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葉利欽在莫斯科向民眾呼籲舉行全國總罷工和大規模示威。 12月31日，鑣刀斧頭旗在克里姆林宮降下，宣告蘇聯共產帝國解體。
美國《外交政策》最新一期發表文章，分析了前蘇聯的崩潰及為何全世界出現集體性誤判。文章稱，當時的蘇聯經濟停滯，政治管制嚴厲，從各方面看都沒有急劇惡化；然而似乎是不經意的，從道德審視開始，“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詰問，全民認知的劇烈轉折，最終促成了前蘇聯的崩潰。其中道德的複活是精髓。
當時的名言：“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 “每件事情都必須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開始。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思路，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看法……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生活——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恥辱”。
文章認為，如今俄國人再次憤怒，統治精英的腐敗、新式審查制度、蔑視公共輿論，總統梅德韋傑夫稱：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或許俄國“道德”問詰再次來臨？
前蘇聯革命 最出人意料的事件
這篇題為“關於蘇聯的崩潰：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的長篇文章說，每次革命都是一次驚奇。但上一次前蘇聯革命卻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
時間回到1991年之前，當時在西方，無論專家、學者、官員或是政客們，都沒有預料到整個蘇維埃聯盟及其一黨獨裁制度、國營經濟體，以及克里姆林宮對於國內和東歐帝國的控制會在一夜間分崩離析。自視為未來革命者的蘇聯國內異議份子，同樣也沒有預計到這一點。
1985年，當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時，他的同代人完全沒有預計到一場革命危機的到來。雖然圍繞蘇聯體制中存在問題的規模和深度有著各種爭論，但沒人想到這些麻煩會危及體制的生命，至少不會這麼快。
詭異滅亡 集體性誤判
而這種普遍的短視由何而來？或許某些專家傾向於誇大蘇維埃政權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幾乎完全沒有對共產主義持懷疑態度的人，也對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
作為美國冷戰戰略的設計師之一，喬治‧凱南在《當代國際事務史》中回顧這段歷程時，認為“很難有比它更加詭異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的事件，先後以俄羅斯帝國和蘇維埃聯盟面目出現的一個強大國家，頃刻間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無影無踪”。
1993年，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的顧問之一，理查德‧帕普斯在保守的《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關於蘇聯死亡的論文集，題目是《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詭異滅亡》。
經濟停滯明顯但慢性病並非置人於死地
實際上，1985年的蘇聯，與其十年前相比擁有類似的自然及人力資源。當然，其生活標準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低得多，更無法與西方相比。物資短缺、食品配給、商店門口的長隊，以及劇烈的貧困都是頑疾。不過，蘇聯經歷過比這遠大得多的災難，而且沒有為此犧牲哪怕一點點對於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在這一點上它們從不讓步。
在1985年，沒有任何關鍵經濟數據表明這個國家會面對即將到來的災難。與1960和1970年代相比，從1981到1985年，該國GDP雖然緩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長。這種漫不經心但很難構成災難的增長模式，一直持續到1989 年。
不錯，經濟的停滯明顯，令人擔憂。但正如衛斯理大學教授彼得‧洛特蘭德所言：“說到底，慢性病並不必然置人於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發經濟根源的專家安德斯‧阿斯蘭德也指出，從1985到1987年，局勢“沒有任何變化”。
政治：幾乎所有的異見人士都被羈押
文章說，在執政者看來，政治生態甚至有所改善。經過此前二十年對政治反對派不間斷的鎮壓之後，幾乎所有突出的異見分子都已被羈押、流放、強迫移民，或是死於勞改營和監獄之中。
這個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即將爆發革命的跡象，包括其他傳統上被看作國家滅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壓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間，正如美國歷史與外交學家斯蒂芬‧ 塞斯塔諾維奇所言，他們已經“實現了所有軍事和外交目標”。當然，阿富汗看上去越來越像是一場長期戰爭，但對於擁有五百萬人的蘇軍來說，這點損失不過是九牛一毛。
文章認為，美國也不是催化劑。如果可能的話，“裡根主義”政策逆轉了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優勢，給帝國周邊帶來了相當大壓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亞。然而，蘇聯面對的這些困難遠不致其崩潰。
為何走向滅亡？
文章說，當然，就蘇聯爲什麼會崩潰，有大量結構性推論——經濟、政治、社會等等，然而當這件事發生時，這些理由卻全部無法解釋其為何發生。 1985到1989年間，無論經濟、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結構性環境，都沒有發生急劇惡化，那麼，這個國家及其經濟體係是如何突然間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恥、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於走向滅亡呢？
就像所有現代革命一樣，俄國革命始於“上層”對於自由化的遲疑——其理由已經超越了對於經濟的必要調整，以及讓國際環境更加有利。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的創新思路有著某種理想主義色彩：想建立一個更加有道德的蘇維埃聯盟。
戈爾巴喬夫：開展對價值觀的重估
雖然以經濟改良為旗幟，但戈爾巴喬夫及其支持者無疑首先修補了道德，而不是經濟上的錯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公開談論這場改革時，無不對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義過往的腐敗影響感到痛心疾首。
如此一來，歷次大革命爆發前夜曾提出過的那些問題，便再次吸引人們絕望的尋找答案：什麼是有尊嚴的生活？構成一個公正的社會和經濟的支柱是什麼？一個合法與正派的國家是怎樣的？這樣一個國家，應與其公民社會保持什麼關係？
“在這個國家，一層全新的道德空氣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戈爾巴喬夫講話中指出。他當時宣布開放和民主化將成為這次俄式改革，或者說蘇維埃社會重構的基礎。 “要開展對於價值觀的重估，及對其創造性的反思”。後來，他回憶道“我們無路可走，我們必須徹底改變，與過去的失職行為劃清界限”，他將其稱之為自己的“道德立場”。
“夠了！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須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開始。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思路，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看法……此時人們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生活——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恥辱。”1989年的一次採訪中，號稱“開放教父”的亞歷山大‧亞科夫列夫曾說。
外交部長：每件事都已經腐爛
在戈爾巴喬夫的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來，1985年的“道德社會國家”有著“極為驚人”的特徵：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戈爾巴喬夫那個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員，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則對普遍存在的目無法紀和腐敗墮落痛心不已。據他回憶，1984～1985年冬天，他曾對戈爾巴喬夫講到：“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
恐怖和謊言文化 全民排斥
文章說，早在195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先輩，尼基塔‧赫魯曉夫也曾認為斯大林時代建立在恐怖和謊言基礎上的建築早已搖搖欲墜。但戈爾巴喬夫及其派別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況下撥亂反正。民主化，戈爾巴喬夫宣稱，“不是一句口號，而是這場改革的精髓”。許多年後，他在採訪中表示：不僅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甚至在文化層面，蘇聯模式也已經失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絕大多數受教育者，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排斥這種文化，因為它不尊重這些人，反而從精神和政治上壓迫他們。
這場改革導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於另外一個“理想主義”理由：出於對暴力的深深厭惡，因此當改革的深度及規模超出他最初的預想時，他頑固地拒絕訴諸於大規模鎮壓。為了保護這個體係而採取斯大林式的鎮壓，是對他內心最深處某些信念的背叛。
一位著名記者，後來成為熱衷開放先驅的亞歷山大‧鮑文，在1988年曾寫道，隨著人民對腐敗、無恥的偷竊、謊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礙越發“煩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經“成熟”。
政治上合法性遭到詰問
文章說，官方意識形態的信譽，此時正在迅速弱化，用亞科夫列夫的話說，新的認知為“價值觀的轉變”以及對於政權的看法改變做出貢獻。逐漸的，政治上無懈可擊的合法性開始遭到詰問。
在羅伯特‧莫頓不朽的“托馬斯定理”——如果人們把某種情景定義為真實，那麼這種情景就會成為他們真實的結果——情形下，蘇維埃經濟的實際惡化在不久之後成為結果，並因此導致了對於這個政權的認知及評價的根本轉變。
全民認知的劇烈轉折
1987年，在一本蘇聯雜誌上，一位俄國讀者稱在自己周圍看到一種“認知的劇烈轉折”。我們知道他是對的，這是首次從一開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調查記錄留存的大革命。
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國民議會的公開輿論調查就發現，經過四代一黨獨裁統治，並且在獨立黨派仍然非法的情況下，競爭性選舉和讓俄共之外的獨立黨派合法化得到勢不可擋的支持。 1990年代中期，地區調查發現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政府“允許個體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
六個月後，一次全俄調查發現，56%受訪者支持激進或漸進的市場經濟改革。一年之後，贊同市場經濟改革的受訪者已經增加到64%。
與那些引爆其他經典現代革命的人相比，傳播這類“認識轉變”的人們並無不同：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正如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所言，這些男男女女“幫助創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滿意識，那些凝固的公眾輿論……並由此創造了對於革命變革的有效需求”。
因此，這時在蘇維埃俄國，賣報亭前排隊的長龍——每天早上六點就開始排起長隊，每天的報紙兩小時之內便被一掃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報刊雜誌的銷量猛增，證實了話語權開始轉向絕大多數開放論點作者。
道德的複活才是精髓
文章說，對他們來說，道德的複活才是精髓。此時，蘇維埃的政治經濟體係並未要求得到徹底更新，社會準則也沒有完全顛覆的要求，但在個體水平上，革命已經發生：俄國人品質的變化。
1987 年，在《紅十月》雜誌一篇廣為傳頌的文章中，米哈伊爾‧安托諾夫宣布，“那麼，我們身邊正在發生什麼？”人民必須得到“拯救”——不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危險，而是因為它們“被他們自己，被那些道德敗壞的行為扼殺了高貴的人類本性”。怎樣拯救？通過初生的、不可逆轉的自由化——不是赫魯曉夫那短命的“緩和”，而是整個氣候的改變。怎樣保證這種改變無法逆轉？首先，已經獲得自由的人，將“對再次成為精神奴隸免疫”。
作為俄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刊物，《紅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棄義，不言不由衷，無論他是誰，是什麼名字，都可以從這個極權主義國家中拯救我們”。
當務之急是把人民從“奴隸”和“農奴”改造為公民。 “夠了！”著名二戰小說家鮑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 。
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遭到剝奪
水果小販穆哈邁德‧布拉齊齊的自我犧牲，引發了突尼斯起義，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點，“尊嚴高於麵包！”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號。
就像對蘇維埃俄國那樣。 “無論’不可一世的’集權政權為我們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處，上帝賜予我們的尊嚴令我們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遭到剝奪”，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奧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寫到，“這就像魔法一樣，無論男女老幼，或者有著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會匯集在城市廣場，宣布自己已經忍無可忍”。
俄國人再次憤怒“道德”改革再來臨？
文章說，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雖然肢解了一個帝國，但帝國思想的遺產讓千百萬俄國人接受了同樣集權的普京主義，以及他“強敵環伺”和“俄國挺直膝蓋”的主張。此外，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悲劇從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視著整個道德事業。
儘管石油價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為俄國千百萬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統治精英的腐敗行徑，新式審查制度，以及對於公共輿論的公開蔑視，都已經促使社會的疏遠和憤怒達到1980年代的水平。
文章說，在莫斯科，只要花費幾天時間與知識份子攀談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瀏覽一下俄國人氣最高的生活雜誌博客，或是登錄反對組織的站點，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 年代的警句——“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重新成為人們的信條。自由道德的當務之急是重新煥發生機，而不僅僅是在民主活動家和知識份子的小圈子裡流傳。
梅德韋傑夫：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
今年二月，由梅德韋傑夫主持的自由主義智庫——當代發展學會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視作這位總統2012年參選的綱領：
過去，俄國需要自由，如今，俄國仍然需要自由……我們時代的挑戰是對價值體系的徹底改革，打造新的認知。我們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對於人類尊嚴的敬意。
從對這個國家過去與現在殘酷的道德審視開始，知識份子對於尊嚴的尋求似乎同樣在短短幾年內挖空了強大的蘇維埃政權，剝奪了他的合法性，終於在1991年秋天，讓這個燃燒殆盡的空殼粉身碎骨。
在二十世紀最後一次大革命中，這段關乎探索道義的神話，絕對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份。
三天改變歷史 前蘇聯崩潰回顧
1989年東歐各國民主浪潮風起雲湧，共產黨國家紛紛瓦解：11月9日柏林牆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鵝絨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產政權；12月25日，羅馬尼亞共產獨裁者齊奧塞思庫被人民趕下台並判死刑。此時，共產帝國蘇聯也是危機四伏，搖搖欲墜。
1991 年8月19日，一個由共產黨強硬派組成的“緊急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當時主張改革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並將坦克與軍車開進莫斯科市中心，包圍了莫斯科市政府與俄羅斯議會大廈。政變者宣布，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呼籲“恢復蘇聯的驕傲和榮譽。”
在巨大危機時刻，葉利欽通過廣播向民眾發表演說，呼籲舉行全國總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對政變予以回擊。隨後數十萬蘇聯人民加入抗議的行列，上街示威與軍隊對恃。
葉利欽向蘇軍士兵喊話：“你們已經向蘇聯人民發過誓，你們不能調轉槍口對准人民。”在強大的民意麵前，在人民的歡呼聲中，坦克掉轉了砲口，撤出了莫斯科。
強硬派的政變三天后破產，並永遠改變了蘇聯的歷史！葉利欽成為了國家英雄，他要求擱置共產主義者在俄羅斯的所有活動。幾天后(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辭去了蘇共總書記職務，並解散了中央委員會。
1991年12月21日，原蘇聯的10多個加盟共和國代表開會，決定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聖誕節那天，這個自1917年靠暴力奪取政權的蘇維埃聯邦正式瓦解。葉利欽成為俄國七十多年來第一位非共產黨總統。
（責任編輯：孫蕓,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