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悉尼大学的修炼之旅 (SM fifth sharing)
海山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海山，一名年轻的越南大法弟子。我先移居新加坡，后来来到澳洲悉尼求学。最近，我结束了在悉尼大学五年的求学旅程。在此期间，我担任了三年的悉尼大学法轮大法学会会长。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这段经历中的一些修炼心得。
我的父母都在201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真正相信大法，在修炼的道路上也有许多需要去除的业力障碍。直到来到悉尼，我的机缘才真正成熟。2022年，我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并于同年12月，自己作出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定。
第一部分、在修炼中提高
2022年，作为一名年轻弟子，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才走入大法修炼，对我而言并不容易。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师父早已在我过去的人生道路上，为我安排了许多可以用来讲真相的技能和才华。我所欠缺的，从来不是能力，而是个人修炼上的提高。
因此，我必须尽快提高自己。抱着正法这一阶段可能很快就要结束、时间所剩不多的想法，我不断督促自己做好三件事。正是因为有大法的指引，我才能够一步步做到这一切。
我经常想起師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開示：
“我過去修煉的時候，有許多高人給我講過這樣的話，他說：「難忍能忍，難行能行」。”
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刚开始修炼时，我通过學校学会认识了一位年轻同修。她邀请我一起在校园的公园里炼功。当时，我有些犹豫，担心其他学生会怎么看我。后来，她毕业了，校园里大部分时间只剩下我一个人。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独自到那里炼功。
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大法的信念还不够坚定，正念也不足。
学法也是我修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中开示：
“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
每当我重新开始读法时，我经常会读到这句话。经过几年的修炼，我才逐渐真正领悟到法轮大法的伟大内涵。大法不仅仅是让人提升自我，也不仅仅是教人向善的道德准则或教导。这是大法，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未传出过的伟大之法。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应该以如此庄严、恭敬的心态来对待大法。
师父在《论语》中开示：
“如果人类能以道德为基础提升人的品行、观念，那样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长久，神迹也会在人类社会从新出现。”
能够在众生走向得救的道路上助师救人，是我曾经许下的誓约。
我开始向大学里的朋友介绍打坐炼功。很多人只尝试了一次，便没有再继续。起初，我感到非常挫败。每一次被拒绝，我都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
每个学期，学校都会在迎新节期间为我们的学会安排一个为期两至三天的展位，让我们有机会接触新生和路过的学生，向他们介绍法轮大法学会。这是我们在校园里向更多人介绍大法的最大机会。
然而，作为悉尼大学唯一一名仍在校的学生大法弟子，這并不容易。
一些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和我们的展位。这让我变得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我不站在展位前，其他人便会像平常一样对待我。
记得有一次，我在心里抱怨：“为什么偏偏把我一个人安排在悉尼大学这样一个‘充满敌意’、‘困难重重’的环境里？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比悉尼科技大学或麦考瑞大学还要多。他们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而取笑我、嘲讽我、看不起我。为什么不能把我安排在像悉尼科技大学那样更轻松、更友善的环境里？或者让我参与社区里的大法项目，那里至少有许多同修可以一起配合？”
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开示：
“真正修大法的人，严格要求心性的提高，看本书有同样效果。”
每天结束展位的活动后，我都会回家学法、反思自己。当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便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仿佛自己的心性又提高了一层。
法中的智慧让我深受启发，也让我想起了《转法轮》中關於 “不失不得” 的法理。
我逐渐明白，每一次的“失去”或“失败”，都是一次去掉执著的机会。我努力在每一件事、每一次与人的互动中向内找。
每一次觉得自己“丢了面子”，都让我在讲清真相时变得更加自信。每一次因为“说错话”或“讲得太高”而让常人难以接受，我都从中学会了如何讲、以及应该讲什么。
经历了足够多的魔难之后，我终于逐渐学会了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情况。
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开示：
“在修炼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作“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更重要的是，为了弥补自己信念上的不足，我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加强个人修炼，也逐渐学会了将事情的结果交给师父安排，并相信师父的安排
第二部分、克服大学环境中的挑战
有一年，在学校迎新节期间，我们法轮大法学会的展位被安排在另类社会主义学会的旁边。
那几天的情况非常激烈。社会主义学会积极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招募新成员。看到一些常人同意加入他们，我感到担忧、焦虑，也为这些生命感到难过。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他们讲清共产主义的真相，但当时的我既缺乏信心，也缺乏相关知识。
这次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要提高自己讲清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能力。于是，在那三天里，我抓紧时间阅读和学习《九评共产党》。
那一年，迎新节的每一天对我而言，都像是一场正与邪之间的较量。一个学会在救人，另一个学会却在让生命走向毁灭，两个展位就这样紧挨在一起。相生相克。
我们学会的同修借鉴了神韵推广期间老同修的做法，开始轮流发正念，清除业力、共产邪灵以及另外空间的干扰。
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开示：
“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的住，不出现象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
即使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对我们的活动表现出不尊重，甚至干扰我们，我们仍然保持平静，坚定自己的正念。
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开示：
“这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增强你炼功的信心，你切切实实的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你会觉的它是真实存在的。”
当我以平和的心态、慈悲的心去面对这一切时，我开始观察到正念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
有一位邻近展位的负责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正在干扰我们的洪法活动，甚至主动替我们向迎新节的主办方投诉。
渐渐地，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天，他们的展位有十多个人，而我们只有三个人。到了第三天，他们的展位只剩下两个人，而我们展位却有十多个人。
随着自身的不断提高，我开始亲眼看到法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回头反思，我发现自己在向常人讲清真相的过程中，也在进一步加深自己对真相的理解，对许多事情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重要的并不是有多少人来到我们的展位，也不是最终取得了什么结果。
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不断磨炼着我、锤炼着我，使我变得更加稳重、精进。即使没有人来到展位前，我仍然坚持在那里。
我变得更加稳定、坚定，也对真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不再惧怕邪恶。
凭着强大的正念，凭着大法的力量，以及同修之间整体配合的力量，我们学会在校园里的整体讲真相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
2025年，我感到师父认可了我在修炼中的提高，并让我承担更大的责任。
那一年，五位来自大法弟子家庭的年轻同修加入了悉尼大学的学会。
这让我感到仿佛终于迎来了援军。
我们的学会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终于有了一支队伍。
2025至2026学年，是我作为大学生的最后一年，也是悉尼大学法轮大法学会有史以来讲真相工作成果最显著、影响力最大的一年。
第三部分、在讲清真相中取得突破
从2025年至今，我们学会在校园内外以及网络上的影响力和使命感都不断增强。
我们举办了多项面向公众的活动，包括迎新节展位、户外炼功活动、法轮大法九天班，以及一次成功的神韵集体观赏活动。在那次活动中，我们向大学生、教职员工和朋友们售出了三十多张神韵演出的门票。
我们还首次举办了跨大学及社区交流活动，例如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香肠烧烤活动。
这些活动成功地让我们接触到更多人，也帮助改善了澳洲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对法轮大法的印象与认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我们的活动听说了法轮大法。
每年的迎新节都充满活力，也令人鼓舞。学生们会停下来尝试炼功、提出问题，并带走真相传单和莲花书签。
那一年，我们还启动了一个名为“法轮功真相”的校园海报宣传活动。
这个想法源于我们听到一些中国留学生表达自己的担忧。他们害怕在我们的展位前停留时，会被中领馆的人拍照。
考虑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非法迫害，我们十分理解他们的顾虑。因此，我们设计了一种无须面对面接触便能了解真相的方式：在校园各处张贴附有二维码的海报，让学生能够通过扫描二维码，自行阅读中文或英文的讲真相资料。
截至目前，已有约1,300人参与了这项宣传活动。数据分析显示，大多数人在点击链接后，都会花时间认真阅读内容，而不只是点进去看一眼。
这确实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最近，我得知中领馆曾两次向悉尼大学学生会的管理层投诉，内容涉及我们的法轮大法学会、二维码海报，以及中国留学生与我的接触和往来。
幸运的是，经过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讲真相工作和校园活动，學生會管理层已经对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
针对二维码海报的投诉，學生會董事会和管理层选择维护我们的权益，并明确表示我们的行为并不违法。
在我看来，这些针对学生会的投诉，是十分严重的跨国镇压行为。而这件事竟然发生得如此贴近我的生活，甚至直接影响到我的日常校园环境。
与此同时，我们也善用社交媒体来扩大讲真相的影响力。除了原有的脸书专页，我们还建立了照片墙账号，发布短视频、贴文和限时动态，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能够向更多年轻人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中共迫害真相，并与他们建立联系。
今年，我们继续扩大网络上的影响力，也在探索更多富有创意的方式，通过网络向人们介绍大法。
第四部分、承担责任，支持年轻同修
随着自己在悉尼大学的求学生涯即将结束，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来到这里所承担的角色。
我学会了珍惜师父为我安排的困难与磨炼，而不再心生埋怨。
担任悉尼大学法轮大法学会会长，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头衔。
它是一份责任，是我个人修炼的一部分，也是我在法中逐渐成熟的过程。
我明白，自己有幸拥有一些独特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也意味着我需要承担更大、更重的责任。
作为协调人和学会会长，我的职责并不是为了证实自己。
相反，这是一个让我能够主动承担责任、支持其他年轻同修走好各自修炼道路的机会，同时也让我能够将有意义的想法、讲真相项目和弘法活动一步步付诸实践。
作为一名年轻修炼人，确实不容易。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年轻同修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还需要一个能够相互支持的社交环境。
有时候，年轻同修会被认为不够稳定、不够可靠。但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项目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来看待。
年轻同修富有创造力，也拥有许多出色的才能。
如果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耐心、慈悲和正确的引导，他们就能够成长为非常了不起的修炼人，成为在人世间修炼的伟大神圣生命。
我希望其他年轻同修能够从我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看到这一切确实是可能做到的。
我们做得到。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个人修炼上变得更加坚定、更加精进，同时又能在整体配合中做得更好时，我们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助师救度更多众生。
我也逐渐领悟到，修炼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无私的事情之一。
最重要的是，我由衷地感恩师父的精心安排，感恩师父在大学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给予我无数提高修炼的机会。
今后，我会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修炼中勇猛精进，兑现自己的誓约。
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尊敬、慈悲的师父！
谢谢各位同修！
My Cultivation Journey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Harrison
Greetings honourable master, greetings fellow practitioners.
I am Harrison, a young Vietnamese practitioner who moved to Singapore and later came to Sydney, Australia, for university. Recently, I concluded my five-year journey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I served for three years as President of the Falun Dafa Club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nd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thoughts from that experience.
My parents both began practising Falun Dafa in 2015, but for a long time I didn’t fully believe, and I carried many karmic obstacles that I needed to remove along the way. My predestined time came in Sydney. I saw Shen Yun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22, and made a personal choice to practise Falun Dafa in December that year.
1. Learning and Improving in Cultivation
Coming into the Fa as a young practitioner in 2022, in the late stage of Fa-rectification, was challenging. I came to see that Master had arranged many skills and talents along my earlier path that I could use to clarify the truth. My gap was never in skills. It was in my personal cultivation.
So I had to improve quickly. Doing all three things,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re was not much time left before this phase of Fa-rectification ended, meant pushing myself constantly. If not for the Fa, I really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I often remember the line from Zhuan Falun: “When it’s difficult to endure, you can endure it. When it’s impossible to do, you can do it.”
So I gave it a shot.
When I first started, another young practitioner I met through the club invited me to meditate in the park on campus. I hesitated and worried about how other students would look at me. After she graduated, I was mostly on my own, but one day I found the courage to do the exercises there by myself.
I slowly realised that I lacked faith in the practice and righteous thoughts.
Fa study wa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cultivation.
In Zhuan Falun, Lecture One, “Genuinely Guiding People Toward High Levels”, Master says,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urse of my lectures on the Fa and cultivation, I have been responsible to society and students.”
I would often read this line whenever I began reading the Fa again. It took me a few years of cultivation to fully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Falun Dafa is. More than just self-improvement, more than just good moral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This is the Great Fa, something never taught before in human history.
I eventually understood why I needed to treat it with reverence and respect.
In Lunyu, Master says,
“When people show the appropriate respect and reverence toward Dafa as it manifests here in this world, they, their race, or their nation will enjoy blessings or honour.”
It was my honour, and my vow, to assist Master in delivering sentient beings on the pathway to salvation, and to return home.
I began introducing meditation to friends at university. Many tried it once and left. At first, I felt very defeated. Each rejection felt like a reflection of my lack of ability.
Every semester, our club would be allocated a stall at the Welcome Festival for two to three days, where we could engage with new students and passersby and introduce them to our club. It was the biggest opportunity on campus to share the practice.
It was not easy being the only student practitioner left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Students, especially Chinese students, would shoot strange looks at me and the stall. I became super self-conscious. If I was not at the stall, people would treat me normally.
One time, I remember complaining in my heart, “Why did I get placed by myself in a ‘hostile’ and ‘difficult’ environment like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here are so many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here, more than at UTS or Macquarie University. They make fun of me, ridicule me, and think less of me for practising Falun Dafa. Why couldn’t I be placed in an easier and friendlier environment like UTS, or do community Dafa projects where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ractitioners?”
In Zhuan Falun, Lecture Two, “The Issue of the Celestial Eye”, Master says,
“A true Dafa cultivator can obtain the same result by reading this book, provided that he is strict with himself in improving xinxing.”
Every day after finishing my shift at the stall, I would go home to study the Fa and reflect. When I realised my shortcomings, I felt lighter, as though my xinxing had been raised.
The wisdom of the Fa spoke to me, and I recalled the principle of “No loss, no gain”.
With every “loss” or “failure”,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o remove attachments. I sought to look within as much as possible in every situation and every interaction. With every “loss of face” I encountered, I gained confidence in clarifying the truth. With every mistake of “saying the wrong thing” or “speaking at too high a level”, which turned off everyday people, I learnt how and what to share.
Eventually, after enough tribulations, I learnt to handle them.
In Zhuan Falun, Lecture One, “Why Doesn’t Your Gong Increase with Your Practice?”, Master says,
“The community of cultivators has a saying, ‘Cultivation depends on one’s own efforts,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ng is done by one’s master.'”
Most importantly, to address my lack of faith, I poured more effort into my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slowly learnt to trust in Master’s arrangements with the outcome.
2. Overcoming Challenges at University
One year during the Welcome Festival, the Falun Dafa Club stall was placed next to the Alternative Socialist Club. That was hectic. The socialist club was aggressively recruiting people into Marxism. I felt worried, anxious, and sad for the souls of everyday people who agreed to join.
I felt a duty to clarify the truth about communism, but did not have the confidence or knowledge then.
That failure made me determined to become better at clarifying the truth about the evil of communism, and I quickly read and studied the Nine Commentaries over those three days.
That year, every day really felt like a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One club saving people, the other club condemning souls,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Mutual inhibition, mutual generation.
Our club members took a page from veteran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Shen Yun season, and began taking turns sending forth righteous thoughts to clear out karma, the evil spectres of communism, and interference in other dimensions.
In Zhuan Falun, Lecture Four, Transformation of Karma, Master say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karma, to keep yourself under control—unlike an everyday person who would mess things up—you should always maintain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a calm mind. If you suddenly bump into a problem, you will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it properly. If you always maintain a heart of benevolence and compassion, when a problem arises suddenly, you will have a buffer and room to think.”
We kept calm and held firm to our righteous thoughts, even when the Marxist club members were inconsiderate and disruptive towards our activities.
In Zhuan Falun, Lecture Two, The Issue of the Celestial Eye, Master says,
“When you indeed see something that everyday people cannot see, you will think that it certainly exists.”
With a calm mind and a compassionate heart, I observed how our righteous thoughts influenced our surroundings. A neighbouring stallholder saw how the Marxist club was disrupting our Hongfa activities, and even complained to the festival organiser on our behalf.
Slowly, the tide shifted. On day one, there were 10 or more people at their stall and three at ours. By day three, there were two people at their stall and 10 or more at ours. As I kept improving, I started to see the Fa-principles manifest in real life.
Upon reflection, in clarifying the truth to everyday people, I also came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more deeply and gained a clearer picture of it.
It was not about how many people came, or the outcome.
It was about the process. The process of tempering and forging me to become steady and diligent, showing up even when no one was there. I became consistent, stable, and firm. I understood the truth better. I was no longer afraid of the evil. It was time to destroy the evil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With strong righteous thoughts. With the power of the Fa. And the power of teamwork. Our club’s collective truth-clarification efforts made breakthroughs in our university environment.
In 2025, I felt that Master acknowledged my improvement in cultivation and gave me bigger responsibilities to handle. Five young practitioners, all from Dafa families, joined u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It felt like receiving reinforcements. The club was now strong. We now had an army.
The 2025–2026 academic year was my final year as a student, and also the best and most impactful year of truth clarification th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alun Dafa Club had seen in its history.
3.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Truth Clarification
From 2025 until now, our club has continued to grow in presence and purpose, both on campus and online. We ran several public-fac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Welcome Fest stalls, outdoor meditation sessions, a nine-day Falun Dafa lecture series, and a successful Shen Yun group viewing, where we sold more than 30 ticket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staff, and friends.
We also organised our first cross-university and community-building activities, such as the World Falun Dafa Day sausage sizzle in 2025. It was a success in reaching out to people and transforming public perceptions and understanding of Falun Dafa among Austral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ny more young people have now heard about Falun Dafa through us.
Welcome Fests are always vibrant and heartening. Students stop by to try the exercises, ask questions, and take home leaflets and lotus bookmarks. That year, we started a “Truth About Falun Gong” poster campaign.
The idea came about when we heard some Chinese students sharing that they worried someone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might photograph them at our stall. Given the unlawful ban on Falun Gong in China, we empathised with their concerns and created a contactless way to share the facts: posters around campus with QR codes linking to Truth Clarification materials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So far, around 1,300 people have engaged with the campaign, and the analytics show that most take the time to read rather than just click. A real success.
Recently, I became aware of two complaints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our University Student Union management regarding our Falun Dafa Club, the QR-code poster,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ng with me.
Fortunately, our consistent truth-clarification efforts and activities had reached the USU management. Regarding the QR-code complaint, the USU board and management defended us. What we were doing was not unlawful.
These complaints to the union were a serious case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so close to home and my daily life.
We also used social media to multiply our impact. We created an Instagram account alongside our Facebook page, and shared short videos, posts, and stories that have been very popular. Through our posts, we were able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Falun Dafa, about the persecution, and connect with young people.
This year, we continue to grow our online presence and explore more creative ways to share the Fa with people online.
4. Taking Responsibility and Supporting Young Practitioners
As I come to the end of m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I finally understand my position here. I have learnt to appreciate, rather than resent, the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arranged for me.
Being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alun Dafa Club was never about a title. It was a responsibility, part of my cultivation, and part of my process of maturing in the Fa.
I understand that I have been blessed with unique capabilities, and with those came bigger and heavier responsibilities.
In my capacity as a coordinator and club president, it was not about affirming myself. It wa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step up and support other young practitioners in their cultivation journeys, and to bring meaningful ideas, truth-clarification initiatives, and Hongfa events to fruition.
Being a young practitioner is hard. I know.
Young practitioners need more than a good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They need a supportive social one too. They’re sometimes seen as unsteady or unreliable, but that’s to view them as resources for projects rather than as cultivators.
Young practitioners are creative and immensely talented, and when guided with patience and compassion, they become incredible cultivators, mighty, divine beings still on their way in human form.
I hope fellow young practitioners can take some inspiration from my journey and see that it really is possible. It can be done. We can do it.
As we become stronger in cultivation as individuals, and work better as a team, we become more effective in assisting Master in saving more sentient beings. I’ve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cultiv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elfless things a person can do.
Above all, I am grateful to Master for His meticulous arrangements, and for giving me numerous opportunities at university and in my daily life to improve in cultivation.
I will continue to do my best, strive forward vigorously in cultivation, and fulfil my vows.
Thank you, revered and benevolent Master.
Thank you, fellow disciples.
Please kindly point out anything not in line with the 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