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浩:坎坷經歷認清中共面目

真正看懂了《九評》,逃都來不及,怎麼會不退黨呢?


(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報導) 自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以來,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許多中共黨(團)員紛紛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發表退黨(團)聲明。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了近日在大紀元網站上聲明退黨的葉浩先生。

葉浩先生曾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教員,後在中國公安部工作,是原中國氣功科研會的中國法輪功分會期間的原負責人之一。

記者:葉先生,您好!看到您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發表的退黨聲明,不知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有退黨的想法並且公開地發表退黨聲明呢?

葉浩先生:主要是因為看了大紀元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它系統深入地揭露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使我認真反思了這幾十年走過的所謂『為人類理想而奮鬥』的道路。

這幾十多年的坎坷經歷使我逐漸看清了共產黨的面目,隨之開始思考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我其實是從1997年起就脫離了共產黨,但是以前沒有真正從思想深處系統地、全面地、深刻地對共產黨進行批判清算。最近看了《九評》,我覺得我看懂了《九評》在講什麼。重新認識後,我覺得應該很嚴肅地去對待這件事,所以就正式聲明退黨,與共產黨徹底地決裂。

記者:您能否談談當年在什麼情況下入黨的?那時是個什麼樣的想法呢?後來又如何認識共產黨?有什麼樣的經歷呢?

葉浩先生:那個時候,56年蘇聯開了個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許多人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那個時候,蘇聯是共產主義的榜樣,到處都在宣傳斯大林如何如何了不起。斯大林53年死的時候,我們都痛哭了好多天。在那種迷信的狀態下,赫魯曉夫做的那件事,無疑是給整個共產主義一個大摧毀,整個歐洲全完了,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全世界都在批評斯大林,都在質疑共產主義。

那時我們在大學唸書,當時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大崩潰是非常明顯的,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大的震動,因為從小灌輸的就是共產主義的一整套東西。

但是在全世界都質疑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受中共洗腦宣傳的影響,反而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是如何的偉大光榮正確,蘇聯發生的事情我們不存在,我們沒有個人崇拜,我們是提倡百家爭鳴、白花齊放,蘇聯完了,就剩我們了,毛澤東多麼偉大、中國共產黨多麼偉大。那時我們誤認為這就是追求人類理想的道路,所以加入了共產黨,甚至譏笑那些對共產主義動搖甚至退黨的人。

當然,我們現在很容易就說中國共產黨那是一系列的欺騙,但是當初根本不知道『欺騙』這兩個字,我們的悲哀就在這兒!共產黨編造了非常完整的一套東西,徹底地在人們的思想裡不斷地洗腦,讓人們不斷地接受它的灌輸。當初只要是熱血青年,想有所作為的、有理想的,願意為人類美好的事業貢獻自己力量的,都相信共產主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別人就會說你『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當時也有不入黨的,都被當成落後分子嘲笑。

現在當然是反過來看,知道是受騙了,但是受騙在哪兒?這是需要一個認識過程的。其實共產黨邪惡,從革命第一天開始就邪惡。但那時沒有什麼信息來源,所有的事情對我們都是嚴密封鎖的,黨內從來都是殘酷鬥爭的,但是我們當時都不知道。

56年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蘇聯的共產黨,研究世界共產主義的衰落。我那時沒什麼錢,但還是買了許多書,世界各國共產黨批判斯大林的文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列寧的原著,等等,做了很多研究。

我當時研究共產黨理論理解不了,很多問題想不通,整個思想沖擊太大了。因為剛說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現在斯大林的錯誤就在中共身上完全體現出來了,非常殘酷。

57年反右鬥爭,全國大規模鎮壓知識份子。我自己就得被迫去扮演革命的屠夫,去打倒右派,我扮演不下去。在我的周圍,我尊敬的師長、曾經在思想上引導我幫助我,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學全被打成右派,而且還要我去批判、打倒他們。那種痛苦的煎熬實在讓人難以忍受。

當時出現了那麼多的問題,我想把共產主義原則、共產黨的本性、到底民主自由、人類理想出路在哪兒等等各種問題都想通。當時每張大字報我都不漏,除了清華、北大,我還跑到別的學校去看。想弄清楚什麼叫整風、什麼叫反右、為什麼要反右、到底誰錯了、錯在哪裡。那麼多問題困擾,從那時起我完全失眠了,徹夜不眠,這一失眠就是幾十年的失眠,成了一個病了。反右就反了快一年,天天都要抓出新的反革命來,要求我去批判,你說那多難受,怎麼睡覺?

自己所謂的一系列的理想,一下子就摧垮了,當初真的是自己的理想,所以那時就得去處理,到底那些理想還對不對,到底應該怎麼生活、以後怎麼活?這些問題必須要回答。

記者:看得出來,您對良心和理想很負責任?

葉浩先生:那當然了,要不是認真的,就不叫理想了,就是糊弄騙人。我們那時不是為了利益,不是因為有好處纔入黨的,而是確實抱著一個理想。

那時要我去當清華的政治教員,而且後來又弄我去當政治輔導員。我還真是想全心全意把這些事情研究透,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記者:那時您周圍的人入黨和您的想法一樣嗎?他們是否也經歷了和您類似的痛苦的認識過程呢?

葉浩先生:我相信,我的同輩,跟我懷著同樣理想、犧牲自己貢獻人類偉大事業的同道者,一定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同樣經歷過痛苦的思索過程,並為之付出了沈痛的代價。

那時候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其他人都比我能幹,唸書比我好,政治上比我成熟,做事能力比我強,他們都象哥哥帶弟弟一樣帶我,不斷地引導我,大家在一起,他們帶著我走,後來一反右,就把這些人都打倒了。以前還都是親親熱熱的好朋友、好同學,還講共產黨的好話,後來這些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學全成了右派,而且還要我去批判他們、打倒他們。在我前面的這些人全打成右派了,就剩下我了,我當時非常痛苦。

那時候我纔20歲,我那些同學也就21、22歲,都被打成右派了。一個21歲的孩子,就是因為說了句『以前我們唸書的時候,都是好幾個教授捧著一個學生,現在一個教授得管我們十幾個學生,哪能管得過來?現在不如以前好。』就被打成右派,說『教育今不如昔』,這就是右派。我們班還有個右派,就是因為認識到共產黨的不好,思想上非常痛苦,他什麼也沒說、沒做,也被打成右派。

那時有檔案了,誰好誰壞,就寫個條子,擱在檔案裡頭,那些人都是希望考到北大、清華,以後有個好前途,就說:『你們要是擱了什麼東西在檔案裡,以後怎麼辦呢?檔案不好。』這就叫反黨,也被打成了右派。

記者:共產黨這一點非常壞,把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給折磨得理想、人性、信念都摧毀了。

葉浩先生:是的。那時候,我就覺得中國整個民主完了,我深感民族前途堪懮。因為整個知識分子被消滅了,只要是有理想的、有作為的、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只有死路一條,能苟延殘喘幸存下來的是無知受蒙蔽的愚昧者,或者是出賣靈魂的扭曲的生命。面對這種反常的現象,我既震驚又無奈,找不到解救的道路,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只能在痛苦中苦苦掙扎。

記者:那後來您什麼時候想清楚的呢?

葉浩先生:可以說一直都在變,因為一直都在進一步認識,而且每個認識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卷入到清華的高層學生幹部裡。毛澤東在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我聽到了,聽完我做了記錄,結果發現後來發表的都是徹底相反的,我就覺得這政治上也太騙人了。

那時候說什麼: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暴風驟雨已經過去了,就是要搞百花齊放,誠懇地讓大家提意見,動員大家提意見,逼人提意見,你一定要提意見,你不提意見就是對黨不忠誠,結果人家剛一提意見,就把人斗死了。整風是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上的講話發動的,完了之後,就是反右,再之後發表的那個講話,內容全改了。

共產黨的壞是從理論上壞,把自己的壞做了理論性的闡述,冠冕堂皇地壞,這一點很難揭露,很難看透。對共產黨來說,講暴力、恐怖都是理所當然的。什麼民主自由,不允許,這是資產階級口號,要打倒,民主自由的路全堵死了。為了革命的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最尖銳、最野蠻、最殘酷的手段都是應該的,這些問題早就在共產黨的理論中都是定好了的。

現在有些人還在討論:中共要不要獨裁、要不要集權、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選舉。不存在這些問題,它的本質上已經決定了,『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專政嘛。不搞三權分立,這一點馬克思早就講過了,是共產黨,就不能搞三權分立,理論上早就定好了的。

記者:聽說您曾經在公安部工作過,您能介紹一下大概的情況嗎?

葉浩先生:那時我們在清華,政治教研組都被打成右派,很多系的黨組織都被打成右派,整個黨的系統都垮了,團組織、學生會全垮了,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全完了,在我前面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後來我被弄到清華的馬列主義教研組當教員,他們看我口才太差了,又把我弄回來了。我57年成了學校的助教了,又是政治輔導員,又是教員。

後來到公安部是60年的時候,公安部那個時候要成立研究所,要求清華大學派出系裡的系主任去支援,我們是無線電系,那時剛成立。 57年我在無線電系當教員的時候,是第一批無線電的學生,也是第一批無線電的教員。拔系主任拔不走了,就把我拉去頂替了,做研究工作,搞公安現代化方面的研究,後來那些研究成果被用來鎮壓人民,我感到很罪惡。

那時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被逼無奈、身不由己的,在這種罪惡的社會下你做任何事都是犯罪。你做共產黨員,打右派你就得去打,共產黨說鎮壓右派錯了,這些錯都是我們去犯。你是共產黨員,你就得做罪惡的工具,你就得犯罪。說共產黨有錯誤,我們手上也都是沾滿鮮血的,痛苦就在這裡。

只要是黨員,你不想同流合污都不行。你問我退黨的事情,如果真認識到共產黨的罪惡,逃都來不及,怎麼還說不退呢?真正看懂了《九評》,逃都來不及,怎麼會不退黨呢?

記者:經過這麼多歷史上的血的教訓,為什麼還有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幻想共產黨自己能夠改良變好呢?

葉浩先生: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實際上沒有真正研究過什麼叫共產黨,不懂共產黨,根本就是外行。其實共產黨早都是定義過了的,不可能改變的。

記者:是的。即使有個別開明的領導人,也無法改變共產黨的本質。就像趙紫陽有人性,但是共產黨的本性不能容忍,所以就把趙紫陽打倒。

葉浩先生:《九評》就好在這兒。九評寫出了共產黨是個生命,共產黨的總書記是控制不了共產黨的,是共產黨控制了總書記,這個寫得非常深刻。

為什麼《九評》威力大?就是因為它從根本上揭露了共產黨。胡錦濤現在的作法就是典型的共產黨的理論,他說戈爾巴喬夫是叛徒,那還能改革嗎?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胡溫新政』的。

欺騙總有暴露的時候,一暴露,人們就會認識到和它宣傳的是截然相反的,就會造成截然相反的看法。

記者:普通的老百姓經過這麼多運動,什麼時候認識到的呢?

葉浩先生:共產黨整個歷史上不斷犯罪,人們纔逐步認識。老百姓倒是整個文化革命之後纔認識到的。農民是很容易認識的,當初打天下靠農民,到了『大躍進』以後三年,餓死幾千萬,農民早就知道共產黨壞了,但是農民政治訴求沒地方說。

到底壞不壞,有沒有出路,歷史上從來都是知識分子說這個問題。所以在整風、反右的時候,我就覺得整個民族的精英都死了,民族的靈魂都沒有了。

記者:看來您對共產黨的理論作過不少研究。

葉浩先生:因為那時就讓我吃這碗飯,當政治教員,我就想把它搞清楚。其實馬克思理論本身就是荒謬的,離開了人為中心的東西就是幻想,馬克思主義整個就是錯的,理論上就錯了,總結的規律、方法、要素都是錯的。所以《九評》威力大,他是從共產主義幽靈、從馬克思開始說。

我後來修煉法輪功後,就不研究政治了。當初修煉法輪功的時候,為法輪功做義務聯絡工作,當時都很清楚我們時刻都可能被抓,因為我們是有神論,共產黨是無神論,我們是講『真善忍』,他們是假惡鬥,我們講的和共產黨講的全都相反,共產黨怎麼能不企圖消滅法輪功呢?

記者:您是如何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呢?

葉浩先生:57年開始睡不著覺,那時把自己身體徹底搞垮了,渾身浮腫、病魔纏身。對中國前途徹底失望了之後,就想死了算了。在中國的那種政治環境下,命不值錢哪!政治上要犯錯誤,九族都要受牽連,家里人都完了。後來就去求西醫、中醫、針灸、吃草藥、補藥,各種手段都試過,都沒用。那時不讓練氣功,因為當時中共對氣功的定義就是封建、迷信、落後、反革命,一整套帽子等著往上扣。所有的方法都試過了,要麼等死,要麼還是試試氣功,所以就去試了。

1992年,我有幸開始修煉法輪功,纔擺脫了歷次磨難造成的傷痛與包袱,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做一個『真善忍』道德高尚的好人,追求生命昇華更完美的境界,使我得到新生。

記者:有些人覺得法輪功參與政治,您怎麼看?

葉浩先生:國內剛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就有各種級別的官員跟我們接觸,我們就是告訴他們一句話:『我們對中國政治不感興趣,給我們當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都沒興趣,我們就是修煉,跟政治無關,對政治一貫沒有任何興趣。』

我們現在只是要在理論上清醒地認清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迫害我們,我們纔去揭露它,讓人們看清它是什麼樣。

現在連我們的朋友都徹底相信我們了,還用我們表白嗎?一次聚會上,一位民運的朋友說:『我現在纔覺悟了,纔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就是要支持法輪功,反正法輪功什麼都不要。』

人家都知道了,還要我們講什麼呢?他們都知道了,我們就是修煉,沒有對人間有任何需求,沒有政治訴求,對社會制度、政治權力等都沒有任何興趣。

記者:為什麼有的人會這麼認為呢?您覺得他們存在什麼樣的誤區呢?

葉浩先生:中共要求所有人搞政治,為什麼能控制人?就是它要求必須搞政治,一切要服從黨,一切服從黨中央,這個就是政治,它不灌輸這個政治,就達不到這個控制。

現在所謂的『搞政治』其實是個代名詞,簡略了,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新的主張就是搞政治。不是說『服從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那個政治,那個政治我們被要求了 50年了,共產黨一貫教育人們政治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政治決定一切,沒有政治,就沒有靈魂,沒有靈魂,就是行屍走肉,就是白活著了。

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人很敏感,只要跟中央有不同的意見,就是右派、右傾、反革命,等等,就沒有好下場。現在人說『搞政治』,言外之意就是『你怎麼敢反對中央?』,『你怎麼敢跟共產黨作對呢?』

在中共統治的這個政治社會,政治的涵義都變了,其實是人們極端恐懼的自我保護的俗語,是因為人被中共迫害得驚慌失措了。

(大紀元2月24日)(http://www.xinguangming.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