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DC大法弟子
【光明網 2005年7月28日】
* 學會配合
有一次一個外地弟子對我說，『DC的人只有讓其它地區配合你們的份兒，而其它地區有個提議讓你們配合，你們是最難請的。』
我當時只有尷尬的笑。當然這句話有點兒太絕對，DC其他人我不敢講，但至少我自己在兩年多前營救CHARLES的時候就第一次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那就是我不懂怎樣配合別人。這個不懂好像並不是我不情願，而是不知道『配合』為何物。當時就連意識到這個問題本身對我來講都有著非常大的觸動，似乎是一個很根本的地方被觸及到了一樣。
曾經有一個階段，我同其他幾位同修一起做有關中國經濟真象的材料。因為算是有經濟學科背景，我很明顯的覺察到我在跟別的同修，尤其是沒有專業背景的同修講話、溝通時有種骨鯁在喉的感覺，很不自然——儘管我沒有講出來，可是我的心裡在強調我的專業背景。再後來做另外一個大法項目，我發現這種骨鯁在喉的感覺再次出現——儘管我並沒有那個項目有關的專業背景，但是因為我開始做的時間比較早些，總覺得這些新加入的學員會把事情搞砸 ——這次我所強調的是我的經驗。著急之餘，打電話跟別的學員商量，電話那邊很委婉的告訴我說『你要HUMBLE（要謙卑）。』好在這次我及時的想到，一個是對同修講話要『低聲下氣』，還有就是『有師在，有法在，怕什麼？』終於算是放下了那些基於我的經驗的擔心，過了這一關。
我體會到的一點是放下自己的關鍵在於認識到其實那些所謂自己的觀念並不是真正的自己，而作為大法弟子，真正的自己就是按著大法要求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觀念去做。
* 學會善良
有一次一個同修跟我講她的一張名片的故事，說她不經意間匆匆在名片上寫下的大法網址真的救了那個常人一命。她的結論是不論大法弟子給人的有關大法的東西再小再不起眼，那是給一個生命最好的禮物，甚至這個生命的整個生命軌跡都會因此而改變。
曾經跟她一起去一家家的跑媒體講真象，我們都沒有事先電話預約，因為過去的經驗是約到的機會不大，還不如直接上門；有時能夠見到相關的記者、編輯，而有的前臺就給擋住了。通常我都有比較強的目地性，好像見不到相當級別的人時我會比較失望，對跟其他人講真象也提不起太多的精神。那位同修不是這樣。似乎每個跟她講話的人都能體會到她對人的善，從而很高興跟她講話，在辦公室裡，電梯上，走廊裡，大街上，每一個她碰到的人都多多少少能從她的大包裡拿到一份小禮物，一張傳單，一個CD，一份九評的報紙，甚至只是一張她的名片，上面匆匆寫下大法的網站。她的善良真的讓我感動。我好像從來沒有覺得出門講真象這樣享受過，碰到的人好像都籠罩在這樣善良、祥和的場裡，很舒服。我們每次出去都帶一大包真象材料，一路撒過去，我不禁想起來一個比喻，說是佛所走過的地方步步生蓮花。
我經常要拍一個電視節目的主持部份，後來我也要作後期製作。記得第一次做編輯時，第一次完整的看到拍攝的過程，看到鏡頭上的我在每個片段的間隙對攝影師講的話，看到自己如此態度惡劣的對待我的攝影師——同是同修的先生，我大吃一驚。我從來不知道自己竟然是這樣的。師父說我們要看自己，這次我可真是看到了。我以前一直認為是邪惡干擾我做重要的大法工作，以至於我幾乎每次去拍片時，都是要跟先生鬧彆扭，一肚子不高興還要在鏡頭前表現的親切大方，面帶微笑，真是不容易。這下我算看到了原因。
* 學會不政治
常人媒體駐DC的記者通常是政治類的記者，因為DC是全美乃至全世界的政治中心。作為新唐人的記者，我經常聯係國務院、白宮、國會、各大研究機構等。從對記者這一行當一竅不通到漸漸能頭頭是道的跟別人討論他們所感興趣的問題，我覺得自己迅速適應了記者的定位。不過先生覺得我是迅速的開始滿腦子都是政治。
一次我請他跟我一起去跟我認識的一個記者講真象，回來後他對我說，『你哪是在講真象，簡直太政治了；我在一邊看著可真難受。』細想想，我覺得他有他的道理。能符合常人狀態固然很重要，可我似乎總也拿捏不好分寸。每天耳聞目睹常人世界的政治紛爭，世事變幻，我漸漸的開始體會到他們的喜怒哀樂。由於深受黨文化熏染，我記得剛去國務院參加新聞例會時，甚至對著發言人差點兒就拍起桌子來——如果我有張桌子可拍的話——黨文化中的爭鬥和惡好像在那樣一個很政治的環境裡表露無疑。
我一開始時也很苦惱，後來我發現我可以通過觀察其他記者以及發言人的表現來很便利的學習西方概念裡的記者的行為舉止包括提問和思考的方式。同時我還必須記住我代表的是世界上最正義的媒體的形象和以及我的使命。
有一次一個華裔記者很感慨的對我點點頭說，『心中有個大目標，泰山壓頂不彎腰。』還有很多記者開始漸漸的注意新唐人，有個記者說，你經常問中國的問題還有民主人權的問題，而且發言人還總是有答案給你，很好。你要不要來參加我們的聚會。有一次新唐人新年晚會前夕，我穿著唐朝仕女的裙裝去上班，去國務院參加記者會，告訴他們我在為我們的晚會做熱身。有兩位記者專門過來對我說，這衣服真好看，她要回去研究一下唐朝這個概念。還有個記者聽到我提問，又看到我的唐裝，特意很感興趣的來問我，你們是什麼媒體。
可是他們不知道每次我提問前都會在心裡對師父說，請讓我想出一個很好的問題。有好幾次我都想放棄、不想舉手的時候，很明顯的腦子裡有個聲音，說，『眾生都在指望你們，你們還再指望誰呢？』甚至直到現在，每次去一些場合前，我都會思想鬥爭，覺得意義不大啦，這些政客只想跟中國做交易啦，反正也說不出我想要的答案啦等等。有一次我聽一個演講，演講人說在DC著名的K大道上，你經常會碰到以往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他們退出政壇後，只是普普通通的社會中的一員。有一次他甚至在地鐵站碰到某某，向他問路，因為他退休後要搬到一個很不起眼的老年公寓去。這段演講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立刻覺得我所碰到的每個政治要人也好，政治記者也好，他們也不過都是普通的一個生命，世事無常，人生無常，誰知道明天我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他了，他們也就再難有機會聽到我告訴他們的真象了。我相信自己即便不去講什麼話，僅僅到場，對常人來講大法弟子所帶的場都會對他們有好的影響─因為我們這樣的生命的存在就是對人有好處的，能夠改變人的不好的觀念的。有一次我碰到一個久違的記者，她的第一反應就是，『見到你真好。』那天我們好幾位記者配合提問得很好，有記者甚至特意示意他們把問題讓給我，因為那天的話題是有關中國的。
九評發表之後，我經歷過一個誤區，就是好像覺得終於可以大大方方的反共了，而一旦降到跟共產邪靈一個層次時，那麼那層的相生相剋的理就會來制約我們了。其實九評真的不是這個目地，他是為了輔助講清真象的，而他的獨到之處恰恰在於他站在了共產文化之外來看。我覺得自己之所以會出現這個誤區恰恰也是因為自己還有共產文化的烙印造成的。好好的多看幾遍，不僅看中文，也看英文，我覺得自己發現了很多以前不易察覺的不好因素，清理的過程中，我發現再跟其他記者去講的時候思路也更加清醒了。有一次講完後，有個記者說， 『我終於明白了。我怎樣幫你呢？』因為我告訴了他九評的真正目地是救人。
以上是我學會或者是開始學會了的，還有很多我還沒有學會的東西，比如當前我覺得最需要學會的是怎樣來協調。因為我看到的情況是單單靠自己做是遠遠不夠的了。但是我也深刻體會到能夠協調好意味著更大的心的容量，這就不是靠單單的技巧能做到的了。我覺得我這方面做的還遠遠不夠。那麼就留到以後再交流吧，還有待於心性在學法中進一步提高。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2005年華盛頓DC法會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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