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
【光明網4月19日】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處理非典型肺炎的拙劣方式不僅招致了世界輿論的一致抨擊，而且也引起了國內民眾的強烈不滿。不知道胡錦濤、溫家寶等這些剛剛走進國內外輿論聚光燈下的領導人是否意識到，他們實際上面臨的絕不僅僅是一場瘟疫危機，更是自一九八九年中國軍隊在長安街上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以來所面臨的一場最嚴重的信任危機和政治危機。不知道他們能否像一九九二年的鄧小平那樣，有膽量並且有實際的權力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帶出這場危機。
自蘇聯共產黨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執政的共產黨以來，共產黨處理國家事務的方式表現出許多鮮明的特徵，除了軍隊、警察、特務等紅色恐怖之外，對信息傳遞過程的嚴格控制也是這個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毛澤東本人就曾經露骨地表述過：他從事革命和維持統治的全部要義在於”兩桿子”，即筆桿子和槍桿子。
從本質上說，對公眾信息傳遞的控制是一種嚴重犯罪。這種犯罪所涉及的決不僅僅是對公民政治權利的侵犯，也涉及對公民經濟權利和生命權利的侵犯。信息控制是對公民政治權利的一種剝奪，大多數人對此都不難理解。因為信息控制使得人們無法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無法有效監督那些以人民的名義管理國家事務的政客和官僚。
但是，信息控制對公民經濟權利剝奪常常不容易為普通民眾所理解。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信息的快速流動，信息的快速流動不僅自身構成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部分，它更是促進其它所有經濟部門高速增長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日益廣泛使用的”信息經濟”這個詞彙，所表明的不僅僅是那些為信息的流動提供技術和裝備的經濟部門，更是對整個現代經濟特徵的一個形象表述。從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市場、技術等信息的流動通暢與否，直接決定了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配置過程的成本。從微觀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對信息資源掌握的多少和快慢常常決定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
人們可能會說，集權政府所控制的只是政治信息，而對政治信息的控制並不影響民眾獲取經濟信息的能力。其實不然。允許對政治信息的控制必然要授權一部分人去區分政治信息和經濟信息。且不說制定區分這兩種信息的標準的隨意性會損害經濟信息的傳遞；更不用說那些掌握信息區分權力的人完全可以利用先行接觸信息的特權來牟取私利。這一點早已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國的土地市場和股票市場的歷史所證明。
通常，人民對信息控制對普通民眾生命權的直接剝奪也難有體察。但是，這一點在這次非典型肺炎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卻表露無遺。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網站公布的資料分析，中國發現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是在去年十一月中旬，但是正式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發病人數則是在三月下旬。正是這種延誤推遲了人類發現和戰勝此類病毒的日程表，並由此不知道耽誤了多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寶貴生命。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也顯示，即使在三月下旬以後，中國的資料也是發布間隔時間最長，質量最差。且不說發達國家，即使是象斯洛維尼亞和泰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疫情通報也比口不離”三個代表”的中國政府來得及時和真實。
其實控制信息帶來普通民眾的生命損失並非史無前例。獲取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森在對世界飢荒史的研究表明，餓死數億百萬計民眾的飢荒都發生在集權國家。他將此歸結為制度性的信息傳遞系統失靈，從而使得國家的救助系統無法快速對飢荒作出適當有效的反應。簡言之，集權政府的信息控制系統扼殺了人民的生命。三十年代的蘇聯是這樣，六十年代的中國也是這樣。
眼前發生在中國的這場危機使人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共產黨處理國家事務的方式實際上不僅僅是剝奪了他們的自由發表言論、通過公平選舉來管理國家事務、通過有法律保護的公平競爭來獲取經濟利益等等那些政治和經濟的權利；而且更重要而且極為迫切的是，這種統治方式正在現實地危害他們的健康乃至生命。多年的政治高壓和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的墮落已經使得大部分中國人對政治、經濟等正當權利的被剝奪感覺麻木了；多年的經濟增長也使得他們中的不少人對許多當前的社會不公有所容忍，不斷地把希望寄託在遙遠的將來。但是此次危機表明，對許多人和他們的家庭來說，那個將來恐怕不僅太遙遠，甚至將永遠不會到來，因為他們的生命或許將在染上這場可怕的瘟疫十天後終結。迅速制止政府部門控制信息的犯罪行為，在中國已經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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