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5月27日中國駐悉尼領館負責政治事務的領事陳用林出走，向全世界告知，他的主要工作是「執行中國政府的政策，迫害在紐省的法輪功學員，監視他們的活動，包括雇傭人員收集法輪功學員的活動情況。」到曾任職天津國保局、天津 610辦公室的官員郝鳳軍向媒體披露中共栽贓陷害、殘酷鎮壓法輪功學員的內幕詳情，再到人權律師高智晟先生在致胡溫的三封公開信中披露中共對法輪功群體殘酷迫害的事實，呼吁立即停止迫害迫害法輪功，直至近日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給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公開信中抨擊中國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公開表達對中共鎮壓法輪功的不滿和譴責，要求對當時決定鎮壓的決策者追究刑事責任。這一切在說明中共邪黨對法輪功的迫害已難以維繫，人民在覺醒，中共的末日也近在眼前。
這是首位中國現任省級官員、企業家公開在中國大陸抨擊中共，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改，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這封公開信得到包括中共內部高層領導在內的廣泛支持。他的舉動引起了海外和中國國內的關注。
他在公開信中表示：「信仰自由，是當今世界的普遍共識，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憲法均有規定。但是「六四」以後，鄧小平的繼任者為了繼續一黨獨裁的統治，對於任何非共產黨系統的組織都列為「不穩定因素」，要「消滅在萌芽中」，即把「法輪功」一個群眾煉功組織作為目標，殺雞儆猴。人家不服，要「說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種種迫害。」
公開信指出：「這顯然不是針對『法輪功』，而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所以應當立即對『法輪功』停止鎮壓。對受害人給予國家賠償。」「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汪兆鈞建議當局「可派出代表，與『法輪功』談判，對當時決定鎮壓的決策者追究刑事責任。本人衹是建議，而建議的目的：使對『法輪功』的鎮壓儘快得以停止，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儘快得以推進。」
公開信在大紀元發表之後，汪兆鈞先生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采訪，在采訪中，汪兆鈞強調：「我都這個年齡了，我要再不把心裏話都說出來，我太窩囊廢了，中國人都軟骨頭嗎？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種就這麼劣嗎？它越要打擊、壓制我，我就越要抗爭到底。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中共就會被暴露，它完全就是個黑社會了。」
面對中共的專制體制，汪兆鈞寫公開信並不覺得害怕。他說「我根本不在乎，我也不怕，因為我要說的話是代表百姓的聲音，中共打擊我就等於是打擊了全國人民。」
他表示，自己並不害怕被打擊，越壓制就越抗爭到底。因為他要說的話是代表了普通老百姓的願望。
汪兆鈞說，共產黨衹要認為不是它系統的人，就會進行打壓、解散。別人肯定就要和他講道理，說清楚，那共產黨就要鎮壓，你越要申訴，他就越要打壓，這種方式是非常不好的。
他說，很簡單，如果法輪功是不好的，他自己的人就會起來揭露啊！他們不僅沒有揭露，還要到處去講清真相，共產黨就打壓，那麼他打壓了法輪功就相當於把全國人民的嘴巴都堵住了，因此這部分人不能夠回歸社會，不能夠平反，那其他的人還能講話嗎？
汪兆鈞認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反法輪功問題。而是全國人民應該有言論，信仰自由。憲法上也有結社的自由，共產黨剝奪了一部份人的自由，那也就是打壓全國人民。」
「法輪功不就是煉功嗎，信仰真、善、忍又沒有壞處，中國遭遇文化大革命後，人們在精神信仰上已經失去很多。」他說：「那真、 善、忍，對中國社會是有利的。」
汪兆鈞表示：「雖然我沒有信仰什麼，但大家可以一起共處。為什麼一個社會就衹能有一種顏色，說一種話，這是不對的。你剝奪了別人的權利，現在聯合國共同宣言也好，中國憲法也好都規定有言論自由，這是基本的常識。」
汪兆鈞通過看高智晟給胡溫的公開信，開始對中共迫害法輪功有了近一步瞭解。他說：這場迫害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他說："我衹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站在自己辨別是非、好壞的基礎上，講出自己良心應當講的話。法輪功這樣大的一個人群，長期受打壓，是這個社會生活中極其不正常的現象 。」
汪兆鈞表示，這不是一個團體的問題，關係到全社會。比如鄰居遭了殃，我也要仗義直言，這不僅是保護鄰居，也是保護自己的權益，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是短見。我們對社會自己負責，就應該對其他人負責。
汪兆均給胡溫的兩封公開信在海外發表後，他已經收到包括美國、香港、內地各個省份等很多朋友給他發來的鼓勵和支持信，他說：「老百姓都很支持我，包括共產黨內部的高層領導，他們心裏其實都是很明白的。」
據汪兆均的公開信中的自我介紹，他於一九八二年從北京電力學院畢業後，一九八三年下海在安徽創建兆鈞食品廠，生產麵包。之後又創建兆鈞輕工業研究所，研製生產乳酸奶和兆鈞可樂等產品，並研製了中國第一臺「萬能塑料吹瓶機」，遠銷世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一九八八年，兆鈞可樂獲得首屆中國食品博覽會金獎。之後，兆鈞輕工業研究所發展成安徽國寶集團公司，董事長汪兆鈞被選為安徽省政協常委，並在二零零二年被全國工商聯評為中國優秀民營科技企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