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彭德懷在河南郟縣大營鄉紅星農業社考查“大躍進”的情況時，向老農詢問生產情況。
【光明網5月17日】導言──“大躍進死那麼多人，有照片為證嗎？”──再憶彭德懷的必要性
隨著SARS這個起源於中國的新世紀第一場大瘟疫在全球的蔓延以及它給中國帶來的政治動盪和經濟衝擊，世界其它國家因此而將受到的影響仍屬不可知數。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開始進一步反思中共统治下五十多年的“制度性撒謊”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
然而，在親身經歷過“大躍進”、“文革”、“六四”等中老年一代開始試圖撥開多年以來被篡改、偽造和刻意美化後的“歷史知識”的重重迷霧，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網絡青年也在反問：“大躍進死那麼多人，有照片為證嗎？”對此，凌鋒先生在他的《“大躍進”前後親歷記》一文中老老實實、平白無奇地回答說：“沒有”。透過這平白無奇的兩個字，筆者卻似乎看到了凌鋒先生心中所蘊藏的憤懣和沉痛。那是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飢荒啊！看來，正如凌鋒先生所言，揭開中共的“制度性謊言”，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可能將是一項長期的“耐心細緻刻苦的工作”。筆者願意從中共歷史上戰功最顯赫、個性最鮮明、結局卻是最悲慘的“開國元勛”彭德懷開始。
是“討米的”還是“招財童子”
彭德懷1898年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一個貧苦農家，因“家貧如洗”，只讀過兩年私塾就因母亡父病而不得不輟學，與祖母一起帶著兩個弟弟討飯。
某年除夕，彭家無米下鍋，祖母叫他與弟弟外出乞討，當人家問：“是招財童子嗎？”他如實回答：“是來討米的。”人家就要關門。他的弟弟連忙說：“是招財童子！”人家才給他們一些食物。到第二天，彭德懷就再也不願去討米了，說是受不了欺負。結果70歲的祖母便拄著棒子，帶著兩個小弟弟一步一扭地在寒風中走了。彭多年後在自述中寫到這件事時稱自己“內心如利刀刺心那樣難過”。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彭的三個性格特點：不願說假話，不願向人低頭，不願看弱者受窮。
“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彭德懷十三歲起便離家到土煤窯做工，十五歲那年湖南鬧飢荒，他帶著飢民搶了一個富戶的米糧後流亡他鄉，不滿十八歲時投到湘軍當了個二等兵，參加了對北洋軍閥的作戰，因勇敢、矯捷，吃苦耐勞，文武成績皆佳而在兩年中由二等兵迅速升為了一等兵、副班長、班長，四年後升為排長，五年後被任命為代理連長。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已成為營長的彭也隨湘軍加入了北伐行列。北伐軍進攻武昌時，彭認識了共產黨員段德昌，開始受到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1927年初，國共兩黨發生了分裂，同年10月，彭被任命為團長。1928年4月，經過段德昌的介紹，彭德懷以國民黨軍官的身份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1928年7月，因恐共產黨員身份暴露，彭率團在平江起義，將所部改為紅五軍，歷時五個月，才突破國民黨的圍追阻截，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的第4軍會合。從此後彭為共產黨艱苦征戰，曾立下紅軍歷史上第一次奪取省會級大城市長沙、在吳起鎮打勝紅軍初到陝北的第一仗、發起抗戰期間著名的“百團大戰”、也是中共抗戰期間所打的唯一一場略具規模的戰鬥等赫赫戰功；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彭德懷又以志願軍統帥的身份，率三人乘一輛吉普車，僅由一輛電台車跟隨，先於志願軍一小時跨過鴨綠江，最先進入戰火紛飛的朝鮮，歷時兩年有餘，耗盡無窮心力，終於為中共打下了這場硬仗。毛澤東曾在彭率軍打勝紅軍初到陝北的第一仗後寫詩讚揚他的軍事才能和作戰精神：“山高路遠溝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1952年4月，彭德懷回到中國，負責中共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從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到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期間彭的所為史料中較少記載，只說他生活儉樸，保持了戰爭年代本色，關心國防建設，並親自深入實地調查“捷報頻傳”的“三面紅旗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情況。
“大躍進”
在談到改變彭一生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中國歷史的59年廬山會議之前，我們有必要先談一談58年的“大躍進”。
“大躍進”的序幕應該說從57年就拉開了。這一年的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號召批判“像蝸牛一樣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發動全民，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社論，提出要掃除消極、懷疑、保守的暮氣，爭取當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方針。至此，“大躍進”的思想基本形成。
“偉大領袖”毛澤東則在多種場合一再為“大躍進”打氣，中央的計劃指標一再調整，提得越來越高，最後確定“二五”期間農業年均增長30%。整個社會也進入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狂熱時代。各地互相之間的競賽內容慢慢已不再是實際產量的高低，而成了膽量的較量，看誰更敢於說謊和浮誇。《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9月1日又發表了一篇題為《徐水人民公社頌》的文章，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一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達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
與此同時，全國農村還如火如荼地開展著另一項運動──全民大煉鋼鐵。這項運動抽走了大部份的壯勞力。當莊稼成熟時，從事收割的大多是婦女，其中許多人以前從未做過農活。由於缺少勞動力，許多穀物不得不扔在地裏爛掉，或只能草草收割。地裏隨處可見丟棄、散落的糧食。
1958年，彭德懷回到自己的家鄉烏石鎮彭家圍子，步行數里在田邊數稻桿考查；其後，他又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公社，所見所聞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跟著他又去了30年前起義的地方──平江縣。他吃驚地發現當地幹部竟把1957年的高產數字公布為58年的產量。而把58年較低的產量當作是57年的，從而向外證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嘆地說：“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到農村考查的彭德懷看到這種情況後，曾對一位老農激動地喊道：“你們為什麼不收割穀子？明年你們吃什麼？你們總不能吃鋼鐵吧！”為此，他還寫了一首著名的詩：“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穫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與呼（一說為“鼓嚨胡”，即“鼓喉嚨”之意）。”
廬山會議與“萬言書”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召開了。當時地方上已有災情出現，不少中常委委員都已經認識到若不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勢必釀成災難，但卻無人敢於直言，只有彭在分組討論會上多次列舉地方上報農業生產數字之浮誇，煉鋼之浪費。但小組工作人員把彭最尖銳的言詞都刪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彭於1959年7月14日寫了一封私人信件給毛澤東，表達了他對大躍進的一些看法。
在這封著名的所謂“萬言書”中，彭德懷首先寫道，“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然後才說“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份資金，推遲了一部份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１９５９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在談到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的時候，彭德懷指出，“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談完了“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以後，在信的結尾，彭還沒有忘了說：“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４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１５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４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然而，就是這樣一封信，最終卻為他招來了殺身之禍。讓彭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寫給毛的私人信件於7月16日被中央辦公廳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大字標題印發了出來，在與會者中散發。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發言，按彭的自述中的說法，就是“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與會的許多人在毛的講話後迅速轉向，對彭大加批駁，大有“牆倒眾人推”之勢。彭迫於內外壓力，“採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違心地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可以想見，對於一個在童年時就寧可挨餓也要堅持說自己是“討米的”而不是“招財童子”、征戰半生不曾退卻的大將軍來說，彭在這樣做的時候曾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廬山會議結束，彭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首領，並被撤銷了國防部部長等職務。此後，他住在北京頤和園附近的掛甲屯田六年，自己種糧種菜，過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大飢荒
接下來的1960年，正如彭所擔心的那樣，大災荒發生了。在這一場可怕的“自然災害”中，餓死的人達3000萬至6000萬之眾。筆者的表嬸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表叔發現屋裏不見了表嬸，一路找到自留地，發現表嬸倒在地裏，已經斷氣多時了，嘴裏還含著一片“牛皮菜”的菜葉。顯然表嬸是勉力爬到地裏後，剛剛咬下一片菜葉，卻還未來得及咀嚼就咽了氣……
事實證明了彭當初的意見是正確的，彭又於1962年上書八萬言要求平反，結果是賀龍受命組成彭德懷專案組，彭永世不得翻身。
囚禁歲月
1965年，上海《文匯報》刊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痛斥《海瑞罷官》表面上是頌讚明朝清官海瑞，實則陰謀為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彭德懷翻案，文化大革命也由此揭開了序幕。
1967年7月，彭被揪上了批鬥台。由於他拒不承認加在自己身上的成立“軍事俱樂部”等不存在的問題而被紅衛兵毆打致肋骨骨折。後來還被抓著搞“噴氣式”（一種體罰方式，即將兩臂後拉扭轉向上，迫使頭、背向前俯傾，形如噴氣式飛機），脖子上掛著大牌子，光著頭被押在卡車上游街。至67年末止，彭共遭受12次萬人大會批鬥。
大批鬥過後，便是無休無止的“審訊”，審訊的目的是讓彭交代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抗日時作戰不力等“罪行”。至1971年末，估計彭共受審訊200多次。
彭的姪女彭梅魁等後來撰文說，“他們硬把您關在病房不像病房，監獄不像監獄的屋子裏。連明媚的陽光也不肯給您。把一員馳騁萬里的戰將，活活地囚禁在十幾平方米的黑屋子裏，有耳不能去聽，有嘴不能去說。”
彭在這樣“病房不像病房，監獄不像監獄”的條件下被囚禁了七年，“啊，春天來了，桃花開了；冬天來了，雪花落了，三年，五年又過去了，我們仍然得不到您的消息。”──六年多的時間他的姪兒姪女們都不能去看望他，也沒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
到1974年9月，已經76歲高齡的彭德懷因患直腸癌身體狀況急劇惡化，當“彭德懷專案組”通知當時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進行“勞動改造”的彭的妻子浦安修，並表示彭已病危，可由她自己決定是否去看他時，浦安修低頭流淚說：“我還是不去吧。”
兩個多月以後的1974年11月29日，曾叱吒疆場半生，號令百萬雄兵的彭德懷悄無聲息地離開了人世，死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同志”、部下，或朋友。
彭的遺體於12月17日被秘密火化，骨灰存放在一個用粗木板釘成、未上油漆的盒子裏，上面貼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王川、男”三個字。
“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沒有裏通外國！”
彭梅魁等回憶，他們在最後一次見到彭時，他的左半個身子已經癱瘓。“當我們去看望您時，您用盡全身的氣力也沒有坐起來。您躺在床上怨憤地喊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我癱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是案子還沒有搞清楚呀！’……您那時用眼睛直盯盯地望著我們，好像我們能給您一個答案”，“您越在最後階段，越想念毛主席，提到他老人家的名字也比尋常多，您經常喃喃自語：‘我現在要是能見到毛主席，該有多好，該有多好呀……’您在臨終之前，還在用最後的氣力高呼：‘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沒有裏通外國！’”
我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真實，但我們確知，1967年元旦，彭德懷寫給“毛主席”的最後一封信是這樣結尾的：“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處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據說彭是共產黨高層人物中最後一個將對毛澤東的稱呼由“老毛”改為“主席”的。所以如果彭在祝毛“萬壽無疆”時是出於假意，那我們會感慨一個硬漢對暴力低頭的無奈；如果彭祝毛“萬壽無疆”是出於真心的話，那就只能讓人看到共黨宣傳所造成的洗腦效果有多麼可怖，正如彭在他的萬言書裏稱“１５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４年內可以基本實現”一樣可嘆。
“萬惡的‘四人幫’”
四年以後的1978年，中共中央為“彭大將軍”平了反，裏通外國的野心家、陰謀家，又一躍變成了鄧小平口中的“優秀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領導人”，鄧還稱頌他“熱愛黨，熱愛人民”，“作戰勇敢，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於律己，關心群眾，從不考慮個人得失”。彭的姪女則稱，“是‘四人幫’一伙連一點人道主義也不講”，“可恨那些戴著紅帽子、藏著黑心肝的人都成了‘響噹噹的革命家’，大言不慚地坐在審判席上，而您們這些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卻被套上了‘叛徒’、‘特務’的帽子，投進了監獄”；與彭德懷同時被整肅的原中共總參謀長黃克誠也在他的悼文中說，彭老總“是在林彪、‘四人幫’的長期折磨、殘酷迫害下，悲憤交加、身心交瘁，背著沉重的包袱，含恨死去的”，“他在病情惡化之際，多麼一往情深地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再表示，希望見毛主席一面。但是，由於‘四人幫’魔手遮天，他的強烈願望，終於未能實現！”
於是乎，“萬惡的‘四人幫’”背負了將彭逼死的一切責任，而為彭平反的黨中央則繼續“偉大、光榮、正確。”
萬萬分之一與100%
評論家北明在最近的《沉默的海洋》一文中稱，據專家統計，上個世紀死亡人數最高的三個事件中，共產主義是其中之一，共產主義國家裏遭到屠殺的和非正常死亡者的統計數字最達8450萬，兩倍於二戰死亡總數。而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居所有國家之首：總匯國際社會和中國有關問題專家的調查，最保守的估計是2000萬，最高估計則是8000萬。
在多達8000萬的冤魂之中，一個區區彭大將軍不過只能佔上萬萬之一的比例；然而，對每一個個體來說，他的生命對他自己卻是100％，而且只有一次，永不再來。
結語──第一次上當怪騙子，第二次上當怪自己
這篇文章寫到這裏時，筆者發現中共對於SARS的報導已經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從最初的掩而不報變為了全民上下，“共抗非典”，內外民眾，敬請捐款，振興民族，與我大中華共度難關。
可以說，中共最開始對疫情的隱瞞是它的一個本能反應。這麼多年了，就是這麼過來的。也許中共自己也知道，它的起家是不光彩的，是借抗日之機打自家兄弟才擴出來的地盤；它的政權則是一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打著“共產”旗號的專制怪胎，因而對於自己政權的合法性的擔憂就成了它的一個根本恐懼。在自始存在的根本恐懼之下，“穩定”才會成為壓倒一切的要務，當然比百八十萬的人命更要緊。
接下來的由高官出面公然撒謊少報疫情、再在謊言圓不了之後撤掉兩個高官平息眾怒，則跟給彭德懷平了反以後將責任推到“四人幫”頭上的手法如出一轍，別無新意；只是最近的動向卻不得不讓筆者再多說兩句。
“改革開放”也許是中共所有謊言中最具有迷惑性的一個。蜂擁而至的投資使一幢幢摩天大樓平地而起，反過來證明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
然而，許多熱情的投資者所忽略的是，在極權專制政體下，官僚腐敗是必然的，健康的自由經濟所需要的信息自由和通暢、金融信用、銀行信用、社會保障體系、社會道德基礎、社會法律環境等等卻無一具備，極權者既可以將巨大的國有資產將入私囊，也可以動用任意多的國家資產去鎮壓平民，維護“穩定”。在表面繁榮，骨子裏卻改不了極權至上的地方投資，無異於坐在一個活火山口上一樣，隨時都有遇到火山爆發的可能。
而對於國內的民眾，成年累月每天24小時生活在謊言機器的轟炸和千變萬化的宣傳欺詐之中，要想保持不被洗腦，可以說是千難萬難。“大躍進”期間真誠地相信15年之內趕超英美的不在少數，就像今天的人們以為“改革開放”了，隨意整死人已成了遙遠的過去或個別現象一樣。
古人云，“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西諺曰，第一次上當怪騙子，第二次上當怪自己。筆者今天不厭其煩再一次寫出開國大元帥“彭大將軍”的老故事，就是想提醒大家：極權壟斷下的宣傳機器，能製造出“大躍進”的奇蹟，也能渲染出“抗擊非典”的成績，為謊言支付帳單的只能是人民自己的生命；而講了一句真話便被活活整死的彭老總的命運，也在提醒我們要擦亮眼睛，認清極權統治的制度本性，保持自己的獨立思維；而最最要緊的一句話是，在隨時發生的360度全方位無極變向的“輿論導向”中，千萬別被人賣了，還在替人家點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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