唯物辯證法來源於黑格爾，而後者的思想則是受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啟發。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易經》、八卦、河圖、《黃帝內經》、《孫子兵法》等，無不充滿辯證思維的智慧。一部《易經》，就是通過六十四卦，淋漓盡致的展現了在人類所能認識到的宇宙層次中，事物中相對立的兩種因素之間相互制約、轉化和依存的關係，以及由此而演繹的事物發展規律。這裡不僅有事物運動發展中動靜之變化，陰陽之消長，五行相生相剋等等因素的闡述，還有事物自「潛龍勿用」、「見龍在田」而最終到「飛龍在天」而「亢龍有悔」（《易經‧乾卦》）的完整髮展歷程描述，更有剝復循環、否極泰來的轉變規律。馬克思在其唯物辯證法中所論述的事物的普遍聯繫、變化發展、量變質變、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過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周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周易為基礎實際運用於人體的中醫、運用於軍事的古代兵法則具體顯示了古代東方的高超智慧。 馬克思對於辯證法的所謂「發展」，不過是其特別強調和誇大了鬥爭性，強化矛盾的對立衝突方面。他主張「對立面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而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所以共產黨的理論家們認為鬥爭性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革命靈魂」。以此為基礎，處理社會矛盾的辦法，只有鬥爭，通過鬥爭而消滅對立面。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之所以熱衷於強調鬥爭性，其實是為了給共產黨暴力奪取政權提供理論依據。而其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暴力革命是「新社會」的助產婆，把暴力奪權美化成社會的進步因素。毛澤東曾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句話實際上點到了實處。正因為如此，嗜血好鬥的黨文化，也是所有共產極權國家動盪不安、衝突不斷的根源。當今中國社會人心冷漠、彼此猜忌、無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與黨文化中的鬥爭哲學息息相關。 2） 政治鬥爭中的灌輸 中共依靠鬥爭哲學發家，也依靠鬥爭哲學維護統治。實際上，正是在中共發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斷的政治鬥爭中，民眾頭腦中的鬥爭思想不斷強化。這終於使得原本講究中庸之道、遵從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將鬥爭視作社會常態；將人與人之間充滿戒心視為常態；將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視為社會競爭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剛剛建政、立穩腳跟，就開始了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就是中共奪權成功後「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確實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達到了改造知識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國人的思想由此而產生了巨大的變異，從此認為衡量善惡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階級鬥爭」。清末行乞辦學的武訓儘管一生受盡屈辱、節衣縮食只為興辦義學，使貧寒人家的孩子能讀書，但就因為他「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毛澤東語），「站錯」了階級立場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不畏權貴秉公執法，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儘管歷來受百姓尊重和愛戴，但是因為海瑞屬於「剝削階級」，「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所以中共認為他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因而文革一開始就被批倒批臭；國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戰爭中犧牲於全國各地的一百多名空軍烈士，以及為中國抗戰獻身的美國教官、蘇聯飛行員。但因為他們為「反動政府」效命，文革一開始，毛澤東的紅衛兵便開到公墓，將烈士墓徹底搗毀。烈士的骸骨從此全部被丟棄失散。 對於共產黨來說鬥爭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衝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因為它們是「革命的種子」，而歷史就是在鬥爭中前進的（不過今天的中共，則開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詞。）。但是鬥爭性並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產黨認為群眾的「革命覺悟」需要啟發，要不斷「教育」以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並為此不惜採用欺騙手段故意製造矛盾和衝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間傳說中的一個懲惡揚善的仙姑，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為「苦大仇深」的被壓迫階級典型。戲中貫穿復仇思想——「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由於它的煽動性太強，竟然發生過士兵觀看演出的時候舉槍差點打死「黃世仁」的事件。 所謂「啟發階級覺悟」，所謂「培養階級感情」，實際上就是灌輸鬥爭思想、宣傳仇恨，在過去中共毫不隱諱的宣傳：「血債要用血來償」，「仇恨入心要發芽」，「牢記血淚史，不忘階級仇」。隨著國門的開放，這種在文明社會被普遍唾棄的仇恨宣傳不能再明目張膽的進行了。雖然中共不再搞「痛說家史」，「憶苦思甜」，但這並不意味中共放棄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變了面目，並利用現代科技進行了精緻的包裝。比如2001年8月14日，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正式聲明 ，指出中共反復宣傳的所謂「天安門自焚案」就是一個精心包裝的騙局，目的就是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 在中共歷史上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瘋狂宣傳中，人們不知不覺地充滿了對共產黨劃分的敵人的「刻骨仇恨」，這敵人是「地主」、「資本家」、「富農」，「反革命」，「右派」，「走資派」，「民運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覺悟」就體現在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上，學習雷鋒精神，要對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叫做「階級感情」，它超越於人類一切感情。毛澤東講：「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的這一講話文革中在「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血腥於是很快就遍佈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階級感情，劉少奇既然反對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餘辜」，張志新既然替死有餘辜的劉少奇翻案，她就「活該」被獄警輪姦，被割斷喉管，被處決就是「罪有應得」──雷鋒的「對敵人的殘酷無情」在這裡有了最真實的寫照。 北京「紅八月」裡那些被自己教過的學生親手打死的老師，也許沒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黨」的要求教學生們「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奪過鞭子抽敵人」的時候，告訴學生對階級敵人怎麼做都不過分的時候，埋下了自己滅頂的種子。 在群眾批鬥場合，人人爭先恐後表現自己的階級性。一個人越是表現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說明愛憎分明、階級覺悟高，反之則有「階級立場不穩」的可怕嫌疑。 親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後，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的右派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於是乎，一方面人們在一次次鬥爭中被強灌鬥爭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這樣一次次「觸及靈魂」的鬥爭中，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學會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學會了唯有打擊、整垮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認定「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便是真實的生活的法則。 被中共禁演的電影《藍風箏》裡有這樣一個基於真實故事的情節：反右開始了。主人翁鐵頭的父親林少龍的單位攤上了一個右派指標，大伙不得不討論決定這頂帽子該給誰戴上，完不成指標就別想散會。但少龍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起身離場——他要去上廁所，在那一刻，也許他認為上廁所比開會更重要。於是，等他推門回來的時候，已經被「推舉」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人們已經練就了完全越過道德底線，踐踏別人、保全自己的厚黑術，那麼今天在同樣你「死我活」的商戰中，腐敗貪污、假冒偽劣、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等等行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為這其中的哲學依據都是一樣的，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今天的人們習慣於用「成功」與否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而不論其採用了何種手段。所以攀上「款爺」、「老總」是女人的目標，身邊簇擁著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風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家長唯一的期望。在這種鬥爭哲學裡，「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敗」基礎上。這裡沒有良知與公義，也沒有是與非、善與惡，剩下的只是成與敗：成功便是好的，失敗便是劣的，於是人人都想爭做「老大」。是故血淚工廠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慘不忍睹；有毒變質商品充斥市場，「為富不仁」被視為理所當然；能夠弄權枉法仍逍遙法外者，則被視為「背景硬」、「關係鐵」……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邪說的灌輸下，中國人互相爭鬥、彼此猜忌，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一群無凝聚力的民眾更便於中共的極權統治。 3） 回歸和諧相處之道 2005 年「狼文化」風靡全國。跟風「狼文化」的一本書，《狼魂》中說：「不學狼不行嗎？不行。為什麼呢？因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中，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市場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對競爭對手一味地心慈手軟，那麼就會被對方毫不留情地吃掉」。這可以說是深得黨文化鬥爭思想之精髓了。 這裡有一個例子可以與上述思想作為對比。林肯作為美國總統，他對政敵的友好態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員的不滿。他批評林肯不應該試圖跟那些人做朋友，而應該消滅他們。「當他們變成我的朋友時，」林肯十分溫和地說，「難道我不是在消滅敵人嗎？」 中國人有句古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歷史上最強盛的盛唐時期，在思想、文化、國力、疆土等等方面幾乎都達到了鼎盛，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氣度是分不開的。唐初突厥曾經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為了國家安寧都不得不向突厥稱臣。然而唐太宗打敗突厥後，並未趕盡殺絕以雪父恥，反而極其包容地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經與大唐為敵的突厥降將，擔任五品以上的將軍和中郎將，約占朝廷武官之半。同時唐朝還允許歸降的突厥人遷入中原。這些舉措深得各少數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領袖共同請求為唐太宗上尊號「天可汗」。歷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經是一個慓悍好戰的遊牧民族，與中原時有征戰發生。然而唐朝幾次戰勝吐蕃以後，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親。文成公主將農業和佛教傳播到吐蕃，此後數十年中，吐蕃與大唐和睦相處，這不能不說是文教之功。很顯然，趕盡殺絕只會加劇仇怨，邊疆地區仍不安定，戰爭還會再起。正是唐朝對突厥的寬容政策、對回紇、粟末靺鞨、南詔等族首領所採取的冊封政策、及對吐蕃的和親政策贏得了人心，一時間四夷賓服，諸國來朝，即使遠如波斯、昭武九姓國、闐國等等都自願納地成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禮佛、崇儒，實行開明的「三教」並立政策。也正是這種寬鬆、自由的思想環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氣象。 中華民族向來講究「和為貴」，推崇中庸之道。我們的祖先賦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謂「平天下」的神聖歷史使命。從根本上說，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賴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要實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謂「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在5千年的中華歷史中，儘管華夏民族也曾歷經各種災難，但它在同化周邊各族群的過程中，畢竟已將它們凝聚、融合而為「泛中華」的文化大國。歷史上蒙古族、滿族都曾入侵、統治過中原，然而最終卻被強大的中華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滿族如今都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說要做中華的千古一帝。 黨文化不但在縱向割斷了中華民族祖輩承傳的智慧，同時也在橫向以敵視的態度對待西方的優秀文明。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國人只能相信黨文化中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機關鎗、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恩格斯），「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摧毀」（馬克思）。中國人有句古話，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歷史上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的的例子不少，但用槍桿子對付本國的百姓以維持政權，並最終使得民眾彼此內鬥，使得社會中的個體都自然而然的把暴力作為解決矛盾的第一手段，這恐怕是中共的「獨創」了。 儘管中共今天也提出來所謂「和諧社會」，但其真實目的，其實是希望社會底層民眾不要再上訪、不再為自己應有的權利合法抗爭，希望民眾不要對中共的腐敗而發出批評意見，其根本目的還是維護中共的統治。這種黨文化包裝下的所謂「和諧」不過是中共裝點門面的需要，與傳統文化中的「和為貴」截然不同。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