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農﹒多爾奈基
【光明網4月11日】 醒來後，我問空中小姐何時抵達。當她告訴我“還有兩個小時到溫哥華”時，我吃了一驚，我已經睡了八個多小時，卻感覺只睡了五分鐘。
一走出溫哥華機場大門，迎面見到的是攝影機和記者。我過去曾經見過面的一些當地法輪功學員伸出雙臂歡迎我，並向我獻上了鮮花，然後我轉向媒體。我的腦子裡空空的，只是想，隨其自然吧。記者們問了一些“回家的感覺如何”之類泛泛的問題，然後提出的問題幾乎讓我嚇了一跳。一位女記者問我，這次行動是否是為引起媒體效應而耍的手腕，我有點費解地看著她說：“你說什麼？”
當我拋棄任何自己意識到的執著心，當我努力在橫幅上書寫中文標語，當我在天安門廣場竭盡全力用中文高喊，當我在過去二十多個鐘頭裡努力同每一名我見到的中國人講道理，當我用遍了我所知道的每一個中國字、簡單的英文和手勢、身體語言告訴他們真相，一言以蔽之，當我經歷了所有這一切後，卻被問到是否這一切都是要引起媒體效應。我問她是不是認真的，她繼續說：“你事先準備了錄像聲明和文字聲明，這些都是為了什麼？”此時，我非常直截了當地回答，我去那裡是為了中國人民……我準備那些聲明的目的是如果萬一有不測事件發生，人們可以理解我所做的事。這是我的責任。如果我沒有準備為我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那麼我就不會離開加拿大。答了他們的問題之後，我的同修們迅速簇擁著我去轉乘飛往多倫多的客機。
我禁不住有點為這種問話的方式所驚訝。“這個女人沒有心腸嗎？”我心想。然後我意識到是我自己沒有用心去判斷形勢。她有她的工作，就這麼簡單。一名記者每個清晨醒來都知道他必須要報導一條新聞，而且必須在截稿之前寫出來。他們必須動作迅速地趕上六點或十一點鐘的新聞，這對他們來說實在不易。他們已經在忙碌的工作中忘記了真實的人性和自我，所以這位女記者只需要我回答完她的問題就成了。當我感謝她的幫助時，她甚至沒有看我，你可以感覺到她的腦子轉動得很快。簡直不可思議。
正惦量著這種超現實，但又非常真實的生活片段時，我看到空中小姐向每個人送上同樣的微笑。她們從每位旅客手中接過機票，換上登機卡，目送他們走入登機通道，然後又用同樣的笑容迎候向她遞上機票的下一位乘客。即使是面帶這樣明朗的笑容，她真的感到滿足，或者至少快樂嗎？還是就是在履行她的職責，就像那位女記者一樣？
在中國時，那位女生告訴我，我正在北京的大街上講“禁言”，我感覺自己置身於現實和戲劇的輪流交錯中。當我回到加拿大時，我感到原來熟悉的生活已不復存在。或者說，一切依舊，只是我變了─ ─這種可能性更大些。我確實不僅經歷了一場極其嚴峻的考驗，而且我剛剛完成了我人生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轉變。
輪到我驗票了，我向空中小姐回了一個發自內心的微笑，然後走入飛機通道。為什麼一切都顯得那麼虛偽？我記起我過去曾經做過的電話銷售工作，每當我打完一個電話時，都是以同樣的語氣說一聲：“非常感謝，祝您愉快。”我肯定你可以想像我的同事們每日聽到上百次這種話後的感覺。對他們來說，這句話聽起來很假，但是每一次我說此話時，都是發自真心的。那是我修煉法輪大法初期，我開始明白這不只是意味著掙錢，更不是在混日子，它也是我貢獻社會的一種方式。
在史書中能夠讀到，甚至在老一輩人口中可以聽到的那些對生命意義的感知，現在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愛”這個字被用來描述“淫欲”？為什麼耶穌可敬和神聖的名字被人用來詛咒？為什麼性、名聲和金錢比美德、貞操和高貴更為人津津樂道？我此番去天安門的旅程，使我重新評價自己生活中的許多事情，現在在我自己祖國經歷的這場文化震盪打得我猝不及防。對任何事物的不現實感，自動地在我內心退後了幾步，我好像看著我自己走下了飛機舷梯。
空中小姐：“你好，先生，三十三號Ｂ位，先向右，一直走到頭。”
我還以微笑，謝了她，筆直走向我的座位。盡管我直視前方，但我的間接視覺似乎變得更加強，即使沒有四周張望，我也能夠看到所有的人們和他們的舉動。有的人正在抱小孩，有的人在看報紙，有的人在提著行李笨拙地前行，走道上的人們不時停下來等前面的人把行李放入座位上方的行李箱。無論他們在做什麼，我都想嚴肅地問每一個人：你是否知道為什麼我們在永無止境地奔波忙碌著：從這裡來，到那裡去；買這個，賣那個；同他聊天，與她解悶；那個女孩是誰？她不是很出眾嗎？……生活的真正目的似乎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存在了。難道僅僅是為了佔有，或者僅僅是為了舒適快樂？作樂，戀愛？組成家庭，直至終老？……我兒時所有的那種現代社會缺乏整體目的的感覺，又重新浮上來，在我微觀的心靈中隱隱作痛。我想，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活著就是為了尋歡作樂，我會難以置信。就在這思量中，我忘了自己的座位號，於是再次看了一下手中的票：３３Ｂ。
現在回頭看去，我能夠更加清晰地去看待這場經歷，這是一場相當痛苦的、卻能改變人的一生的歷程，就好像我已脫胎換骨，正重新評價一切事物。而這在當時卻幾乎很難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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