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光明網 2006年9月10日】
目錄
緒論
中共建立黨文化的原因
黨文化的由來
黨文化的邪惡特徵
第一章、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
1．宣傳無神論
1）為什麼宣傳無神論
(1) 無神論是黨文化的基礎
(2) 有神論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挑戰
(3)無神論便於共產黨控制思想
2）如何宣傳無神論
2．宣傳唯物論
1) 中共本身並不「唯物」
2）中共宣傳唯物主義的目的
3）強制宣傳唯物主義的必然惡果
3．否定傳統文化
1) 否定傳統的歷史觀
2）按照中共統治需要來解釋歷史
3）否定和睦相處，宣傳中共的鬥爭哲學
4）實踐「假惡鬥」
5）否定人性中的美好
6）否定人的謙卑，否定對天地自然的尊重
4．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
1) 共產黨需要造神運動
2）如何造神
3) 造神的後果
結語
第一部分：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緒論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句話可算是對黨文化的高度概括。但經共產黨刻意灌輸，許多人形成了一個深深的誤解，似乎秦始皇可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就是「愚昧專制」、「封建迷信」、「吃人的禮教」、陰謀詭計和宮廷鬥爭等，並成為中國現在的專制、內鬥和腐敗等問題的文化根源。也有不少人認為，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黨文化，它只不過是馬列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而已。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秦始皇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
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許多人類文明的精華，比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道家的「真」，佛家的「善」等等。這種以「信仰為本，道德為尊」的文化才是本書中所指的「傳統文化」或「正統文化」。
在中華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雖然朝代不斷更替，但儒、道、釋始終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中華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境界，以及「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開創出眾多令人歎為觀止的歷史盛世。如果傳統文化真如中共所教育的那樣一片黑暗愚昧，又怎麼可能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國能存活下來的只有中國，這本身就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文明程度和生命力。
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幾千年的歷史中也出現了很多如詭計、權謀、厚黑術等成體系的糟粕。自先秦以降，真偽學說同傳。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道德的下滑，那些文化糟粕越來越有了市場。人們往往從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實際運作中記住了宮廷鬥爭、整人手段和厚黑術等，並誤以為這就是傳統文化，卻忘記了漢唐時「重德才、講仁義、重禮儀、海納百川」等真正代表傳統文化的內涵。
中共將馬列邪說與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種糟粕和偽學說混雜一處，集其大成，形成了一套以維護中共統治為目的，符合中共的論理標準的文化，包括中共所宣揚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和行為方式，是為黨文化。
這種「本土化」了的黨文化更有欺騙性，人們對黨文化中夾雜的流傳下來的文化糟粕辨析不清，共產黨則進一步混淆黨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本質區別，把黨文化說成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文化正統，利用中國人對黨文化的排斥去排斥正統文化，結果使黨文化得到了維護。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文化可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為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第二種為民眾為了在中共暴力和謊言下生活和自保而產生的文化；第三種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論包裝，並推廣普及和充分實踐的文化。
中共建立黨文化的原因
一種政治制度需要相應的文化支撐。儒家的「奉天承運」和「施仁政」的文化回答了帝王的權力合法性和如何執政的問題；西方「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文化支撐著民主制度；而中共這個邪惡的制度也需要一個文化來支撐，即「黨文化」的支撐。
「黨文化」與「傳統文化」截然對立。這也可以解釋中共許多運動背後的動機，即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初為什麼要瘋狂的消滅信仰、整肅知識份子，隨後更有「破四舊」等「文革」浩劫。「傳統文化」中天理高於皇權，以及君輕民貴的「民本」思想，也對中共的獨裁和暴政形成了實質性的威脅。
辛亥革命以前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出現社會的動盪和戰爭。老子講：「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舊的統治秩序解體，新的統治秩序尚未建立，中間都要經過至少幾年的動盪，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等新的秩序建立後再進行休養生息。但是過去無論怎麼動盪，傳統文化沒有破壞，社會秩序因此會很快在新的政權建立後恢復。
事實上，每一個執政者都要面對兩個問題。一個是憑什麼你來執政，即合法性問題；另一個則是如何執政的問題。傳統皇朝分別有「奉天承運」和儒家的「施仁政」作為答案。
而共產黨建政後儘管以歷史的規律，即編造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權力合法性來源；然而在如何執政的問題上，中共發現它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暴政」不但無法繼承儒家的「仁政」道統，且面臨著儒家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排斥。中共必須立即和徹底的摧毀傳統文化，建立自己的執政思想。因此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建立「黨文化」的任務變得極為迫切。
黨文化的由來
誰掌握了文化，誰就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併進而介入人的精神世界。在幾千年的傳統皇朝中，皇帝登基都要頒布新的年號，乃至改正朔、易服色、避名諱，更有一些帝王將相，如武則天造字、鰲拜興「文字獄」，明成祖修《永樂大典》、清乾隆修《四庫全書》等等都是希望能通過介入文化來維繫統治。然而他們的介入程度都很淺。因為中國人傳統上是信神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學說已經給人奠定了一個恆定的道德標準，儘管文化的表面上有所改動，但是「信仰為本、道德為尊」的傳統文化精髓一直通過儒家經典著作和佛經道藏等承傳著。
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皇朝不能算作大獨裁的社會，因為他們從未做到政教合一。掌握不了「宗教」，就是掌握不了「道德解釋權」，就是掌握不了文化，就是掌握不了百姓的精神世界。百姓永遠都可以用「天理」否定「皇權」，帝王們也要努力證明自己的行事符合「天道」，以免被「替天行道」的起義所推翻。
而當共產黨爬上歷史舞台的時候，這一切都被徹底顛覆了。中共用「無神論」破掉了人們的道德標準；用「階級鬥爭」和「歷史唯物主義」來證明它執政的「歷史必然性」；用「個人崇拜」和「政治學習、統一思想」建立起黨的「道德權威」；用暴力將這種反宇宙的「道德解釋」推向全社會，由此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權，並衍生出一套反天、反地、反人性的文化體系——這就是黨文化的由來。
黨文化的邪惡特徵
傳統的社會中文化決定了政體形式，政體雖然對文化有反向影響，但不起決定性作用，這種自發生長的文化和政治的關係是正常的關係。而共產黨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手裡掌握的政權倒過來強行建立起一種文化，再利用對文化的壟斷來維繫政權。這種倒置文化與政治關係的本身就決定了「黨文化」是一種反自然的文化。
《九評之六》寫道：「屬於精神層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
傳統社會以信仰駕馭道德，以道德駕馭文化，以文化駕馭政治，中共則處處相反。幾十年來，中共一直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政治駕馭文化，以文化淪喪傳統道德。而中共所搞的政治具足其「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這九大邪惡基因，因此其黨文化便成為這些邪惡基因的具體體現。
一種文化的傳播常常依靠的是文化本身的魅力。老子是個默默無名的人，道家文化卻能夠流傳幾千年，完全是因為其中蘊含的大智慧。孔子出身貧寒，但有弟子三千。儒家文化的形成與流傳也完全是因為其中的道德內涵。自古文化傳播基本如此。而共產黨的文化卻一天也離不開暴力的推廣和維護。
中共當年的語錄歌、樣板戲、忠字舞是有赤裸裸的暴力作為後盾的，現今，暴力的影子依然無處不在。比如「六四」或者鎮壓法輪功，需要全民進行人人過關的政治表態，一部誣蔑法輪功的影片要在酷刑和電棍的支持下，強迫法輪功學員觀看等等，我們都可以看到暴力在黨文化中的角色。
過去的帝王殺人或者淫亂，也都是自己幹壞事。桀、紂、秦始皇、隋煬帝算做典型的暴君，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強迫人們學習他們的殺人理論，並通過歌曲、繪畫、舞蹈等文化形式將他們的暴行美化成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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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將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如何系統的進行思想改造，採用何種灌輸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種種表現。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黨文化的話語系統、生活中的黨文化以及習慣性的黨文化思維這些遍及思想、語言以及行為上的具體表現也將在本文中詳加論述。
第一章、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
中共在建立黨文化方面採取了極其細膩而系統的步驟，試從以下方面論述之。
1．宣傳無神論
1）為什麼宣傳無神論
(1) 無神論是黨文化的基礎
共產主義理論在出現的時候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要在人間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無數熱血沸騰的人加入其中，其結果是紅禍流布十幾個國家，十幾億人被奴役，上億人口死於非命。
在奪取政權階段，中共就忠實執行著被共產黨尊為「俄國革命的聖經」的涅恰耶夫寫的《革命者教義問答》——「為了革命勝利，革命者可以同一切社會公認的道德法則決裂。如果饑荒、水災、地震能促進革命勝利，那麼，就讓饑荒、水災、地震來吧。如果同盜匪結盟能加速革命勝利，那就不妨結盟吧。如果人民不覺悟，就設法加重人民的苦難，促其起義……」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繼續執行涅恰耶夫的教導，「為了讓俄國人民更好的奔向社會主義的未來，他們認為必須將大多數居民消滅，因為這些人是無法改造好的，無法奔向社會主義天堂的——為了社會主義，必須將大多數居民置於死地。」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鎮反、土改和文革等運動，中共的所作所為就是對《革命者教義問答》的具體實踐。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大地，血流成河。
僅用暴力維繫的政權不會長久，共產黨在「壞事做絕」的同時還要「好話說盡」，即需要用謊言為血腥的殺戮提供某種「合理性」的解釋。這種謊言經過精密的共產主義理論包裝，顯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備，它不僅為殺戮辯護，還必須對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科學、教育、社會管理、醫療衛生，乃至住房、養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導和控制的理論，對於歷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釋。另一方面，中共要對社會各個行業、各個微細胞進行全面控制。如果從宏觀上來看，要對這麼多東西能夠用一套統一的理論來解釋，這套理論就一定是一種哲學。
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到「科學」社會主義，後來又加進了列寧、斯大林、毛、鄧、江等的歪理邪說，這些學科從中學到博士畢業，強行灌輸，其實都是偽哲學、偽科學。
而這套「偽哲學」和「偽科學」的基礎被恰當的反映在共產國家的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簡而言之，就是「無神論」。
因為無神，所以不必再修行去神佛的天堂了，把人間建成天堂成了共產國家百姓的最高目標和理想，人民被欺騙說忍受苦難和殺戮是實現這一理想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共產黨教育說，建成人間天堂的途徑就是要依靠最先進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於是以「無神論」讓共產黨坐在了執政黨的位置上，並以其權力建構、催生和推廣了一整套黨文化。
一切有神論都是中共批判的對象，相信宇宙中存在神的各大宗教都被稱為客觀唯心主義，相信個人精神為世界本原的稱為主觀唯心主義。而中共的辯證唯物主義，實為辯證「無神」主義。
（2）有神論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挑戰
許多人都對中共為什麼如此殘酷鎮壓西藏僧侶、地下教會和法輪功大惑不解，不清楚為什麼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就立即下毒手整治「會道門」，實際上的原因很簡單。整個中共的理論體系以及權力來源都建構在「無神論」的哲學基礎上，任何一個有神論都足以令中共的理論體系倒塌，令中共的執政喪失合法性。一旦涉及信仰，就動到了中共的命根子。
但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是以信神信天為基礎的。中國古稱「神州」，就是明證。從軒轅黃帝開始，中華文化就是道家修煉文化，其後儒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也相繼在中國落地生根。無論是道家的陰陽、儒家的《周易》、佛家的因果輪迴都帶有預言性質，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社會都有其命運，主掌命運的或為神佛、或為天道。特別是從中國有正史記載以來，對於未來各個朝代大事的預言完全系統化、精確化，史不絕書。這其中從未給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以立錐之地。
成湯伐桀的時候曾經寫下《湯誓》說：「不是我這個小子敢於作亂，因夏桀無道，我畏懼上天，不敢不去征伐他。」武王伐紂時也說：「紂王罪惡深重，自絕於天，毀壞天地人的正道，現在我姬發要恭敬的執行上天的懲罰。」歷代農民起義常常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這種革命一旦成功，帝王就自然成為天命攸歸的人，其權力的合法性便會被民眾所接受。
這一切對中共都不適用。中共自稱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而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之一則是進化論。在這裡沒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隨機碰撞產生的生命，再經數十億年進化為人，人又依據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經過階級鬥爭而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套漏洞百出的說法盡量回答了為什麼要中共執政的問題，然而卻與傳統文化對社會、歷史和政權的認識格格不入。
（3）無神論便於共產黨控制思想
正統信仰具有穩定的特性。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中國人則講「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會根據其經典來判斷對錯，這種是非標準是穩定的。而共產黨卻需要根據其政治需要，不斷改變或推翻它剛剛還在宣傳的是非標準。
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而中共卻要與天、地、人鬥爭；信仰正教的人有著對天國世界永恆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間的榮耀和享受，甚至能夠看破生死，而中共卻要靠鎮壓和殺戮來恐嚇民眾，用物慾來收買民眾；正教給人樹立的善惡標準更顯出中共的逆天而行。因此，中共把信仰的存在視為其統治的最大威脅。
共產黨對於社會管理和發展經濟一竅不通，鄧號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卻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中共不斷對其黨章進行修改，其治理國家的政策朝令夕改，南轅北轍。民間流行一句話說，「共產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從消滅資本家到允許資本家入黨，從「一大二公」到「包產到戶」；從消滅私有制到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從「大鳴大放」到「不爭論」；從「關鍵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邊的人」被毛的衛士長逮捕成了階下囚；「割資本主義尾巴」變成了「發家致富」，每一次改變都是原來的政策已經走入死胡同，再繼續下去就要威脅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儘管中共的政策變來變去，但是全體人民卻必須「統一思想」；儘管中共罪惡纍纍，人民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如英國著名作家奧威爾所說：「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它並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
中共非常害怕人們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難以轉彎，從而思考中共理論的欺騙性，宗教的存在無疑會給人一種思考的基礎和參照。因此，宣傳無神論，就會封閉人從宗教的角度思考——既然沒有了神，沒有了下一世，怎麼活還不是活著，想那麼多幹什麼？珍惜這一生中的享受，不要和當權者發生衝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成了許多人的生活信條，這恰恰是共產黨無神論宣傳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
《共產黨宣言》中稱共產主義革命「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而傳統觀念中有很多比如「人命關天」等非常基本的道德判斷。如果以此為標準，「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顯然是罪惡，而中共治下的很多人卻編出種種理由為其罪惡辯護。這種論證過程常常反映出黨文化的另一大特點，即將簡單問題複雜化，在複雜化的過程中通過偷換概念、簡單概括、邏輯詭辯而得出有悖於人類基本道德和常識的結論。
更何況中共還要戰天、鬥地、鬥人，只有宣傳無神論，中共那些無法無天的統治方式才能存在，才能推廣。
2）如何宣傳無神論
宣傳無神論的最大障礙就是各種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奪取政權後就以鎮壓「反革命會道門」的名義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體系舉起了屠刀；並派出特務打入宗教內部成立協會，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經典來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佈效忠於中共的領導，將中共的地位置於宗教教主之上。
中共承認它於奪取政權之初，在文化領域上做了三件大事。首先「在全社會普遍開展了以社會發展史為主要內容的唯物史觀的教育和學習運動」，中共並不諱言該運動「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新生政權基礎的鞏固，提供了強大的文化資源。」其次，是「對舊有文化教育事業進行了改革」，包括從 1950年開始即編寫全國統一教材，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來教育下一代。第三是「知識份子的學習和思想改造」。「知識份子是文化的主要載體，肩負著傳承、播撒、創造文化的重任」，而在中共看來這些知識份子的知識卻是從「舊社會」來的，必須加以改造。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最重要的兩部分軟力量為「媒體」和「教育」。壟斷媒體就可以控制人們獲取什麼樣的信息；壟斷教育則可以控制人們以何種是非標準和思維方式去評判和思考獲取的信息。因此中共除了進行自己的一言堂宣傳之外，文化領域三件大事全部是關乎教育的。中共的這種強迫洗腦教育徹底蹂躪了中國的正統文化，顛覆了人們的正教信仰。
在宣傳上，中共也採取了極其細密的手法，試舉例如下：
人生有三大問題：我是誰，從哪裏來，向哪裏去。傳統信仰對此相應的解釋分別是：創世紀，前世今生，與天國地獄。無神論也必須找到對應的替代品，只不過是在時空上極大的縮短了——「創世紀」變成了「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了人」；「前世今生」變成了「新舊社會兩重天」；「天國地獄」變成了畫餅充飢的共產主義。
在傳統信仰中，「三尺頭上有神靈」，他們以超常的能力監護著人。中共在摧毀人們的信仰後不斷吹噓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帶領我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則稱自己的領袖為「人民的大救星」。
中共認為知識份子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本來就與道家淵源極深，宋朝之後佛家的因素也逐漸滲入儒家學說，因此中共消滅信仰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除了消滅修行者和神職人員之外，也對知識份子進行整肅。
中共為否定神學而高舉「科學」的大旗，而從整肅知識份子到在各項工作中由外行（黨的幹部）領導內行（技術人員）來看，中共是最喜歡拋開科學蠻幹的。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必須服從黨的意志，由此給中國帶來無數諸如「大饑荒」之類的人禍。在中共那裏，「科學」僅僅是對付宗教的招牌而已，不是什麼指導國家發展和建設的工具。
2．宣傳唯物論
「唯物」是中共的許多常用詞彙之一，如「辯證的唯物主義」、「唯物的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等等，與之相對的則是「形而上學」、「主觀唯心主義」、「客觀唯心主義」之類的詞彙。
這種哲學上的劃分在中共那裏並非屬於學術上的爭鳴，而是屬於路線鬥爭的範疇。一旦劃入唯心主義的陣營，就是中共批判和消滅的對象。這種消滅並不僅僅是思想上的消滅，而是改造、洗腦乃至肉體滅絕。
1)中共本身並不「唯物」
中共將「唯物主義」、「實事求是」、「客觀規律」掛在嘴邊，寫在書上，強迫全民學習。似乎只有樹立了「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中共，才最遵循「實事求是」的方法論，最尊重「客觀規律」。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正是「唯意志論」的體現。
1959 年「廬山會議」，「實事求是」、「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彭德懷因指出「浮誇」、「小資產階級狂熱」，以及用政治掛帥取代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的問題，被毛澤東將其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一起批為「反黨集團」，並在全國開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這場政治運動直接導致了三千多萬人餓死的大饑荒。實乃中共唯心的結果。
1960年9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四個第一」的提法將思想置於物質之上，毫無疑問屬於「唯心主義」，毛卻誇獎說「誰說中國人沒有創造？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中大力提倡「解放軍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堅持『四個第一』的原則……這些都是解放軍無往而不勝的原因。」
時至今日，中共還在吹噓「三個代表」，聲稱這幾十個字「形成了一個系統的科學……」是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長劉雲山稱「必須下大力氣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行動指南，成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指針。」
且不論「三個代表」本身的欺騙性與荒謬性，這種把某位領導人說的幾句話當做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本身就是「唯心主義」的表現，與林彪的「四個第一」一脈相承。以至於在某農村牆壁上，都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2）中共宣傳唯物主義的目的
儘管中共並不「唯物」，它卻在拚命宣傳唯物主義，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統治。「唯物主義」宣傳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作用。
在奪取政權之初，中共一方面用唯物主義消解傳統信仰；另一方面，用歷史唯物主義論證其執政合法性。此處不再贅述。
而當今中共拚命宣傳其經濟成就，實則為「唯物主義」的另一種翻版。鄧小平稱之為「三個有利於」，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裡我們絲毫看不到道德和文化建設的影子，而許多民眾也以生活水平的提高或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為中共的統治辯護，即用執政的有效性來代替執政的合法性，用物質領域的虛假繁榮掩蓋精神領域的實際沉淪和將來的隱患危機。
在此過程中，中共不斷宣傳建設成就、崛起、「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用誇大的、不計道德後果和生態後果的所謂經濟發展讓中國人認可並接受「黨的領導」，並把一切腐敗現象、生態破壞、黑社會、毒品、妓女、賭博、走私等問題一律歸結為發展中的問題，並不加論證的稱這些問題都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解決。
換句話說，黨文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此經濟發展必將導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昇華、文化繁榮，這種徹底的黨文化「唯物主義」思維方式，已經被我們親眼所見的與幾十年改革開放伴生的政治腐敗、專制橫行、道德淪喪、文化凋零、司法系統淪為專制幫兇等現象徹底證偽。
中共用經濟發展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常常陷於一種兩難的困境中。當你指責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缺位，信仰、言論、結社等基本自由被國家暴力殘酷而無恥的剝奪時，中共會以經濟不發達、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質差為理由。
果真如此嗎？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上面的兩句話看來似乎是今天的民主人士為中共不肯實行民主而撰寫的批駁文章，實則出自中共自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只不過印刷時間分別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
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從來不認為民眾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是實現民主的障礙，而現在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總要比抗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期間好得多，因此要麼中共的「唯物主義」是假，要麼經濟發展是假，要麼二者可能都是假的，但絕不可能都是真的。
3）強制宣傳唯物主義的必然惡果
黨文化的「唯物主義」，最初表象為「暴力崇拜主義」。因此我們看到——
馬克思：「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恩格斯：「機關鎗、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
列寧：「暴力比100次辯論更有效。」「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毛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林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一夜之間可以打倒。」
現如今，黨文化的「唯物主義」進一步派生出「物質崇拜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它引導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墮落。當代中國眾多的「知識份子」匍匐於中共暴力鎮壓和金錢收買的面前，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中共按照「物質決定意識」的「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是人權進步的充要條件，也就是說：因為經濟不發達，所以就不能有人權；等經濟發展了，人權自然就會有。這兩個結論顯然都是不成立的。
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等都屬於消極權利，即它不是要求政府做什麼，而是要求政府不做什麼。消極權利與經濟發展毫不相干，譬如一個人即使吃不飽肚子，一樣可以說話，一樣可以喊餓。
相反，當政府需要干涉這些自由的時候，卻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和人力物力。為監視和限制民眾的網絡信息自由，僅金盾工程一項，中共就至少投資了8億美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信息顯示，希望工程實施15年來，累計接受海內外捐款25億多人民幣，即3億多美元，還不到金盾工程的一半）。這說明，中共一方面稱國家不富裕，民眾教育水平不高，因此拒絕實行民主，而另一方面限制民眾的自由時卻一擲千金。中共豢養了數萬的網絡警察、網絡特務，內部報告稱鎮壓法輪功的費用相當於一場戰爭。
另一方面，香港人均收入高達24,750美元，其教育程度也遠高於內地，而香港哪怕有50萬人上街遊行，要求普選特首，中共仍然拒不答應。北京人均GDP在2005年達到5457美元、上海預計2007年人均GDP可達7500美元，廈門、廣州、深圳等地的人均GDP 也早已達到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然而不要說普選市長，即使普選一個區長都不可能，由此更可看出，所謂「經濟發展」不過是中共懼怕民主的遮羞布而已。
迷信暴力和金錢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對鎮壓的信心也來自於它的「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否定道德的作用，認為沒有超越於人類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謂道德都是從屬於某一個階級的，而在中國，道德的定義者和闡述者自然就都是共產黨。中共對道德翻雲覆雨的做法讓普世道德在政治運動中徹底顛覆。「道德多少錢一斤」，此乃黨文化教育出來的「唯物主義者」典型的思維邏輯。
唯物主義帶來對生命的漠視。由於不承認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認肉體要素，因此恩格斯認為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一個人死了，不過是一堆蛋白質改變了存在形式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這是共產黨殺人的重要理論基礎。
唯物主義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惡後都會良知難安，恐懼於神明鑒察、因果報應。而無神論者行惡卻沒有任何顧及，正如毛澤東所說「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如果沒有了神，能夠懲罰人的只有人間的暴力，而一個人或組織本身就是人間暴力的掌握者，那麼還有什麼惡事是不敢做的呢？
3．否定傳統文化
1)否定傳統的歷史觀
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象中國人那樣重視歷史。從中華民族創造文字之初，記述歷史就成了歷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的史官。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後，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自漢代以降，「隔代修史」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著連續而準確的信史的國家。
歷代修史之人都為當時之大儒，要求兼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記事之後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類的評論，這類評論體現了作者站在儒家觀點上對一件事情的是非評斷。因此，中國的史書不僅僅記錄了真實的歷史事件，也不僅僅是包括了當時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業、兵法、音樂、科學等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統。
這種儒家的歷史觀承載了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中共一開始就要立即消滅的對象。
1950 年，中共剛剛奪取政權就開始批判電影《武訓傳》。武訓出生於清朝末年，出身貧寒，曾隨母親行乞度日，受盡屈辱。他深切的體會到窮人必須讀書識字，因此不惜幾十年行乞為傭，一分一厘的善款都不敢妄費，只為籌辦義學。該片於1950年10月由崑崙影業公司完成。影片公映後，毛澤東於1951年5月20日為《人民日報》寫了《應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認為武訓「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毛認為應「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由江青等人撰寫的《武訓歷史調查記》，污蔑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隨著對《武訓傳》的批判在全國展開，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也由此開始。
回顧歷史的時候，許多人覺得毛澤東對一部電影大動肝火實在是小題大作，而實際上作為「黨文化」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深刻的知道對《武訓傳》的討論之所以能夠展開，是因為還有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認同武訓所致力推廣的儒家傳統文化。
毛澤東對於歷史的看法是「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因此跟風的史學界的一些人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一概否定，除了起義的農民領袖外，無論是傑出的帝王，還是文人、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等等一概罵倒。
這種看法也受到翦伯讚等史學家的抵制。後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判翦伯讚，稱要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進行研究」，「無產階級的戰士，應該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高高舉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勇敢的去佔領和鞏固歷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切陣地。」
毛澤東看後大為欣賞，稱讚說「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之所以要「學問少」的，就是因為他們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毛正好利用他們來整肅學術權威，砸爛傳統文化。
2）按照中共統治需要來解釋歷史
共產黨總要為自己的存在和統治找一個藉口。離開了中國傳統的「奉天承運」和「仁政」思想，共產黨為自己編造了另一個東西——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解釋為「階級鬥爭」的結果。解釋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結果，並「預言」無產階級將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建立政權，而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成了掌權者。
如果看看中共的教科書，你會看到它對於歷史的演繹完全是從其統治需要出發的。比如中共靠農民起義造反奪權，那麼所有的農民起義就都被賦予了正面色彩。儘管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幾百萬人，洪秀全做了很多殺人和淫亂的事，在中共那裏也都是作為正面的形象宣傳。毛澤東搞焚書坑儒，暴政甚於紂王，於是毛就給紂王和秦始皇翻案。鄧小平搞改革，於是專門以詭謀和殺人為事的商鞅就成了改革家，並在歷史教科書中以很大篇幅正面介紹。
而在歷史上另外一些為民請命的人和教育家，如武訓、海瑞、孔子卻先後成了中共批判的對象。
中共在建政後大殺功臣，從「高饒事件」到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彭德懷、賀龍等中共元帥都被迫害致死。於是中共的歷史教育就極力要給人這樣的印象：皇帝登基後就有殺功臣的「傳統」。
事實上，秦始皇並沒有在登基後殺掉王翦、蒙恬這樣的開國元勳；漢初韓信、彭越、英布也都是死在呂後而非劉邦的手裡，張良、蕭何、樊噲、陳平等功臣都安然無恙；隋主楊堅沒有殺功臣；唐太宗不但沒有殺功臣，而且將他們的畫像供奉在凌煙閣中受祭祀；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沒有殺功臣；忽必烈、順治和康熙都沒有殺。唯一一個大殺功臣的朝代是大明，還有不成朝代的太平天國。因此這根本就構不成歷史傳統的主流。
中共對於歷史胡亂篡改和解釋，本質上是為了維護它的邪教政權，「黨文化」自然也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中共對歷史的劃分機械照搬馬克思從歐洲歷史研究得出的劃分社會階段的方法。
舉例來說，所謂封建社會即封地建國。周武王分封諸侯，建立了八百個諸侯國，這才是封建的本義。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分封、置郡縣，中國成為皇帝君臨天下的集權國家，既非封建、亦非資本主義，於是中共的「歷史學家」削足適履，硬把秦朝至清朝的兩千多年歷史說成是封建的歷史，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國家說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其目的無非是想把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國歸為資本主義，把中共建立的偽共和國稱為社會主義，由此解釋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如是而已。
中國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善惡有報」，認為富貴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為積下的因果。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此並不存在共產黨「階級鬥爭」史觀所灌輸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共產黨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完全從階級立場出發。對於那些為民請命的清官，卻被中共認為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續了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受到比那些無惡不作的貪官更嚴厲的批判。
3）否定和睦相處，宣傳中共的鬥爭哲學
中共以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社會，「治理」國家，因此奪取政權後就要儘快對每一個人劃分階級。
1950年8月20日，政務院公佈《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全國農村全部開始劃分成分。
按規定，凡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為地主。其主要剝削方式是收取地租，佔有或租人土地、有比較優良的生產工具及活動資本，參加小部分勞動但主要以剝削僱傭勞動為生的為富農。佔有或租人土地、有相當工具、直接從事勞動並以此為生的是中農。租人土地來耕作、有不完全工具、受地主、富農剝削的是貧農。全無土地和工具、主要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是工人(含雇農)。
劃分階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鬥爭」。
共產黨知道它的一套「鬥爭」歷史觀難以被中國人所接受，其結果就是它執政的合法性缺失。中共採取了「誘之以利」和「捆綁殺人」的兩手策略。
所謂「誘之以利」就是讓跟著中共走的「貧下中農」獲得土地。這種獲得並不長久，中共在1955年就通過「農業合作社」的方式剝奪了農民對土地和農具的所有權。然而在土改期間，確實收買到了許多農民的支持。
與「誘之以利」同時進行的是「捆綁殺人」。陶鑄號召「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一戶都要參與到對地主的鎮壓運動中。整個中國當時有二百多萬地主死於非命。這種參與把「鬥爭」的思想灌注到人的心中。
在城市中劃分階級，則是為了挑動工人對資本家的「鬥爭」。在戲劇界劃分階級，則是要挑動跑龍套的「底包」對名角的鬥爭，等等。
中國的文化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儒釋道三教並存，儒家學說中，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並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與北方的全真教並存，佛教的禪宗、淨土、天台、華嚴等不同的宗派並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國文化和睦相處。這都顯示出中國人海納百川，以和為貴的精神。在中國從未發生過不同宗教之間的戰爭，和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戰爭。
這種包容思想與中共的鬥爭思想截然對立，因此是必須消滅的對象。
中共並非為「鬥爭」而鬥爭。這裡至少有兩個目的：人們在互相的鬥爭中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便於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趙高「指鹿為馬」的權術。承認「指鹿為馬」的趙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語的人顯然良心未泯，趙高要加以排斥；反對者都被趙高殺掉。
如「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戲劇界的改制改人改戲」等諸多運動，都是一次次「指鹿為馬」的檢驗。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為鬥爭對象。
4）實踐「假惡鬥」
道家崇尚「真」，修成的人也稱為「真人」，然而道家修煉中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經》中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就是說天道並無偏私，一直會幫助善良的人。道家當然對「忍」也很重視，《道德經》中「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大國者下流」（這裡「下流」指要象水流向低處一樣，保持謙下的態度）等教誨俯拾皆是。
佛家以修「善」為本，然而也非常重視「忍」。佛教中僧人要勤修「六度萬行」，其中「六度」的第三條就是「忍辱」。當然佛教中也修「真」，入佛門受戒，最初級就要求「不妄語」，不能說假話。
孔子主張的「仁」與「信」體現出「善」與「真」。孔子主張：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指貪得無厭）。這三戒需要涵養人的「忍」。
而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假、惡、鬥」的歷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過的檔案法第十九條規定，一般檔案超過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閱，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開放涉及抗日、內戰、鎮反、土改、大饑荒等歷史檔案、不敢公佈毛、周與斯大林簽訂的中蘇密約，無非是害怕用謊言掩蓋的罪惡曝光而已。
共產黨的「假惡鬥」相輔相成。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中共都是「假惡鬥」並用。譬如批《武訓傳》，就是用說假話的方式將武訓說成是「大流氓」、「大騙子」等，然後就是用致人於死地的「惡」來「鬥爭」。從起家開始到今天鎮壓法輪功，中共的「假惡鬥」手段已經磨礪得相當成熟，並將此手段深入到中國每個人的心中。
5）否定人性中的美好
人性中有一些超越種族和國家的基本的東西，比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與人為善，為他人著想，家人之間的親情倫理等。
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產黨統治的障礙，以至於中共發明了一個常含負面意義的詞彙——「人性論」。對於黨員來說，需要以「黨性」壓過「人性」，而對於普通人來說，「人性」也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
在中共的文藝宣傳中，曾經高舉「禁慾主義」的大旗，否定愛情、否定家庭。《紅燈記》裡的李奶奶、李玉和和李鐵梅是三個家庭中的人物，靠著階級友愛成了一家。小兵張嘎和《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從來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孤兒，失去了父母的照顧反而讓他們在「革命風雨」中歷練成熟，並有「革命大家庭」的階級友愛成為親情的替代品。《平原游擊隊》的主角李向陽在最開始的版本中還有一個母親，回家鄉李莊的晚上，推開門的時候還喊了聲「娘」，而母親則迎上來說：「向陽子，隊伍都來了？」文革的時候改版重拍，去掉了李向陽的母親，稱呼也從「娘」變成了「大娘」。
其他如《智取威虎山》裡的楊子榮，《沙家濱》裡的郭建光，《紅色娘子軍》裡的洪常青，《海港》中的方海珍，《龍江頌》裡的江水英，《奇襲白虎團》裡的嚴偉才，《平原作戰》裡的趙勇剛，《杜鵑山》裡的柯湘，這八個樣板戲中主角都像是石頭裡面蹦出來的，一個個既無配偶，也無子女，凸現出要放棄個人，回歸集體，徹底成為政黨的工具的精神。
這裡順便指出的是，中共已經從「禁慾主義」進行了180度的大轉彎，如今鼓勵「縱欲主義」。中共可以投入整個國家機器鎮壓法輪功，用高科技手段嚴密監控每個在冊者的一言一行，如果用同樣的力度禁止毒品、娼妓、賭博和走私等，這些現象必會迅速消失。因此大陸黃、賭、毒的蔓延，中共「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這些看似與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卻出自於同樣的原因——過去讓人禁慾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效忠共產黨，讓黨性高於家庭、高於人性；如今共產意識形態破滅，中共鼓勵人沉迷於黃賭毒、一夜情、包二奶，則是為了淪喪人的道德，在縱情的享樂中無暇反對共產黨。這樣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中比比皆是，背後維護中共統治的目的則一以貫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倫理，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如《九評之六》所說：家族倫理可以自然擴展為社會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大臣對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可以橫向延伸成朋友之間的「義」。父親對子女的「慈」可以延伸為君主對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傳統得以保持，社會倫理也就自然得以維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種家庭倫理給人心中關注的是親情，是仁愛。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則是以階級感情來取代親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說道世間只有骨肉的情義重，依我看階級的情義重於泰山」。所謂「親不親，階級分」，併發明出一個界限分明的詞「同志」。互相成為「同志」者，即成為革命大家庭的一員，反之則是堅決鎮壓的對象。是「同志」還是「敵人」，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劃分了一切社會關係，凌駕於親人或朋友關係之上。當階級鬥爭需要時，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檢舉、批鬥、毒打自己的親人來表示自己階級性強於人性，向黨表示效忠。
另一方面，在中共的宣傳中，親人被敵人殺掉的結果不會給活下來的人帶來深沉的哀痛，只需片刻就會把悲傷迅速轉變為對敵人的無比仇恨。「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嚥下，仇恨入心要發芽……萬丈怒火燃燒起，要把這黑地昏天來燒塌。」
這種仇恨的反復灌輸成為中共各種群眾運動的動力所在。
6）否定人的謙卑，否定對天地自然的尊重
宣傳韓戰的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歌傳唱遍大江南北。仔細看來，就是「造神」的歌詞。中共歌唱英雄的時候「風煙滾滾」，青山也要「側耳聽」，晴天的時候就要打雷當作歌曲中的鼓聲，大海的波濤只能給讚歌作和聲。接下來，「英雄」出場的時候，「一道電光裂長空」來壯其聲勢。哪怕天塌地陷，「英雄」用一隻手就可以把天托起來。孫悟空得道後稱自己「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齊天大聖不過如此，而中共「英雄」也可以「兩腳熊熊趟烈火，渾身閃閃披彩虹」，中共的炮火則可以「倒海翻江」並且把天地都炸碎。
大躍進的時候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這種造神的詞句，在八個樣板戲中俯拾皆是。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主義出現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們開始「改變世界」或者說破壞世界。
從人類發明能夠探測紅外線、紫外線、Ｘ光，伽馬射線等儀器之後，用這些設備觀察到的是一個與肉眼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宇宙。如果人能進一步擴展自己的感官功能，則看到的會是一個更加不同的宇宙。事實上，以人生命之有限，感官功能之有限，將永遠無法認清宇宙時空之無窮。因此中國的正統文化是通過自身精神與道德的昇華，延續人的感官和生命，如佛家講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就是典型的通過佛家修煉方法達到感官功能的擴展；而性命雙修則可達到生命的延續。人通過「順應自然」的方式與自然成為有機的一體，這才是認識自然的正途，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這樣的哲學思想做指導，中國人一直在自然面前保持一個謙卑的態度。幾千年來，中國給世界留下無數精神和物質的財富。而中共統治中國幾十年，不僅破壞了中國文化，而且破壞了中國人的生活環境，造成了江河污染、空氣污濁、水土流失、洪水氾濫、沙塵暴等諸多問題。
老子說「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又說「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這種謙遜的態度，才是社會應有的文化。
4．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
1)共產黨需要造神運動
對於共產黨來說「造神」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情。一方面，由於所有的傳統信仰都被中共鎮壓，民眾在信仰上就形成了一個空白，此時需要中共造出的「神」去填補真空；另一方面，中共的造神運動成為其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釋迦牟尼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而在中共的宣傳裡，中共造出的毛澤東這位「天才」、這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才是人們邁向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道路」，他也順理成章的代表了「真理」，且「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因為「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的思想」，所以我們只能接受毛的領導，這便是毛的執政合法性。隨後，鄧成了「總設計師」，江則成了「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這些歌曲歌詞所表達的無不是嚴重的造神情結。
這種造神運動，造出了一個真正「政教合一」的邪教組織——共產黨。
儘管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如「黃巾軍」、「太平天國」之類政教合一的政權，然而這些政權都沒有統一中國，更沒有把他們的教義推廣到其組織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奪取了全國政權，並用暴力手段強迫人接受其教義的「政教合一」的組織。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個時期的最高掌權者。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之後，還有過兩年的「英明領袖華主席」，然而當鄧小平奪了華國鋒的權後，「英明領袖」這一造神詞彙，就自然從華國鋒的頭銜中剝落下來。
造神詞彙永遠被用來修飾共產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繼成為「革命導師」的馬恩列毛就是理所當然的造神對象。他們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榮譽，捧上神壇。
恩格斯吹捧馬克思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裡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林彪則吹捧毛澤東時說毛「全面的、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毛的著作「一本萬利」。到六十年代以後，林彪進一步吹捧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當代的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的書「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由於馬克思主義是無神論的，中共在「造神」運動中，不會使用「神」這樣的詞，然而「領袖」、「導師」、「舵手」，對領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等說法，已經確立了中共最高統治者的絕對權威。這樣的詞彙在今天也許換成了「緊密團結」「領導核心」，以及對「三個代表」或「八榮八恥」的漫天宣傳，從深層角度看，仍然是一種「造神運動」。
2）如何造神
「我們的王成，是毛澤東的戰士，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的豪邁氣概從哪裏來？因為他對朝鮮人民無限的愛，對侵略者切齒的恨。」
這是《英雄兒女》中的一段台詞。在將王成塑造成「頂天立地的英雄」後，再點出他僅僅是毛澤東的戰士而已，這樣毛澤東的形象無疑會更加高大。
在八個樣板戲中所表現的中共幹部一般只是連長、排長而已，毛本人並不出場。而每當「鬥爭形勢」不利，有人感到悲觀的時候，突然接到「毛委員的指示」，或者讀上一段毛主席語錄，就會立即讓官兵充滿力量。最後解決問題的總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毛被一次次的證明為「無所不能」。
這種安排也是一種造神的需要，一方面保持毛的神秘性，不出場也能決勝千里；另一方面則可以在萬一出了差錯的時候尋找一個替罪羊。
找替罪羊是造神運動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１９２７年中共在共產國際的命令下，準備在上海發動武裝暴動，結果失敗了。之後，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亭就找到當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討論責任問題。雖然這個暴動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發動的，但卻不能說共產國際錯了，理由是如果共產國際都錯了，那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還跟誰走呢。所以只能說中國共產黨錯了，但也不能說是中共的政治局錯了，那樣黨員就會失去對中共的信心。商量來商量去，最後決定把責任算在陳獨秀身上，別人都是對的。最後，共產國際發動共產黨中的其他人，一齊起來揭發陳獨秀的錯誤，批判陳獨秀怎麼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所以把革命給搞失敗了……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錯誤的。中共在造神過程中也在樹立自己「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領導人如果在位的話，是不可能真的認錯的。因其權利的合法性來源就在於他的「一貫正確」，一旦認錯，就會造成合法性的喪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錯誤，此時撒謊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辦法。
造神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偽造歷史。舉毛澤東為例，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狼奔豕突，四處逃竄。這一場失敗大逃亡，在共產黨的教科書中被宣傳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變後」三個月，毛澤東就在井岡山成立了分裂國家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了西安事變的時候，卻成了「逼蔣抗日」的英雄。這種對歷史的偽造給毛澤東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環。
遵義會議之後，紅軍四渡赤水，第一次和第二次完全是軍事上的盲動主義，卻被誇大成了「四渡赤水出奇兵」。《彭德懷自述》中對四渡赤水隻字不提，聶榮臻回憶錄中說他當時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卻在後來聽沒有參加長征的陳毅說四渡赤水是毛軍事指揮歷史上最精彩的一筆。
韓戰中有五次戰役。由於麥克阿瑟沒有料到中共會正式介入韓戰，故而前兩次戰役共軍帶有偷襲性質，並取得了勝利，而後三次中朝聯軍都失敗了，而且是第五次戰役是大敗。在第一次戰役結束，美方認為中共只是有限介入戰爭而發動的感恩節攻勢被中共以優勢兵力擊破後，即退至38線，並要求停火。此時美方的提議與3年後雙方簽定的停戰協議基本上並無不同，而中方卻因為毛澤東的一意孤行多付出了90萬人傷亡的代價。且將北韓兩千萬人推入常年的奴役和飢餓之中，大約有150 萬人在北韓的饑荒中餓死。
中共自己也承認，當時是毛澤東個人力排眾議參與了這場戰爭。這一場災難，被宣傳成了毛澤東的「偉大勝利」，至今中國人仍然沉醉於與世界第一強國打了一仗的謊言中。以韓戰為歷史背景的《奇襲白虎團》成為文革時八個樣板戲之一。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挑戰毛澤東左傾冒進和浮誇。這種對共產黨領袖的挑戰一旦成功，「造神運動」就會失敗，如前所述，會直接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問題。因此，毛周等人在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後，更加失去理智的宣傳「躍進」，直接導致了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
1962 年，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教訓，林彪做了赤裸裸的「造神」發言：「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還編了一套「付學費」之類的理論為毛開脫。
這種昧著良心拍馬屁的話，毛澤東聽起來相當受用。他對總參謀長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準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又就修改林彪的講話問題寫信給田家英和羅瑞卿稱：「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1971年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寫進九大黨章的法定接班人成了叛徒，按說這一回毛澤東的神話該破滅了吧。實則不然，共產黨又編出「為了打鬼，藉助鍾馗」、「主席早就知道」之類的謊言繼續為毛造神。
中共不但通過文字，還動用戲劇、電影、歌曲、音樂等形式造神，用語錄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的方式造神，用敲鑼打鼓歡迎「最高指示」造神。時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復學習」、「深刻領會」、「貫徹實施」、「抓好落實」之類的宣傳對待江澤民或胡錦濤的「重要講話」，實則為對現任領導的造神運動。
3)造神的後果
無神論的推行來自十九世紀的進化論學說(進化論的謬誤將在稍後的章節中述及)。所謂「唯物」並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類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來源於信仰經典的道德標準，包括東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與「和為貴」、 西方的摩西十誡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於是，道德標準變成了「人」們可以不斷改變的行為準則。
既然是「人」的約定俗成，那麼人，尤其是共產黨教義的制訂者自然也可以重新定義道德，這是共產黨最巴不得的一件事。沒有神，中共就可以用它的暴力來推行它的價值觀——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實則反對宇宙中一切善的力量。
既然道德的解釋權落到了中共手裡，那麼中共永遠都是「偉光正」，甚至犯了錯誤也一樣。在中共承認錯誤以前，它自然是「偉光正」；在它承認錯誤以後，它會把錯誤歸到幾個倒霉的替罪羊身上，然後再把「勇於改正錯誤」作為它繼續「偉光正」的證據。一切與中共價值觀牴觸的普世道德，則可以輕易被中共扣上偽道德、封建殘餘、資產階級人性論等等各種帽子,而後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釋道德的制高點, 冠冕堂皇的進行批鬥鎮壓。
既然中共「偉光正」，一切「黨文化」就必須歌頌這種「偉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個血債纍纍、邪惡至極的邪教組織。在失去道德坐標的情況下，歌頌共產邪教「偉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會對人的道德造成什麼樣的混亂，會對社會風氣起到怎樣惡劣的導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傳中，馬克思不僅僅是革命家、哲學家、科學家，而且是一個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1843年貴族小姐燕妮嫁給了25歲的馬克思，還帶來了陪嫁的女僕琳衡。一向對「剝削」假裝深惡痛絕的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得花著當資本家的恩格斯「剝削」來的錢，無償占有著女僕琳衡的勞動，並強佔琳衡的身體在1850年產下一個私生子。當時，燕妮因為此事和馬克思吵得不可開交，於是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單身漢恩格斯。為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聲譽，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養在工人之家。吃了啞巴虧的恩格斯臨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說話，在一個紙盤上寫下了：「亨利‧ 弗來迪是馬克思的兒子，圖西把她的父親理想化了。」弗來迪就是馬克思的私生子，而圖西是馬克思的女兒。這段醜事，現在已經在東德的博物館裡展出了。
2004 年6月的《歐洲神經學學報》（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醫師參考歷史資料得出結論：列寧在領導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歐洲感染了性病梅毒，並終於在1924年斃命。所參考的歷史資料包括列寧在歐洲和蘇聯的治療醫生的記載、列寧的健康狀況材料及被研究者稱為「政治宣傳」的驗屍報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醫生勒納（Vladimir Lerner）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如果你消去列寧的名字，而把其症狀拿給任何一位精通傳染病的神經學家看，他會說，『梅毒』。」
中共黨員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慾主義者，但毛澤東有三個老婆當無疑問：楊開慧沒有死，就娶了賀子珍；還沒有與賀子珍離婚，就娶了江青。 1990年底，大陸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一書統計，跟毛澤東有著超越「同志關係」的女人甚多。名女人即有十幾位之眾。其中與毛相從最久、影響最深的是四位：楊開慧、賀子珍、江青、張玉鳳。1994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綏出版《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披露了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糜爛透頂的生活。書中提到毛「一貫以女人為玩物」，徵召大批美麗、年輕的女孩入宮，「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
毛澤東的衛士宣稱毛在大饑荒的時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實上毛在大饑荒已經發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宮，其代號為「二○三工程」。從1960年下半年啟動到1962年，建築面積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號主體工程連同韶山衝至滴水洞公路，同時竣工，耗資1億。這些金錢如果購買糧食，湖南省就不會在那三年中至少餓死150萬人。
共產黨領袖的荒淫生活當然不會僅僅局限在縱慾方面，其權謀、冷酷、驕奢淫逸因為缺少信仰約束、道德約束、媒體監督，所以利用國家權力行起惡來，其後果就極具災難性。且其低下墮落的品質所起到的示範作用，帶動社會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為個人獨裁的基礎，因為神不會犯錯誤，共產黨的領袖也自然要被裝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從就可以了。於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個大腦代替了幾億大腦，災難性的後果得不到糾正。獨立思考變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可能會得到中共不想讓人得出的結論，於是人們隨大流、跟風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問題唯中共馬首是瞻，或等待組織決定。
造神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許多人在被迫害很嚴重的時候，仍然「相信組織相信黨」。當信神者被迫害時，他們可以對著心中的神去祈禱，寄希望於神的公義，而無神論者被迫害時，他們無法尋找更高的道德權威，而陷於一種孤立無援的境地。此時人只好自我安慰說：中央是好的，「組織上會搞清楚的」。這種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結果。
有神論者遇到困境時，會祈禱，甚至到寺院道觀中燒香許願。無神論者無處可去，於是「有困難，找組織」，希望黨來解決問題，卻不知黨才是問題的真正製造者。
結語
中共在否定傳統文化的同時，一直在系統的用黨文化去替代傳統文化。這個過程看上去是經過相當周密的策劃後執行的。每一場運動在時間的把握上都相當精準。中共奪取政權之初即壟斷媒體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輸「無神論」和「唯物論」，對傳統信仰進行取締、歪曲和鎮壓，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對傳統文化進行多方抹黑，貶成「封建」、「迷信」，一概罵倒。在中共眼裡，認同哪一種文化，並非是一個學術問題或單純的觀點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階級立場的問題。
中共指揮暴力機器，消滅不肯服膺於黨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識份子，或者利用切斷生活來源的方式脅迫反對方臣服。由是，「無神論」和「唯物論」替代了傳統對天理和神明的信仰，中共的價值觀替代了傳統觀念，再通過個人崇拜的造神行動填補人信仰需求的真空。至文革後期，黨文化終於磨礪成熟，對傳統文化的替代也達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幣驅逐了良幣，新生一代都在黨文化教育中長大，對正統文化和觀念懵然不知。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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