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丈夫生日那天，葛秀蘭到天津濱海監獄送去九朵聖潔的百合花。為能把花送入獄門讓丈夫心情好些，葛秀蘭在獄門前托花站了一上午，終於感動獄警把花拿進獄門。天津工程師黃禮喬再次身陷冤獄至今六年多了，妻子葛秀蘭表示將繼續為夫申冤。
黃禮喬一九八八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市無縫鋼管公司工作，是單位的技術工程師。修煉法輪功後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疾病全消，是單位公認的好人。因不希望有學歷人才流失，廠裏與他簽訂了無期限合同。黃禮喬因堅持修煉法輪功，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後屢遭迫害，多次在天津市雙口勞教所等處遭受「電棍電、大木板毒打、抻床、吊銬、長期不讓睡覺」等種種酷刑折磨，曾兩次被迫害成危險的尿毒症。
在被非法勞教期間，他被工作單位天津鋼管集團公司非法解除勞動合同，黃禮喬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對天津鋼管公司提出訴訟，天津東麗法院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受理此案。法官同情但表示自己說了不算，該案久拖未決。期間，黃禮喬還曾找到市政府、人大、天津市公安局等多個信訪部門申訴冤情，並找到第三次受迫害的責任單位天津市紅橋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大胡同派出所等部門遞送申訴書，要求歸還自己被非法搶走的財物，並控告相關辦案警察的違法犯罪行為，還曾給天津市政法委下屬的610辦公室打電話，要求糾正對自己的非法勞教等違法行為。
黃禮喬遭到天津警方報復，在天津610辦公室人員幕後指使下，警察背地裏監視、跟蹤黃禮喬，二零一二年四月七日，黃禮喬在張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被跟蹤人員綁架，非法關押在天津市河北區看守所。同年五月，黃禮喬開始絕食抗議對他的迫害，遭到野蠻灌食，致命危，坐在輪椅上被非法庭審。九月二十六日，天津市河北區法院對黃禮喬非法判刑七年，非法關押於天津西青監獄，後轉到天津濱海監獄。
在河北看守所期間，黃禮喬受到一種絞肉的酷刑，當時黃禮喬的雙手戴著手銬，看守所人員把黃禮喬右手的手銬銬緊後，一隻手抓住手銬，另一隻手抓住黃禮喬的右手，左右轉動，導致黃禮喬右手腕受傷，戴在黃禮喬右手的手銬深深的陷入黃禮喬右手腕的皮肉中，隨後幾天，黃禮喬右手腕的傷口感染化膿，直到現在還有深深的傷疤。
黃禮喬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被迫害生命垂危，在醫院下達病危通知書不符合看守所關押條例的情況下，河北法院於九月二十八日依然強行把黃禮喬轉入西青監獄傳染病毒最密集的肺結核監區。而西青監獄在十月十日收到用擔架抬入獄門的黃禮喬，在他生命如此垂危的情況下，對他實行滅絕性的酷刑。西青監獄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包夾他一個人，他們把黃禮喬用繩子綁在床上，雙手和雙腳被綁在床的四個角上，人根本就沒有反抗能力，然後他們暴打黃禮喬的雙腿和胃口，這個過程持續有三十分鐘左右的時間，然後他們鬆開繩子，把黃禮喬的雙手背後，吊在窗戶上，當時黃禮喬已經失去知覺。當黃禮喬醒來後已經躺在了地上，然後他們對黃禮喬又進行暴打，打的黃禮喬吐了很多血。
入獄以來，黃禮喬繼續申訴，多次向獄方遞交申訴狀，均被獄方扣壓。黃禮喬的妻子葛秀蘭申訴多年，奔走於司法局、監獄、監獄管理局之間，飽受所謂執法人員的刁難、恐嚇，並被非法拘禁二十五天，將近五年的時間不准她與丈夫相見。為此葛秀蘭向監獄管理局發出了信函，要求申請不讓家屬會見規定的信息公開，司法部門無從抵賴，最終黃禮喬在陷冤獄五年後，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夫妻終得一見。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黃禮喬的家屬陪同律師來到濱海監獄會見黃禮喬，將為黃禮喬代寫的申訴狀（申訴自己無罪）交與他審閱、簽字，律師問及黃禮喬有沒有受到酷刑之類的話，立刻遭到旁邊的五個獄警（包括獄政科劉輝、李津和八監區的三名獄警）阻止，都不讓黃禮喬回答。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九點，律師和黃禮喬的家屬拿著有黃禮喬簽字的訴訟狀到天津第一中級法院訴訟大廳申訴立案。五月十九日，黃禮喬的家屬到天津第一中級法院詢問黃禮喬申訴的立案情況，被告知此申訴已經於五月二日立案。五月二十二日，黃禮喬的代理律師盧亭閣與負責法官聯繫後得知，一中院正在對此案是否啟動再審進行審查。負責立案的法官是侯金磚。
天津高級法院於八月二十八日日在審監廳立案，負責立案的法官趙英。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天津高院第三法庭，法官，黃妻與律師就此案約談。
約談結束後，黃禮喬妻子就法官提出的問題向天津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及法官郵寄了丈夫這些年的經歷所寫的陳述意見書，希望法官你能衝破偏見，善念善行，擁有美好未來。
此申訴立案近三個月，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被駁回，黃禮喬至今仍然身陷冤獄。
黃禮喬妻子葛秀蘭在給法官陳述意見書中說：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天津高級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就黃禮喬身陷冤獄申請再審之事，和法官見面了。當法官問我除了申訴書上這些之外，還有甚麼可補充的新證據時，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後法官轉與律師交談後，面談結束。
「回家後，就思索著電影片段裏的庭辨證據：刀、槍、棍、棒、毒品、槍支，他們就把作案工具當證據來辯論。回憶黃禮喬所作所為也沒證據證明他犯罪，而稀裏糊塗就被人送進冤獄受盡酷刑，我看了下裁決書上寫的所謂證據，是在家中拿走的我學習用的大法經書，和網上的一些期刊。這些東西還是我的，那時黃禮喬沒時間看這些，只是看電子書和在電腦上閱讀文章。
「黃禮喬受盡了冤屈。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就看他在世上的所作所為是否破壞了人倫，傷害了他人。事情的歷經過程中，每個人咋做的，不就是最好的判案證據嗎？
「所有遭遇的這些只是為了救人，挽救和保留靈魂深處生命本源上不可泯滅的那份真。一個生命失去真之後，就會謊言、欺騙、奸詐、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害一方，使社會各行業造假泛濫，遍布到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二零零八年，我和黃禮喬被構陷並分別被非法關押在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和天津雙口勞教所。天津市勞教委的處長李克棟和雙口勞教所三大隊隊長吳明星，在對黃禮喬非法施加種種酷刑後，無法迫使達到讓黃禮喬順從他們的說法，昧著良心撒謊。二人兩次專程到板橋女子勞教所，妄圖迷惑我，讓我幫助他們打擊黃禮喬。
「當時我對他們說了這樣一段話：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法律是建立在道德之上，但以道德為基礎。任何沒有道德的法律，是邪法。法有法的威嚴，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自己都不遵守自己所執行的法律，此法名存實亡。它只是當權者手中打人的棍子，殺人的工具，圈錢的套路。
「第二次他們來板橋勞教所對我施壓時，李克棟問我：葛秀蘭，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我回答：不是暗無天日的陰曹地府，陽光還能照進來，這裏所發生的一切早晚會暴露在陽光之下，生活在天地之間的人得受天地法的約束，包括世上的極權者。
「當這二人無理可講時，馬上變臉：這是強制單位，你進門不喊報告就是錯！二人急匆匆離開談話室，密令板橋勞教所下黑手，把我獨自調出，在我的飲水中，投入破壞神經的毒藥，導致我差點死亡。最無法讓人理解的是，讓吸毒犯和賣淫者指導我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這是甚麼邏輯？
「二零零九年底，我走出勞教所。二零一一年春，聽到消息說被他們指使利用的板橋女子勞教所三大隊大隊長張春豔暴病身亡，留下一個可憐的七歲女兒無人照料。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走了，我當時為甚麼沒再多善勸她幾句呢？
「還有一次，在與勞教所中隊長談話時，偶然中提到這裏的勞教人員是失去生活來源的人，她們的日常花銷靠的是親朋的捐贈，勞教所裏的小賣部不交房租不納稅，商品卻高出市場許多倍這一不合法現象後，勞教所因而對我進行報復，那一次差一點慘死在它們手中。
「如果不是親身經歷這些，依照正常人的做人底線，根本無法相信這種人渣敗類會在世上如此猖獗，這還是能用語言說出來的，其中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摧殘，是外人無法想像的，這些年我丈夫承受的非人折磨更讓人無法接受。他是一個八八年大學畢業就投入天津無縫鋼管公司籌建中的開朝元老，一名技術工程師，一直誠信守約，從未想跳槽，和公司簽訂的無期限合同，在二十年後的二零零八年，一個大型央企，在黃禮喬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卻背信棄義，違約。用最不光彩的手段，誘騙一個脫離社會，在家養病的人，黃禮喬的弟弟簽字單方面解除了黃的勞動合同，而幕後的黑手卻是一個非法組織──「610」。這群流氓小人們，無孔不入的擾亂社會治安，破壞正常的生活學習秩序。在他們的操控下，有些人無法無天，無惡不作，無所不用其極，在黃禮喬身陷冤獄的五年多來，監獄對他酷刑折磨、非法剝奪申訴權、欺騙家人、刁難律師、阻止我們夫妻正當會見長達五年時間。
「我無法再敘述下去了，還是請法官親自去調查了解，這也是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需要，讓我們共同還原事實真相。」
黃禮喬妻子葛秀蘭說，「比生命還重要的是人的真性，本源不可質變，成仁守義有憐憫之心，是因為心中有善才做到的，人守真有善，遇事就能有忍讓的高尚品德。像我這樣從小生活在農村，小學都沒念完，身軀瘦弱的弱女子，如果不是動了我做人的根，我是不會在這生死的恐懼中，依然堅持走到今天的。 」
葛秀蘭表示，將為丈夫沉冤申訴到底，希望善良的人們伸出援手，給予正義的支持。
（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