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花女士出生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原工作單位在湖南郴州市棲鳳渡煤礦學校，當時在校職稱是小教一級。
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大法（法輪功），王女士遭中共綁架關押至少六次，非法勞教一年半。非法勞教期間因不放棄信仰又被延期一年，冤獄二年半後釋放當天又被劫入洗腦班關押二十天。
她曾遭多種酷刑折磨和各種滅絕性迫害。如「背寶劍」銬，「一字形」銬、懸空吊銬、野蠻灌食，電棒電擊、戴腳鐐、「熬鷹」、暴打、長時間罰站、罰蹲、罰坐， 暴力洗腦等等。被強迫灌食時，牙齒被活脫脫連根拔起撬斷一排；酷刑折磨時曾幾次暈死……還被開除公職，被迫離婚、非法抄家四次等等。
她親見白馬壟勞教所當場將法輪功學員陳偶香灌食致死；還見證勞教所使用損害中樞神經的藥物「冬眠靈」和「冬眠一號」謀害法輪功學員等等。
鑑於這一切慘劇的罪魁禍首皆因江澤民一手遮天發動迫害法輪功所致；鑑於中共對於這場浩劫已經延續十七年之久還沒有停止；鑑於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使她不能再繼續沉默；王女士毅然和家人攜手起訴首犯江澤民。希望「兩高」能順天意為民除害，彰顯人間正氣。
其控告信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投往最高檢察院網上舉報中心。下面是她在《刑事控告狀》中的一些敘述。
（一）修煉法輪功使我身心受益
曾經一度我的身體和精神都處於崩潰的邊緣。在眾人看來，二十多歲的我有著令人羨慕的職業和家庭，然而我卻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世風日下的社會風氣讓原本純 真、溫良的我不得不隨波逐流，從而出現感情的困擾。身體也越來越糟糕，如乙肝、輸卵管炎、盆腔炎、腰痛、貧血等多種疾病纏身，久治不癒。
我常常痛苦的思考人活著到底有甚麼意義？直到偶然的一個清晨我驚喜的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法輪功。當我看到「真、善、忍」三個字時，內心一震，層層心房的門被震開了。那是來自靈魂深處的震撼。我想：這不就是人生最高境界的道德要求嗎？
修大法要與人為善，去掉對名、利、情的執著。別人對我生氣，我不生氣；別人辱罵我，我不動心。丈夫在外貪玩，不管孩子、家務，我不再怨恨，生悶氣。我逐漸解脫了對情愛的迷戀、傷感，變得寬容、平和。
對利益我看淡了，買菜購物時不再斤斤計較；在路上撿到錢不再佔為私有，而是到銀行捐給希望工程。社會上賭博成風，修煉後我意識到賭博是一種惡習，不可為。
當我不斷的修正自己，去掉那些不好的東西的時候，我的心變的寧靜而快樂；身體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一次大的全身消業後，困擾我多年的所有病痛都消失了。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身體一直非常健康，而且容貌看起來比同齡人至少年輕十歲。
（二）因為不放棄修煉我遭受中共滅絕性迫害
1、迫害初期被強制不准煉功，上交大法書籍等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們到煉功點煉功被一大群警察強行驅散。接下來要人人上交大法資料，表態不煉功。我不肯交書，郴州市蘇仙區公安局警察打電話大聲 恐嚇我，把桌子拍得咚咚響，還派三個公安到我當時上班的郴州市鐵路小學調查。鐵小為了避免受到牽連，立馬辭退了我。我家的電話也被監控了。
2、第一次關押遭受勒索、恐嚇，戴手銬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和吳建明、張秀英當夜坐火車到北京上訪，不料在火車站被截訪。公安搜走了我們的車票和路費約六千元，把家裏的大法資料都搶走了。還把我們投入郴州市第二看守所。我被關了三十一天。
在看守所煉功時，老鼠遛到腳邊啃我腳趾。巡房的獄警大聲呵斥我躺下，值班武警用槍指著我停止煉功。女警唐曉紅為了懲罰我，給我戴手銬六天。郴州市政保股脅迫我家人交錢取保，不然就判勞教；還要我寫放棄大法的認識。那種壓力，那種艱難，現在還無法用言語形容。
3、在天安門派出所被施行「背寶劍」酷刑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日，我和李廣惠、湯學林來到天安門廣場。我盤腿煉功時被兩個武警綁架到前門派出所。晚上對我施行「背寶劍」酷刑。他們使勁抓住我兩隻手往 一起拖，胳膊像斷裂一樣劇痛。警察把我的腳分開，馬步站樁，讓我的頭抬起往上。一個警察踩住我的腳背，監督我保持這種姿勢，還不時的打我一掌，捶我一拳。 一個警察抓住我的手，搖晃著手銬，越搖手銬卡的越緊。
另一個抬起腳把我踢翻在地，拖起我原樣站好。又一個點燃一根煙放到我鼻孔裏，罵罵咧咧地說：你們不是不抽煙嗎？今天讓你抽個夠。
不可言喻的痛楚不斷地加劇，加劇……豆大的汗珠冒出來濕透了全身，煙熏的淚水和著汗水不停地在臉頰上流淌。我暈死過去了。等我醒過來的時候，全身虛脫，雙手已經麻木，失去知覺。四個月後手指的知覺才恢復正常。
4、第二次關押遭受暴打，戴腳鐐，開除工作
我再次被抄家，劫持到郴州第二看守所七十七天。獄警唐曉紅經常搜號，收繳大法經文，阻止犯人學煉法輪功。為了阻止我煉功，幹警李根田甩了我十幾個耳光，後腦被撞了一個大包。他和幹警孫進軍（有待調查）還給我雙腳戴上腳鐐，估計有二十多斤重。期間被強迫做勞工，沒有報酬。
因為我上訪，原單位被六一零辦罰款一萬元；去北京接我回來的旅途費還花了幾千元。單位領導以我不放棄修煉，上訪牽連他們受批評之由把我開除公職。同時，丈夫起訴法院要與我離婚。
5、給領導寫真相信被國安局審訊四次
我給郴州市各層領導寫大法好的真相信。當時市委書記李大倫（零六年因貪污落馬，現在監獄服刑）下令，要國安局查找此事。國安局警察曾四次傳訊我。記得最後一次，耗到中午下班了，他們就要一位家屬代替看管我一下。我靠到椅子上瞇著眼睛睡覺。吃中飯後，科長來到辦公室。
家屬說：「人家寫了幾封信也要抓來審問，放她回家算了。那個江澤民是甚麼東西，甚麼都不懂，還當個國家軍委主席。我們家鄉那裏當兵的老人說，打一槍，江澤民都分不清東南西北的，整個國家都亂搞嘛。」科長嘆口氣說：「我們也不想這樣，上面逼的，沒辦法。」
又折騰到下午快下班了，國安警察拿出拘留證威脅我：再不招，就把你送到看守所。我說寫信是公民的權利，澄清事實是我做人的本份和良知，你們無權關押我。
6、在廣州遭綁架被暴打致小指骨折
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晚上近十二點「政保股」陳兵志、李剛等警察又來抄家，搶走《轉法輪》書。把我劫持到市公安局二樓。凌晨二點半～三點，我翻出窗戶，站在空調外箱上跳下來坐車到廣州，流離失所在一功友家暫住。
十月份的一天來了十多個警察抄家，把功友抓走了，把我也投進廣州東山區看守所。關了一個月實在沒有任何證據，就把我和「三無」人員遣送到收容所。
在廣州收容中轉站，我們無意發現一間隱秘的小房子，裏面關了大法學員和小孩六、七個，那邊男室還關了將近二十人，已經二、三個月不給用水了，頭髮下面的痂很厚。她們都穿著夏天的短袖衣，離開時我把身上穿的毛衣送給她們而遲到了一會兒，遭女警暴打致嘴角滲血，左手小指骨折。
7、第五次被關押遭暴打，野蠻灌食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那天，我又被綁架、抄家。陳兵志審訊我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咆哮著用掃把桿抽打我，打的我雙膝不由自主的跪地。雙腿皮膚變成了黑紫色，又腫又痛。
十二月二十九日開始我們集體絕食，抗議非法拘禁。所長趙文書每天把情況向公安局反映都無功而返。二零零一年元月二日中午，七、八個「外勞」打開牢門，衝進 一號房抓人灌食。看守所走廊上有政法委的、檢察院的、公安局的等，幾十人圍在那裏指使著。他們把我拖到牢房的走廊上，摁住四肢在地上灌食。有的按手，有的 按腳，有的按頭，有的把我的鼻子捏緊，再用削尖的竹筒使勁撬牙齒，把竹筒插入嘴裏，越插越深，插到喉嚨，然後就不斷地往竹筒地倒稀飯。我感到一陣陣窒息。
8、在勞教所生產隊遭受銬刑，電擊等各種虐待
二零零一年三月初，我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白馬壟勞教所「生產隊」的二大隊五中隊。先被搜身，有「夾控」人員監視我不准學法、煉功。每次點名不蹲下來就被強行按在地上，挨管教的辱罵、拳腳和體罰。
白天，獄警向隊長用手銬把我背銬在生產車間的窗子欄杆上。晚上煉功，我和益陽的胡月輝被向隊長吊銬在二層鐵床最上的扶手上，只能腳尖點地，雙手不能動彈，直到晚上十二點或凌晨二、三點才放下來，有時通宵雙手銬在床前頭橫欄上。
有天，民管犯人姚文、張麗華銬住我雙手從一樓拖到三樓。我的手被擦掉好幾塊皮，身上也幾處受傷。我不肯去生產車間，每天六七個「夾控」抓、抬、拖著我，兩 隻腳在路面上拖著。有次有兩個特警邊走邊用電棒追著電擊我的腳。當時有民工在建房子，都齊刷刷地看著這一切，特警才停止電擊。
9、在勞教所嚴管隊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清早，勞教所全體男特警（劉傑、盧春明、劉霖、潘向東等）出動，手持電棒呵斥我們收拾東西，押送到七大隊嚴管隊。剛進門就抓出不配合的施電刑。電棍的「哧哧」聲和受刑者的慘叫不絕於耳。
每天逼迫我們長時間坐小板凳，身體必須挺直，雙腳並攏，雙手平放在膝蓋上，不許動。休息時也不准和同屋功友說話。我因為動了或瞇了眼就被辱罵，提出異議的話就被提出去面壁罰站，或者用電棒擊打。
有一次，獄警龍麗雲看到我起床把勞教人員符號反扣了，逼迫我把符號戴正。我不願意戴。七大隊大隊長袁利華抄起電棒朝我身上電擊，邊電邊破口大罵。我感覺身體抽搐，每個細胞都在恐慌，要跳離身體。
四月初八是師尊的生日，為了防止我們慶祝，中隊長陳偉指使「夾控」周小梅、周婷等把臭鞋子曬在窗台上，把窗台邊桌子上的食品全部沒收。
我們找到了僅剩的三包方便麵泡在三個碗中敬師，大家不約而同地落淚，邊哭邊喊著「師父好！法輪大法好！鏟除邪惡！」。陳偉抓住我們的頭髮拽，拿毛巾堵我們 的嘴。許多「夾控」強行按住我們的手和身體。我說話就把我手背銬，用塑料膠牢牢封住嘴巴。我們絕食抵制迫害。二個特警電擊我，逼迫進食。我用手擋住電棒， 擋不住就撞牆抵制，好幾次後他們才住手。
10、在勞教所轉化隊遭遇的種種邪惡亂象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我被劫持到七一轉化隊。整日全封閉式地灌輸邪悟的謊言、每天換一個花樣整人。圍攻、謾罵、侮辱、毆打、體罰、用刑等等，使人沒有喘息的機會。
最難以接受的是之前還是同甘共苦的功友，一眨眼轉化過去了，就來揭批自己，幫助幹警搞迫害，軟硬兼施，沒完沒了地說那些邪惡的話，讓人分不清真假。每轉化 過去一個人，她們都歡呼、鼓掌、用卡拉「OK」設備唱「同一首歌」慶賀。而堅定的同修面臨的是無休無止的孤獨、折磨、痛苦，特意營造如此大的反差讓人覺得 轉化是對的。
幾天後，二十多個邪悟者圍住我，用最難聽的話辱罵我，看我不動氣，就對我動手動腳，有的擊頭，有的扒皮，有的撓癢。
當時我身上長了很多疥瘡之類的膿皰。開始邪悟者和獄警勾結，逼迫我用藥，以為只要我用藥就會毀了我的功，想以此從思想上擊垮我達到轉化的目的。
「夾控」先把藥溶在洗澡水中逼我洗，讓牛高馬大，男不男、女不女的「夾控」何春燕守在澡堂門口看著我洗。不洗的話就威脅我，把我脫光衣服，背著到處遊街。
當我決定用藥膏了，邪悟者頭目卻不准我用藥，說如果我不轉化，就讓我爛成一絲絲的紅肉，像冬毛老鼠肉一樣，還拿著患疥瘡爛的面目皆非的患者圖片讓我看。
我對大隊長鄭霞說：「看看誰正誰邪？你們勞教所把信仰真善忍的人轉化成甚麼了，心靈扭曲，陰暗惡毒。你們這些幹警有人格嗎？你們這麼作踐我們，你們敢面對自己的父母子女嗎……」
11、在勞教所被暴力灌食撬斷一排牙齒
二零零一年十月底在生產隊時，我又開始以絕食這種特殊的方式爭取信仰「真善忍」的自由，歷經十八天。二大隊五中隊隊長陳偉指使監控犯人把我抬到醫務室打吊 針。我抵制打針。醫生和「夾控」就把我吊銬在長椅子上。有天把我的手腳用軍用繃帶捆綁在鐵床的四個角上，身體呈「大」字形狀。我不停的扭動身體，讓針頭鬆 動，打完後，藥水打到皮膚表層，手臂腫得像小冬瓜那麼大。
正因為我當時抵制打針，才躲過勞教所使用損害中樞神經的藥物「冬眠靈」和「冬眠一號」謀害。後來監控陳楚君的吸毒犯人，在幾天就要解教回家的一個晚上偷偷 的告訴我這一驚天罪惡。她不忍心我再步陳楚君的後塵才冒險講出這個秘密的。之前我們一直搞不明白有的功友絕食打針後就變的痴呆了。因為打了這種藥，人像冬 眠一樣的想睡覺，醒來後甚麼事都記不起來，像個白痴一樣。
十多天後，陳偉喊來二名特警，其中一個姓盧（可能叫盧春明），吆喝八、九個監控犯人把我強行抓住抬到醫務室灌食。鮮血噴射出來，三顆牙連根拔起撬出來，一 顆順著灌的流食沖到胃裏，二顆血淋淋的掉到身上。下頜一排三顆牙齒都沒有了，另外二顆也只差一點也要斷了。嘴巴癟癟的，說話漏風。（詳情見明慧網報導）
12、在勞教所攻堅隊生不如死的分分秒秒的折磨
二零零二年七月由省勞教所蹲點的所長趙晉岳，副所長趙桂保，指導員丁採蘭等陰謀成立了「攻堅隊」。鄭霞為隊長，後來由孫謹接替，獄警有黃文閔、朱蓉、趙帥群、尹彬、歐陽秀等。
八月我被劫到攻堅隊，先掘地三尺的搜身搜包，身上衣服脫得一絲不掛；包裹裏的衣物要一寸一寸的捏過。如果點名不答到，不戴勞教人員的牌子，學法、煉功等所謂的不符合所規了，你就二十四小時受刑，這二十四小時只准上三、四次廁所，每次五～十分鐘。
我們受刑輕的時候是長時間面壁，長時間下蹲。重的是銬上雙手，銬的方式多樣。有的兩手被銬在雙層鐵床的最上層欄杆上；有的一手被銬在鐵床底層的最下端，另 一隻手被銬在最上端；有的雙手被拉直銬在有兩米長的鐵床兩邊，背貼床站立。有的一手被銬在最下端，另一隻手從橫桿上轉一個彎銬在最上端。
為了防止我們背靠在欄杆上，床欄杆上綁兩條小板凳，凳的八隻腳卡住人的背或腰，並且雙腳站直，膝蓋不能彎曲，眼睛不能瞇，如果不符合他們的要求整夜不能睡覺。閉上眼睛就被監控打醒並塗清涼油，或用牙籤撐開上下眼皮，或站在水桶裏。有的一個星期，甚至半個月都沒閤眼，
監控有時給每個人戴上耳機聽誣蔑大法的謊言宣傳，並套上摩托車頭盔，至深夜兩三點鐘才拿下來。不讓睡覺也叫「熬鷹」酷刑。很多同修出現精神恍惚，暈倒了；很多同修腳腫脹的很大。真是生不如死的分分秒秒的折磨。
十月，我第二次被劫到攻堅隊，我和大法弟子陳偶香同時到的。陳偶香遭受非人的折磨之後就絕食抵制迫害。獄警朱蓉指使劉小玉為主的六個「夾控」強行灌食，空盪的樓房時而傳來她痛苦的掙扎聲。第六天她被野蠻灌食致死。
13、被延期勞教一年，回家時再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獄警恐嚇我們：「不轉化休想出白馬壟。」我一直被加期到最高期限一年。反過來，獄警利用減刑來鼓勵轉化的人和監控犯人，以此誘惑她們賣力參與對法輪功的迫害。除了上面提到的，還有廖文燕、劉小紅、彭玲、唐立其等都是我知道的幫兇監控。
二零零三年三月初，我被延期迫害一年後也到期了，還是不放我回家。我被迫離婚，沒有家了；單位被迫除名，工作也沒有了。過了幾天，本地六一零指使我原單位把我接回郴州，直接送到郴州市北湖區黨校洗腦班。
我對他們說：幾年了，九死一生，我都沒有放棄大法修煉，你們還能改變我甚麼？二十天後，原單位被六一零勒索一千八百元洗腦費用，用車送我回農村老家。
（三）迫害給我父母和女兒帶來的傷痛
1、我母親段年秀為我受迫害的事錐心透骨，到處奔波。她曾幾次到株洲白馬壟看望我。從老家出來要坐一天一夜的車，幾次轉車，搭長途汽車，又坐長途火車，再坐汽車才到白馬壟。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村老人要達到這一步是多麼艱難！有一次錢帶少了，
二天二夜沒吃東西，可是勞教所卻不讓母親接見我。一到家，母親餓的癱倒在地，幾天都不能下床。
二零零四年後有二次安仁縣六一零辦指使警察到父母家抄家。有一次母親不在家，年事已高的父親身患高血壓站立不太穩，說話不清楚。沒有鑰匙，他們就架著梯子翻到二樓闖入家裏抄家。鄰居都說：你們怎麼這樣做？後來我離開了家鄉，截斷六一零辦知道我行蹤的渠道，才多次化險為夷。
2、我女兒唐雅琪七歲半就被迫離開了媽媽。第一次知道我被抓走後哭了整整一天。聽說警察打人，擔心媽媽挨打，急的對老師、親人、小朋友都哭訴：快點讓媽媽回家。
這個年齡是最應該在媽媽身邊撒嬌的時期，卻被無情的剝奪了快樂的童年。
女兒是我一手帶大的。因為沒有媽媽的關愛，她變的很惶恐、消沉，常常偷偷哭泣。而小學老師還要他們看誣蔑大法的影片《深淵》，要女兒做反面例子寫體會，還在學校廣播播放，加深對她和那些幼小孩子們的毒害。
在勞教所，我給女兒寫了很多信，希望給女兒解答迷惑能夠堅強的成長，可是很多信都扣押下來沒有寄給女兒。
（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