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幾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中南海，震驚中外，開創了人類史上萬人和平上訪先河，至今已走過了12年。(大紀元資料圖片)
1999年4月25日，幾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中南海，在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上訪中，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沒有喧嘩，其善良、理智、祥和的風範，震驚中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萬人和平上訪沒有暴力、與當政者和平對話的先河，也把法輪功推向了世界舞台，至今已走過了12年。
12年前的4•25期間，一位當時在北京腫瘤醫院看病的姓朱的阿姨，曾告訴記者：「4月26日那天，滿院盡談法輪功，她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有病人和家屬 告訴她說：『哎喲，你不知道啊，昨天法輪功萬人上訪中南海，走的時候，連地上的垃圾都撿得乾乾淨淨。法輪功真是棒啊。』也有的說：『聽說煉法輪功身體很 好，有的人的得了癌症甚麼的，煉法輪功都煉好了。』」
法輪功學員為甚麼要萬人上訪中南海，記者採訪了幾位天津事件和4•25的親歷者。
天津事件
1999年4月，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覽》發表題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污蔑、造謠說煉法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
親歷天津事件的法輪功學員穆祥潔告訴記者：我姐姐當時工作的小學，也要求每個人訂這一本書。「我覺得這不符合事實，我自己以前得了很重的病，去了七、八家醫院沒有治好，連北京專家來了都查不出病因。我修煉法輪功一個月奇蹟般的恢復了」。
穆祥潔認為自己有責任向教育學院出版社反映自己因修煉法輪功而受益的事實，並於23日凌晨6點左右到了天津市教育學院，那裏已經到很多法輪功學員。
「到下午，校方與法輪功代表交談後，校方說確實誤報了，答應公開做聲明，給法輪功一個真實的報導。這時我給家裏打電話，家裏人告訴我說趕快回去，有朋友告訴說防暴隊的馬上要出動抓人了。
下午5點多，拿著電警棍，全副武裝的警察到了，並迅速把教育學院圍起來，不長時間就開始拽著學員扔上警車，一個警察拽著我的頭髮要把我拽走，拽不動，結果四個警察就拽著我的四肢，要把我扔走，但沒扔上警車。大概約50個學員被抓了。
我們接著去市政府要人，市政府說人太多，派學員代表，代表們出來後告訴我們說：有幾個學員已經被打的遍體鱗傷，但還是不放人。
後來幾個穿得比較講究的來了，是領導。其中一個穿警服的對我們說：『你們在這兒解決不了問題，這兒沒有權限給你們解決問題，你們如果想解決問題，那就都去中南海。』」
親歷4•25和平上訪的張女士告訴記者，4•25早上約9:50分，她和二位同修騎自行車去了府右街，「大家認為，自己的同修無辜被抓被打，上訪反映情況 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不是搞政治。到了府右街已經有很多外地的法輪功學員到了，在人行道上，前排人站著，在後排有的學《轉法輪》，有的在煉功，都靜靜的。沒 有標語、沒有口號。警察站在街的中間，在聊天說笑，後來才知道便衣很多」。
另一位親歷4•25和平上訪的劉女士說：「4月25日早上7點多到了府右街，站在靠近中南海西門對面的馬路邊上，警察較多，有點火藥味，時間一長，看到學員很安靜，就放鬆了，聊起天來了。約8點多鐘，當時的總理朱鎔基來上班，看到了這麼多人，就說，你們派代表來談。」
那時在中國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石采東告訴記者：「我當時剛走過中南海的西門，聽到朱鎔基讓學員們選幾個代表進去說明情況，我就毛遂自薦，跟朱鎔基進了中 南海。我們主要反映三點情況：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儘快釋放法輪功學員；二是允許《轉法輪》公開出版發行；三是希望有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因為需要瞭解 情況的學員講明情況，整個下午到晚上進出了幾批學員去面談。」
張女士說：「我們一直平靜的站著，到了晚上9點多，有一個學員騎著自行車過來告訴大家說：可以走了，被抓的學員已經放了。好像怕我們不相信，還補了一句： 我是關貴敏。這樣，學員開始撤離府右街，這時我看到非常感人的一幕：一些老學員在把地上的垃圾和警察扔在地上煙頭都檢起來扔到垃圾箱。」
劉女士表示：「自中共非法執政以來，以強權治國，人民被奴役慣了，遭受不公正的對待只有忍耐，不敢說話。
而法輪功面對不公，4•25幾萬人和平上訪，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沒有喧嘩，非常平靜的等待結果，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對中國社會及世界各地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最後張女士說：「法輪功面對強權和不公，敢於說話，這種能撼天地的勇氣、理智、平和，將成為人類社會和平上訪與當權者和平對話的一個里程碑，載入史冊。」
（大紀元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