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大法弟子
【光明網 2006年9月24日】
我叫荊採，遼寧省瀋陽市人。我是1995年10月17日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從1999年4月25日開始，我親身經歷目睹了中共惡黨對法輪功的滔天罪惡：抓捕、關押、拘留、勞教、判刑，百般折磨。
一、見證4.25
1999 年4月25日清晨，我和母親陳軍、姐姐荊天同每天一樣，到煉功點煉功。煉完功後姐姐聽有的功友議論說煉法輪功的被抓了，有不少同修去北京反映情況，讓政府放人呢。當時煉完功後大部份人都散了回家了，只有少部份同修聽到這件事情，聽到的人都很驚訝，這怎麼回事呢，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在做最好的人，不可能觸犯任何法律怎麼會被抓呢？政府怎麼可以隨便抓好人呢？是不是對我們有甚麼誤解，那樣的話，我們也應該去向政府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請政府部門儘快放人。
於是我所在的煉功點知道這件事的有十幾個人自發的決定去北京反映情況。我們由瀋陽到北京已是晚上六，七點鐘了，我們不知道中南海在哪裏，也不知道信訪辦在哪裏，就問了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到北京上訪應該去哪裏，那個司機好像知道我們是怎麼回事，直接把我們拉到叫府右街的地方，說：那裏有很多人好像都是上訪的，你們自己過去看看吧，我不往裏開了。
我們下了車過馬路一打聽，這裏都是煉法輪功的，也都是聽說了抓法輪功的事情從各地趕來的，他們告訴我們說：已經派代表進去同有關領導反映了，我們都在這等結果呢。於是我們也在這裏找個不影響交通的地方坐下來等結果，大家都很安靜。大約9點左右事情得到解決，我們得到消息說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已經放了。
在此期間，我們也知道了整個事件的起因、經過，是科痞何祚庥挑起的事端，天津公安抓的人。事情得到解決了，我們都很高興，因為全國各地聽到這件事的人來的很多，聽說還有走在途中陸續往北京來的，為了不給北京市帶來不便，我們決定連夜返回瀋陽，但是沒有適合的車次，於是我們在候車室坐到第二天天亮，買了普通列車的票。
第二天4月26日早晨，在候車室裏我們忽然發現氣氛緊張了起來，鐵路警察把候車室裏的長條椅全拽到出站口堵在那裏，用話機同沒進站的列車聯絡，說車上有多少法輪功到北京來了，要攔截。我看到被椅子圍住的驗票口裏，有一個四十多歲男子貼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耳邊小聲說著甚麼。我當時覺得奇怪，用椅子圍住的禁地，他倆為甚麼可以呆在那裏而沒人管呢。後來我們上了火車以後，我才明白是為甚麼，我也更加驚訝，他們是政府安排的特工，冒充普通乘客和我們一起上車探聽我們的情況。車上的特務非常多，十八、九歲的多，也有年齡大的，裝扮成各種身份的乘客，他們互相走動的時候見面點一下頭，用眼神暗示一下。我們看的出來他們都是一起的，各個車廂裏都有，他們也能看出我們誰是法輪功，差不多每個法輪功身邊都站著一、兩個特務，車廂裏非常擁擠。
我們所乘車次不是到瀋陽終點，好像是往齊齊哈爾方向去的，當他們發現車到瀋陽站時有一大批法輪功學員要在此站下車時，他們顯的很慌亂，不知該怎麼辦，故意往車門處擁擠，並把兩個大行李袋堵在門口，好像讓我們錯過下車的時間，但是車下站台上的乘務員衝上來，把兩個行李袋用腳踹到一邊讓車上的人下車，我們得以順利下車。我和姐姐商量，大家不要聚在一起走，分散開走，不讓他們的任何不良用心得逞。
回家後第二天我們依然像往常一樣每天學法、煉功。但是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政府的讓人不可思議的行為，派了那麼多特務對付我們，至於嗎？
二、7.20恐怖降臨
本來我們以為事情就此結束，我們繼續平靜的走我們的修煉道路了。哪知道從此各地煉功點被騷擾、刁難不斷，要麼不讓我們用場地，要麼就是不讓我們掛宣傳欄。
1999年7月20日全國各地輔導員突然被無故抓捕。7月21日各地大法弟子向當地省政府要求放人，當地政府不但不放，還把去要人的大法弟子也扣下，姐姐和我們煉功點的部份學員被扣在我們當地黃海派出所，當時所長叫蘇德祥。
7 月22日，我和媽媽及其他大法弟子繼續到位於和平區中山公園附近的遼寧省委上訪要求政府放人。中共政府居然派了大規模的武裝來對付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和平上訪的老百姓，好多輛軍用卡車載滿頭戴鋼盔的武警，省委大樓門口的台階上也一排排的坐滿了武警。省委門前的和平大街上停滿了軍用卡車、各種警車、大客車。大批武警、公安開始把靜坐在省委對面中山公園圍牆下的大法弟子們野蠻抓起強行塞進準備好的大客車裏，大法弟子們為了不讓他們抓走，手挽著手連在一起，警察們就用力把大法弟子們拆開，我看到有四個男大法弟子臂挎著臂串成一串被警察們拖在地上拽走，還看到在大客車門口由於大法弟子們不配合上車警察就抬起腳使勁踹一名站在車門口的女學員，想把她踹進車裏。還有我認識的一名女大法弟子叫黎旭光，當時已懷有三個月身孕，竟被警察拎著四肢像悠麻袋一樣扔進一輛警車，還辱罵她，原因是一名警察認出頭一天上訪就看到過她。
大法弟子們向警察們講道理，他們根本不聽，失了控一樣的對大法弟子邊抓邊大打出手，眾多學員被打傷。大抓捕持續了一天，裝滿法輪功學員的大客車一輛輛開走，關進附近的體育場，後來又用大客車分別拉到不同的地方關起來，有拉到郊外的，有拉到某工廠的空廠房裏，有拉到某學校的。我被用客車拉到家附近的一個學校院裏，被衝散的媽媽和其他沒被抓走的大法弟子們回到家裏不知該和誰去說理。下午被困在學校院裏的我們接到通知說一會要聽廣播，下午3點大喇叭開始廣播，宣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被取締，並伴有大量污衊、造謠之詞。邪惡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從此持續至今愈演愈烈。7月22日以後，大法弟子們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進京上訪講真相，從那時起全國各地所有能通向北京的交通要道全都設有關卡堵截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能突破封鎖的學員還面臨著被北京公安綁架後遣返當地。後來有很多大法弟子乾脆就不報名了，這樣的學員吃了很多苦，被警察暴力毆打，折磨。
我們家從7月22日以後，也開始過起了家無寧日的生活，派出所、社區不斷上門騷擾，今天問你還煉不煉，明天問你去不去北京，後天讓你把書交出來，大後天又威脅要抄你家，總之天天有節目。但是我們從未屈服過，我們總是與他們講道理，反過來還要問他們能說出不讓我們煉的道理來嗎？他們只能反復的說著一句同樣的話：上邊不讓煉，國家不讓煉。媽媽問上邊是誰？他們說是江澤民。媽媽說：“國家沒有不讓煉，就是江澤民不讓煉，江澤民代表不了國家。”
有一次，派出所又來了三個民警，其中一個叫高忠武的民警往我家長條沙發上一躺，對母親說：“你一葉（芥））草民，還敢和共產黨對抗，我要用我專政的鐵拳砸爛你雞蛋殼的腦袋。”坐在旁邊的一個所長也覺得姓高的民警太不像樣了，就叫他先下樓去等著吧。然後囑咐母親千萬不要去北京。
三、進京上訪被拘
再後來，我們聽說了山東招遠大法弟子趙金華被迫害致死的事件，我們再也坐不住了，必須制止這場迫害，我們決定進京上訪。
1999年10月中旬，媽媽、姐姐和我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進京上訪，證實大法是好的，法輪功創始人李老師是清白的，希望政府還我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還我們合法的煉功環境，無條件釋放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
10 月18日，我和母親到北京信訪辦上訪，當時姐姐被北京當地同修留下來交流一些修煉中的認識。信訪辦深藏在一個不起眼的小胡同裏，很難找到。在胡同口的馬路上聚集了很多人，有很多穿便衣的人攔在那裏，不許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進去，並且盤問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都是哪裏人，當得知我和母親是瀋陽來的，就有一個人喊： “來來來，瀋陽的往這邊來，這邊接待。”我們過去後母親問：“在哪裏，誰接待？”那人說：“別著急給你安排地方，有人接待你們。”說話間伸手攔住一輛出租車讓我們上車，說“到地方就有人接待你們了，有甚麼話和接待的人說。”我們想不管誰接待讓我們說出心裏話就行。
其實在這之前、99年7月 22日以後，進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一直沒斷過，我們也聽說為法輪功上訪的人遭到的待遇是前門進信訪局，後門進公安局。但是我想他們（指政府）怎麼做是他們的事，我們就做我們應該做的，作為大法弟子我們就是應該維護大法，作為公民看到有對國家、對民眾有害的事情也應該站出來指出，這是公民的義務也是權利，從哪個角度講我們都要站在正義一邊，不管遇到甚麼壓力。而且我認為只要我們善意的把事情說清楚，問題會解決的，初期他們可能對我們有甚麼誤解，反映情況的人多了，他們會改變態度的。但是這只是善良百姓的單方願望，看看它們是怎樣對待自己的民眾的。
出租車把我們拉到信訪局招待所，是有人接待我們，但不是問我們想反映甚麼事情，而是問我們姓名、年齡、家庭住址、身份證號、甚麼時候煉的法輪功，是否輔導員，把這些內容填在一張表格中，就安排我們進了一個像大會議室的房間讓等著。房間很大，地上鋪著地毯，靠牆有沙發、椅子、地中間有大桌子。由於上訪的法輪功很多，不一會屋子就滿了。
我們在房間裏遇見了我們當地瀋陽於洪區政法委的一個姓王的主任，得知他被派駐京專管接回瀋陽來上訪的學員。交談中他說遼寧被中央批評了，因為全國進京上訪的遼寧省人數最多，其次是山東。
在信訪局招待所，我沒有看到其它省市的法輪功學員，聽說別的省市的人安排在另外的地方。當時上訪人員中有很多康平人，康平是瀋陽周邊的一個縣，歸屬瀋陽管轄。康平縣政法委書記當時也被派駐京，負責把截住的法輪功學員送回當地，他送了好幾趟了。18日那天，他剛送走一批法輪功回到招待所，就又有一批名單交給他說：“又有幾個你們康平的接著送吧。”他當時氣得大叫說：“還讓人活不了，想累死我呀，知道我都多少天沒回家了嗎？你們不在家好好呆著，都上甚麼訪？” 當時屋裏的法輪功學員就對他說：“如果政府給我們解決問題了，我們怎麼會上訪呢？知道我們上訪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嗎？我們不願意上訪的，這不是我們的錯，讓你回不了家的不是我們，是政府。政府逼我們走這條路，你們不同情我們、支持我們還反過來怨我們，你這樣對嗎？”他說：“你們太傻了，你們想想看，政府甚麼不知道，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信訪辦設在一個胡同裏，你們看看那牌子鏽的看不出上面的字，你們還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嗎？你們再來多少人也不會給你們解決的。”
10月19日，我們當地於洪區迎賓路街道辦事處的主任羅文娟（女，40多歲）和黃海派出所的民警何健、高忠武等人接到通知來接我們回瀋陽，羅文娟一進走廊就開始大罵我們，說我們自私，為了自己上天，不顧別人。在羅文娟來京之前，於洪區政法委的王主任就告訴媽媽說往街道辦事處打電話了，羅文娟接到電話就氣的大哭，說區裏剛開完會表揚她說她管區沒有一個進京上訪的，這下全完了，她管區能有20多人進京上訪。因為共產黨一貫搞株連政策，轉嫁、製造仇恨。所以是非不分的人就會認為是我們給他們帶來的麻煩。
在信訪辦招待所裏，有一對年輕的法輪功學員夫婦是瀋陽遼中人，男的叫齊向陽，女的叫黎旭光，他們都20剛出頭的年紀，當時黎旭光懷有身孕6個月，為了給法輪功說公道話，不顧自身身體不便毅然上訪，於99年10月19日被遼中當地公安接回。後來我被非法關在瀋陽龍山教養院期間，聽到消息說黎旭光被當地接回非法關押，期間被逼讓她選擇是要法輪功還是要孩子，她不肯放棄法輪功，竟被當地政府強制墮胎，當時孩子已7個月大，打下來後她婆婆看到孩子已經成形，指甲都長出來了，是個男孩。打掉孩子後還要繼續關押她，在她母親的強烈抵制下才得以放回家中養身體。（此事曾在互聯網上發表過，傳遞此信息的人也被中共報復遭到非法關押）。
10月20日清晨我們被當地公安、街道辦事處聯手綁架回瀋陽，和我們同時被綁架回瀋陽的還有我們一個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劉祥玉（51歲）、孫舒嘉（20歲）母女，及陳喆、岳慧萍夫婦，還有一個出租車司機叫王春義的。我們一行7人於10月20日晚被綁架回瀋陽，當晚沒讓我們回家，直接把我們關在黃海派出所一樓最西頭的置留室裏，把我們隨身帶的包搜走，然後鎖上鐵門就不管了，置留室裏沒有床，只有一個長條木椅，我們坐在木椅上等天亮，後半夜陳喆挺不住了，乾脆躺在水泥地上睡覺，10月下旬的天氣已經很冷了，沒有人管我們吃不吃飯，睡不睡覺。
10月21日早晨，派出所的警察們來上班了，九、十點鐘左右，鐵門打開了，有人把我們叫出去上了二樓，我和岳慧萍、孫舒嘉、王春義被帶進一個屋，一個叫潘紹國的警長給我做筆錄，說我去北京是“妨害社會管理秩序”要拘留我，讓我簽字，我拒絕簽字，告訴他說我依照《憲法》上訪合理合法，《憲法》規定公民有上訪的權利，況且我還沒看到信訪辦的牌子，沒進信訪辦的門呢就被你們關在這裏，我沒有妨害任何社會管理秩序，你強制送我拘留是你們在犯法。他不聽，說：“你不簽也能送你進去。”孫舒嘉和王春義也拒絕簽字。
他們辦理完手續後把我們帶到院裏停著的兩輛紅色麵包車上，拉到一個地方說是辦甚麼手續，我不知道那是個甚麼部門，因為坐在車裏沒看到牌子，但不是於洪區公安分局，好像是拘留的票子都上這裏批。戶籍警何健上樓去辦手續，警察張家瑩在車上和我們說：“你們犯傻自找的吧，呆在家裏好好的能被抓起來嗎？”媽媽說：“呆在家裏就安全嗎？山東招遠法輪功學員趙金華被當地派出所從家裏抓走給打死了，就因為煉法輪功做好人就被隨便打死了，我們不上訪行嗎？我不能坐在家裏等死，沒有趙金華的死，我還沒想起來上訪呢。”張家瑩很吃驚的說：“不可能，誰說可以隨便打死人，你們不要聽信謠傳，隨便打人都犯法何況把人打死呢？不可能，不可能。”媽媽說：“我們修真善忍，不說假話。我們上訪沒犯法還被你們送拘留呢，不可能的事不也發生了嗎。”張家瑩說這是上邊定的，他們也沒辦法。母親就向他講了很多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他聽後搖搖頭說：“我怎麼感覺你們像正面人物，我們倒像是反面人物呢？”後來何健辦完手續回來了，說批完了，快點走吧，到那就得天黑了。
他們開車把我們送到位於瀋陽市東陵區方家欄地區的行政拘留所，俗稱方家欄拘留所，也叫“五所”的地方。我們上了二樓，被帶到一個辦公室裏，一個女警察叫來兩個雜役（就是刑期快到要釋放的犯人）搜我們身。一個是年輕的女孩，一個歲數大的名字叫張力。她們搜走我們隨身攜帶的《轉法輪》書。我們和她們理論，一個女警察說：這裏不允許看，先放我們手裏保存，等你們回家時就還給你們。並讓人把我們帶走。走在走廊裏有一種陰森、潮濕的感覺，我感覺好像在做夢，怎麼回事？我怎麼會來到這裏，我甚麼法都沒觸犯怎麼就會被拘留了？
我和媽媽、劉祥玉、孫舒嘉、岳慧萍被帶到210房間。打開門我看到房間裏關著10多個人，一問才知道她們全是法輪功學員，都是康平人。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個叫齊向茹的，2003年被投入遼寧省女子監獄八大隊，現在還在監獄裏遭迫害。
拘留所二樓關的都是女的，男的在三樓，後來女法輪功學員多的裝不下，也往三樓送。二樓負責的是個女所長，姓徐，都叫她徐所。負責210房間的管教是個50歲的老太太，姓張，很多犯人都叫她張媽，她還有一年就退休了。此人99年9月份剛接觸法輪功時對大法弟子不了解，曾因大法弟子煉功而瘋狂的電擊大法弟子，後來接觸法輪功多了，也了解了很多，對自己的行為後悔，轉變了對大法弟子的態度。等到我們進來時，她一直對我們態度很好。
拘留所裏條件很惡劣，晚上睡在地板上，被褥有好幾年沒洗過了，輕輕一碰都冒煙，很嗆人，都是那種很薄的黃軍被，破舊不堪。廁所就在房間裏。靠走廊的牆上有個長方形的小洞是為了管教可以隨時監視房內情況的。兩層門，外面一層是厚鐵皮門，裏面一層是鐵柵欄門，門中間也有一個小方洞是打飯時往裏送飯盆的地方。伙食是固定的早晨大米粥、腌蘿蔔鹹菜，中午大米飯、白菜湯，晚上基本和中午一樣。
拘留所每天都往裏送法輪功，各個房間都滿了。有一天那個搜我們身的犯人張力對我們說：“昨晚又拉來一車，所裏裝不下了沒收他們，又直接拉走了。”又一天，張力對我們說：“把你們的人都送黑洞裏去了。”媽媽問她甚麼黑洞，她說中山公園那有個地下黑洞，都送那裏去了。我們不相信她說的話，她就說：“你看你們還不信，我還能嚇唬你們嗎？昨天我都跟車去了，親眼看到的。”當時我們沒把她的話當回事。現在瀋陽蘇家秘密關押法輪功學員活體摘器官的事被曝光，我想起她說的事。
我們聽拘留所裏後進來的人說，我和母親那批人被接回瀋陽後，信訪辦的牌子就被摘掉了。後來的人乾脆就是上訪無門了。人還是繼續往裏抓，後來聽雜役說為了給法輪功騰地方，有的房裏把沒到期的犯人提前放了。媽媽很擔心姐姐的下落，每天問張管教有沒有叫荊天的送進來，張管教說：放心吧，我記住她的名字了，如果送到這裏來我就和徐所說讓她和你在一起。
後來我們當地黃海派出所的警察來提審我們問還煉不煉功，出去後還上不上訪，我們都是很堅決的持堅持態度。媽媽問警長潘紹國有沒有姐姐的消息，他看了媽媽一眼說：“你女兒在北京鬧的可歡了，上天安門去打大旗，讓北京公安扣下了，我們去接，北京公安不給我們，說她很嚴重。”
99 年10月30日，拘留所讓各房看報紙《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評論員文章“法輪功就是×教”。我們都很難過，覺得政府怎麼能這樣傷害善良的民眾呢？我們這麼多人拋家捨業，持續不斷的上訪，苦苦的講著真相，換來的卻是變本加厲的污衊，我們對政府很失望，大家決定不吃飯了，絕食抗議政府不負責任的污衊、迫害行為。
中午打飯時我們不打，打飯的雜役反映給值班管教，一個高個子的女管教過來問為甚麼不吃飯，當時屋裏有一個皇姑區的法輪功學員叫田桂榮說：“都說我們是邪的了，還吃甚麼飯。”那個管教說：“不吃飯後果自負。”就去所裏匯報去了。不一會張管教聽說了這件事急忙跑過來進屋就說：“我來了，你們怎麼了，為甚麼不吃飯？”我們把《人民日報》的事說了，張管教說：“你們真傻，那不算數的，那只是個評論文章，評論員沒有資格定性的，你們不要理它，該幹甚麼幹甚麼，該煉功煉功，該吃飯吃飯，跟它們生氣犯不上。”然後又說：“我告訴你們啊，我可不是替共產黨說話才勸你們吃飯的，我真的是為你們好，你們不知道共產黨的手段，我當警察很多年了，甚麼沒見過，甚麼不知道，你們真絕食了，共產黨有的是辦法，它們開始不會理你們，讓你們絕食，等你們身體絕的快不行的時候，給你們灌食，灌食前先把錄像機對著你，然後找個領導勸你吃，給觀眾感覺政府是人道的，它們很會把握時機，苦口婆心的先勸你，那時即使你想吃它們也不會給你吃，會在你想吃的一瞬間把飯拿走，然後再給你灌食折磨你，對外說是挽救你，它們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你們都是好人，我不想看到你們遭罪，你們真的都很善良，我接觸你們的人很多了，對你們很了解。”她說了很多很多，後來我們同意吃飯了。倒不是因為怕灌食，因為絕食前我們就知道會面臨著甚麼，是因為我們發現一個生命知道了法輪功真相後，作為人她所表現出的誠懇的善意行為，她會用她的方式支持法輪功，看到她真心的為我們的處境擔憂，我們真的很感動，我們知道了讓人知道法輪功的真相的重要性。
11月4日，15天拘留到期了，沒有放我們，我們問管教，她們說：“你們辦案單位不來接你們，我們也不知道為甚麼，我們這裏是羈押場所，沒人來接我們也不能放，等著吧。”但是我們看到不是法輪功學員被拘留的到期了沒人接的也放了。
11 月12日，管教念名單讓收拾東西，念了20個人名，有我和媽媽、劉祥玉、孫舒嘉、岳慧萍、姜玉萍、鄭佩玲、佟春時、宋悅英、王容、楊麗娟、馮淑霞、李玲華、李鳳玲、吳業鳳、關玉芝、孫德鳳、白潔、董梅、趙衛東。徐所和好幾個男女警察把我們帶到院子裏讓上停在那裏的兩輛麵包車。問她們這是去哪，她們也不告訴，我回頭向徐所要第一天進所時被收走的《轉法輪》，徐所不給還用力推我上車，我差點摔倒。上車後他們把我們兩人一付手銬銬在一起。車開了，押車的男警說送你們去自強學校（關押賣淫女子的地方），但車子開到祝家鎮時，法輪功學員鄭佩玲認出路線，說這是祝家鎮，是去龍山的路線。我在瀋陽生活了27年，竟從來不知道還有個龍山。
四、邪惡的瀋陽龍山教養院
瀋陽龍山教養院位於瀋陽市東南郊外，在四面環山的山溝裏，歸屬瀋陽市東陵區祝家鎮，那裏是山區。在沒迫害法輪功以前，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瀋陽還有個龍山教養院。
龍山教養院非法關押第一批法輪功學員的時間是在1999年的10月21日左右。那時正是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的高潮，人數很多，各地政府部門迫於江氏集團的壓力把眾多的法輪功上訪群眾紛紛投入拘留所、看守所、收容所、女子自強學校（關押賣淫女子的地方）、精神病院。後來這些場所也關滿了，甚至於瀋陽市行政拘留所（位於瀋陽市方家欄地區，俗稱東陵“五所”）把拘留未到期的在押人員提前釋放，騰出地方關押沒有觸犯任何法律的守法公民－－法輪功群眾。可是就是這樣也裝不下因上訪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部門也沒有正確面對法輪功群眾上訪事件，給予合理的答覆和正確處理，而是採取了更加粗暴的踐踏人權的行為：繼續抓、關、打，把善良的法輪功群眾關入勞教所。
1999年10月21日左右，從北京非法押回的一批法輪功學員沒有經過任何合法手續，到達瀋陽後直接投入瀋陽市龍山教養院，政府部門也知道這些人不屬於勞教對象，所以為了掩蓋他們非法拘禁的罪行，把這種非法關押叫“法輪功強制學習班”。
當時的龍山教養院關勞教犯人的是一座灰色二層小樓（直到2002年6月，將關押場所移至四層新樓），一樓是普通男勞教人員，二樓騰出關押法輪功學員。男學員在西邊，兩個房間約45人左右；女學員在東邊，三個房間約60人左右。當時看管法輪功學員的管教都是從龍山教養院外部借調過來的，不是龍山本院管教。男管教是從瀋陽張士教養院抽調過去的，女管教有的是從瀋陽市司法局機關借調來的，有的是瀋陽張士教養院的，有的是馬三家教養院的，龍山教養院原來是男子勞教所沒有女管教。
當時負責主抓迫害法輪功一事的是一個姓王的男警察，約50歲，大家都稱他為王政委，有人說他是大北監獄調來的，有人說是尹家教養院調來的（具體詳情請知情者提供）。此人素質很低，常常大喊大叫的罵人、打人。當時的警察們對法輪功到底是怎麼回事基本上是不了解的，完全聽信電視上的誣蔑宣傳，他們認為法輪功群眾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被騙上當學法輪功的，屬於“受害者”，認個錯表個態，寫個不煉功、不上訪的保證就可以回家了；另一種屬於 “骨幹分子，頑固分子”，要“打擊”。
可是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這些法輪功學員不存在甚麼骨幹和隨從之分，甚至這些人互相之間都是不相識的，是非法關押使這些人走到一起來的。可是大家的訴求幾乎是一致的，就是要求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要求合法的煉功環境。可是沒有人給我們合理答覆。我們學法，他們搶走我們的書；我們煉功，他們說是與政府對抗，用電棍電我們，用各種體罰折磨我們：罰站、罰蹲、罰撅、壁虎爬牆。“壁虎爬牆”就是雙腳併攏雙手上舉扶牆站直。這個姿勢看起來沒甚麼，可是站一會兒兩臂就發酸、發抖，胳膊就伸不直，體罰的警察就拿電棍電，說伸的不合格。
頭一批被非法關入的法輪功女學員絕食抵制非法關押和迫害，警察找來大北監獄獄醫野蠻灌食，用鐵勺撬嘴，有一個姓曹的老太太嘴都被撬破了。這個老太太家是瀋陽市皇姑區的，徒步去北京上訪，一路講法輪功真相，走到離北京不遠的欒縣被當地不明真相的人舉報，被當地公安扣押轉送回瀋陽，非法關入龍山教養院。
1999年11月12日，我們20人從瀋陽市行政拘留所（東陵五所）被劫持到龍山，我們這些人都是非法拘留已到期和超期的，不法人員不但不放人，還把我們轉入龍山繼續迫害。
我們20人關在二樓東邊一號房。二房和三房的人比我們進來的早，她們的房門都不上鎖，而我們住的一房卻給鎖起來，大家要求上廁所時才打開。我們認為不能關在這裏消極承受，應該有所行為，大家認為我們應該繼續書面上訪，因為老年大法弟子佔多數，大家讓我代筆寫上訴書，然後大家集體簽名。晚上我寫完經大家看後都簽了字，正準備交給值班警察，突然通知我們讓大家都站好，說司法局局長來視察了。我當時都不知道司法局是個甚麼部門，司法局局長官有多大，都管些甚麼。我真的頭一次聽到還有個叫司法局的部門，是因為我做夢都不曾想到像我這樣老實規矩的人會被關到監獄裏。
當天值班的女隊長有三個人，一個50歲的老隊長叫紀愛菊，大家叫她老紀隊長，一個40多歲的姓趙，都喊她大趙，另一個叫何彬。那時她們聽信了政府部門的造謠宣傳，對我們很戒備，不理解。她們進屋點人數時看到了放在床上的上訴書，好像發現了炸彈一樣，立刻問誰寫的，並讓交出紙筆。她們拿著上訴書轉身去了辦公室。
後來不知是不是因為這份上訴書的原因，司法局長沒進來，只到了隊長辦公室呆幾分鐘就走了。我們沒看到司法局長甚麼樣，聽隊長叫他張局長，後來知道他叫張憲生，是副局長，專管迫害法輪功的。
張憲生走後，隊長們又進來追問誰寫的，並指責怎麼可以隨便寫上訴。我們覺的寫上訴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很正常啊，有冤情難道不可以說嗎，並向她們講法輪功真相，那個叫何彬的隊長當時斥責我們讓閉嘴，說我們好逸惡勞的，言外之意說我們關在這裏每天就吃飯睡覺，也不用上班幹活了很舒服。我們簡直不知說甚麼好，真是豈有此理。
第二天我被叫到辦公室，一進屋那個王政委就讓我蹲著，問我上訴書是不是你寫的，我說是呀，這也代表大家的意思，這是我們共同的看法，王政委說誰允許你們寫上訴的，我覺的很奇怪，寫上訴也要經過誰允許嗎，就告訴他，我們本來不知道可以寫上訴的，但是我們在拘留所期間，那裏的管教告訴我們如果覺的有冤情，處理的不合理可以寫上訴。我們認為這裏也應該是可以寫的，就寫了。有甚麼不對嗎？王政委陰沉著臉說：“國家給你們定性了，知道嗎？還寫甚麼上訴。”我說就是因為國家定的不對我們才寫的。王政委追問說是誰指使你寫的，誰挑的頭，我說：不存在誰指使誰，誰做甚麼都是個人行為，都是自發的，誰指使誰能好使呢，這只不過是我們都有這樣的想法，而由我代筆了。王政委狠狠的說那你把事情經過寫出來，我們要報上去，你說不出來誰指使的那就算在你身上。我說那就算在我身上吧，我就坐在那裏寫經過。這時王政委被人找出去有事。
第二天接班的隊長也是三個人，一個姓姚，一個叫陳晶，一個叫李園。其中有一個對我說：你小孩怎麼這麼傻呢，你擔這事幹甚麼，那幫老太太最壞，她們不出頭，讓你出頭，最後遭罪的是你。我當時就覺的她們的思想變異的很可怕，這種挑撥的做法用在我們煉功人身上不管用，她們永遠無法理解修煉人的思想境界。後來我意識到了他們是想在我們中找出一個所謂的頭，然後拿這個頭開刀，鎮住其他人。
寫完經過他們讓我簽上名字，威脅我說：等著吧。他們讓我回房後又把鄭佩玲叫了出去。不一會鐵門響了，鄭佩玲被送了回來，但不讓進房而是讓她蹲在鐵門裏的走廊上。直到我們去食堂吃飯也不讓她起來，我們吃完飯回來，不見了鄭佩玲。正奇怪呢，鄭姨被一個男警察送回來了，接著鄭姨給我們講了事情的經過，她被叫到辦公室後，王政委用腳踹她腿，還打了她耳光，說：“說吧，你是不是在裏面挑頭的，荊採都把你說出來了。”鄭佩玲說：“我們沒有頭，做甚麼都是自願的，不是你們想的那樣。”王政委還問了一些問題，看找不出頭，就氣急敗壞的讓鄭佩玲蹲著，一天不許起來。後來院裏的一個男警察和鄭佩玲的兒子認識，把鄭姨叫去談話，談完後就直接送回屋裏來，此事就此不了了之了。寫個上訴也要引起這樣的風波，我們感到真是邪惡。
龍山教養院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男、女房間的結構基本是一樣的，分上下鋪，每個房間除木質房門外在走廊的堵頭是大鐵門，警察通常只鎖走廊裏的大鐵門，各房間小木門不鎖，但警告各房人員不許竄房、走動和接觸。當時龍山的王政委是迫害法輪功的主要負責人，重點迫害對象是仍堅持煉功的學員。法輪功學員們始終也沒中斷過煉功，這使王政委異常惱火，下大功夫打壓煉功學員，重則電棍，輕則體罰。按規定，晚間就寢後男警察是不允許到女寢室的。而身著警服、肩扛警銜的“龍山警察”，甚至半夜三更做賊一樣悄聲打開鐵門欠一條縫，側身擠入，躡手躡腳探頭探腦的往各寢室看有沒有半夜起來煉功的，連女房也是如此對待。
有一次，男學員裏有一個家住法庫的中學教師叫褚殿久，因為煉功叫政委王某看見了，王某像瘋了一樣在走廊大叫大罵，並揚言：“看今天我非扒了你的皮，叫你練，給你臉不要臉還治不了你？”隨後到一樓叫來幾個普通勞教犯人，把褚殿久弄到辦公室按住，王親自用電棍電，專電敏感部位，並把電棍放在一個地方長時間電，皮膚電糊一大塊，褚殿久大聲慘叫，整個走廊都可以聽到，整個龍山教養院充滿恐怖。
由於政委王某身體力行的給下屬做出了“榜樣”，所以下面管教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也無所顧忌，無論男女老少。關在女三房、家住新城子區的一個學員叫徐煥英的，是個英語教師，大約30歲，長得文弱瘦小，因為不念公安部非法制訂的禁止法輪功的“六不准”通告，被一名叫莊濤的30多歲的男隊長打耳光，並把電棍從後衣領伸入電擊，逼迫她到各房當眾念“六不准”通告。
在中國大陸，各監獄、勞教所裏都有檢察院的常年“駐監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監督、懲處警察的違法侵犯人權行為。龍山教養院不例外也有“駐監工作人員”監督，但是在江氏對法輪功群眾滅絕性的迫害密令下，人權被踐踏殆盡，法律被踐踏得一錢不值。駐在龍山教養院的檢察院工作人員，對龍山警察打人事件不但不制止，反而迴避、裝作不知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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