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體上訪，迄今已經11年了。因為中共在當年“425”大上訪之後三個月之內，發動了針對法輪功 學員的一場規模浩大的迫害運動，許多人很自然的把這兩件事用因果關係聯繫起來：“如果沒有發生上萬人去北京，就不會導致中共鎮壓。”果真如此嗎？
“截訪”和“敦促上訪”
我們先從425北京上訪的直接起因來看。425上訪的直接起因是天津發生了當地警察毆打並無理抓捕45名法輪功學員。天津的警察對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我們是執行北京的命令，你們要反映情況去北京。可以說，天津警察在催促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
今天的中國，大家都很熟悉一個很有“中共特色”的名詞，叫作“截訪”。因為缺乏獨立的司法，各地民眾因為遭受不公對待而無法在當地解決，往往不得已而到北 京上訪，這通常被中共視為“不穩定因素”。這類事情多了，地方當局的“政績”因此而要受到影響。因此各地都專門派人在北京“截訪”，把訪民押回原籍。轟動 全國的安徽女訪民李蕊蕊被強暴案，就是在李被“截訪”，押在賓館期間發生的。
11年前“截訪”還沒有如今這麼猖狂，但地方當局總是巴不得老百姓不要到北京上訪，怕影響了自己的烏紗帽，怎麼還會“催促上訪”？尤其1999年4月底， 正值中共六四大屠殺10週年敏感時期，天津警察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信口慫恿民眾去北京上訪。也就是說，天津警察執行的確實是來自北京的命令，極力促成修煉 群眾到北京上訪。說法輪功學員一夜之間出現在北京城，中共出其不意而大為惱怒，這都是後來按宣傳需要編造的謠言。
“425”之前的風雲
天津抓人、打人事件的背景，是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刊登了政法委羅幹的連襟何祚庥的不實文章，將明顯違背法輪功原則的表現歸罪在法輪功頭上，暗示讀者修煉法 輪功會出大問題，甚至導致亡國。法輪功是修煉“真、善、忍”的佛家修煉大法。許多法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煉功權利會受到威 脅，煉功群眾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在沒有出版和言論自由的中國，法輪功學員自發到編輯部澄清事實。當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實後， 正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動防暴警察300多名，驅散自發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的法輪功學員，毆打並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
而在天津事件之前，一九九六年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就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 《轉法輪》、《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一九九七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邪教”。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 [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 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在全國各地，兩次調查都沒有搜集到一條法輪功的“罪證”，但公安部並不死心，遼寧、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基 層公安部門開始強行驅散無辜的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
令中共尷尬的“好人太多了”
可見，羅幹一夥要挑起“法輪功事件”，由來已久。即使425上訪事件沒有發生，羅幹們也會製造別的甚麼事件來促成一個所謂“法輪功事件”。而最終在1999年4月25日萬人上訪發生之後，江澤民終於跳到前台，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迫害。
迫害發生7年後出版的《江澤民文選》中披露了中共發動迫害的真正原因：江在1999年4月25日當晚給政治局寫的信（在文選中題為《一個新的信號》）中， 明白表示了對法輪功的迅速發展、及其對民心的凝聚力的擔憂，認為法輪功在和“黨”爭奪民心。他問道：“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 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法輪功作為一種佛家修煉法門，沒有想和誰爭民心，也不想戰勝誰。可是在當今道德淪喪、黨官貪腐淫亂的社會中，以“真、善、忍”為基本原則的修煉如一股清泉，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人心向善乃本性所趨，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凝聚力”吧。
這樣看來，這場迫害的發端，說來和425事件並無因果關係，和科學不科學，吃藥不吃藥，也沒甚麼關係。中共對法輪功迫害的最終原因，說白了不僅僅是“煉功 人數太多了”，而是“好人太多了”。大批民眾信仰“真、善、忍”的實踐，把一切不正的都暴露出來了，尤其是以謊言、暴力為依托的中共政權更坐立不安，於是 它便跳到前台大打出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