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李明晏答讀者問
桑梓
在2月19日的<<澳洲日報>>第32版上，李明晏先生承認了是因為本人在作協活動中分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而被拒絕入會，也許是看了本人16日E-MAIL到報社的文章後寫的。
第一次是我去進生家裡舉辦的作協慶祝週年活動，我在活動結束和大家離去的時候分發了十來份裝在大信封的資料。
第二次是在作家勁帆家裡舉行的PARTY活動，不是作協的活動，是作家勁帆以私人名義請我和作家劉真去的，在那裡遇見了一些老朋友，一些朋友高興地接受了資料。
因此，李明晏先生在第一次作協活動結束時我分發資料，就虎視眈眈把我視為異己，視為同中共行動一致的排斥對象。
第二次在作家勁帆家裡分發資料，屬私人活動，私人邀請，與作協活動無關，作為東道主的作家勁帆都沒提出異議，李明晏先生就無權指責，也不應當列入『可第二次出席我們的文學活動時，又帶來了法輪功的宣傳文件』這樣題法不妥。
李明晏先生為何對我分發法輪功資料那樣懷有敵意而排斥呢，你的拒絕先覺條件是因為我信仰『真善忍』，分發材料是在我還不是作協會員的情況下散會時發生的，至今，我分發資料也都是在會後人們臨走時分發的，這是否違背協會的章程？有人喜歡接受真相資料，有人拒絕接受，有人願意聽黨的話，看黨報，看中央電視臺，那是個人的事，個人的選擇。
誰都清楚，澳洲悉尼有幾份華文報紙中共控制的，鑒別很容易，凡是在台灣，西藏，法輪功，民運，對美關係，美國政策，對伊戰爭等問題上與中共觀點一致而且一邊倒宣傳報導的，就鑒別出來了，
澳洲是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寬容包容多種信仰多種民族，除了拒絕納粹戰犯和有犯罪記錄的人被拒絕入境。那麼，對中共控制的報紙分析起來，它是黨文化在民主自由國家的反動，它是反人類，反文明，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反歷史，反天理的黨文化的幫凶，是在海外繼續控制華人思想再次洗腦的工具，是繼續迫害為追求自由民主而逃離共產國家來的海外華人，它鑽了西方國家言論自由的法律空子，在民主自由文明的國家推銷共產黨暴力文化，分析起來就這麼嚴重，再分析起來，它還具有和二手煙那樣，更容易使人中毒，因為人們放鬆了免疫力，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來海外多年的華人，時間久了覺得更愛共產黨了。這種報紙按中共的話講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輿論工具，但西方國家都給予寬容，照樣給這些黨暴力文化推銷的具體操作者永居和入籍。
眾所周知，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輪功時，海外的華人媒體那真是鋪天蓋地黑雲壓城城欲摧，中共開動了海外所有的輿論工具和特務機器，那揭批法輪功的批判會一場接一場，那邪惡程度之深之廣是海外華人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們一下子懵了，共產黨再靠通過的『反邪教法』的欺騙手法受欺騙了善良的人們。
中共在國內對法輪功學員打大開殺戒，所有的黨的機器全部為鎮壓開綠燈，連精神病院都成了迫害場所，在江魔頭的『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密令下，用盡了古今中外的酷刑和現代的藥物精神摧殘法，其細節和慘烈程度因節省版面就不詳細描述，其迫害程度的規模，深度，廣度，殘酷性都遠遠超過了『6.4』大屠殺。
人們都說知識分子是思想界的精英，有社會責任感，有正義感，關心祖國的命運。但是，在這場發生的中共流氓集團對手無寸鐵的練功人進行法西斯殘酷迫害時，絕大多數中國的知識分子沈默了….
當時的悉尼華人媒體是鋪天蓋地地刊登批法輪功的文章，最多的一份報紙3年內登了近200篇攻擊誣衊法輪功的文章，那個江魔頭的得力打手堪培拉大使周文重親自譔文的文章就有2版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知識界文人們就有困難瞭解到法輪功的真相，我舉兩個小例子；1999年3月，我寫了一篇<<法輪功的真諦>>一萬字的文章，給當時的<<東華時報>>總編，打字樣板出來了，我去校對，總編對我說：『有人找過我，讓撤下這篇稿子，我告訴他要作者本人同意纔行』，這樣，這篇文章纔登前四章，後兩章最精典的警示篇便因干擾太多登不成了。從此，總編告訴我：報社裡有那邊的人，你以後少到報社來，我再沒有親自去報社。最後一篇萬言文章<<不能忘卻的宗教反思>>，在<<東華時報>>關閉前兩個月送交，報社並打印好樣板放在總編桌上。那天正好在文華社旁邊碰上他，他正在打手機，情緒很激動，手勢不斷比劃著，臉上漲的通紅，我耐心等了半個小時，然後，他進了文華社，買了一杯啤酒。這時他高訴我：『打字樣板纔出來，那邊送來了針對你這篇的文章，我只好都不登了』。另外一例是；法輪功學員章翠英被深圳監獄關押八個月回來後，中領館在幾家報紙上發表文章攻擊章翠英，文章中用了『肥頭大耳』污辱性的詞，否定章翠英曾絕食50天。當時章翠英在獄中曾絕食50天，瘦得皮包骨，後來，一練功就恢復了，深圳監獄的獄警們都親眼所見。我和章翠英及另一位學員去某報社交涉，報社櫃檯接待員小姐通知總編出來，總編出來一聽章翠英的自我介紹，連忙慌張地說：『你們等一等』，(旁白：他進去給領館打電話)幾分鍾後，總編出來後，說讓我們把要登的稿子留下來，他接了稿子就進去了。總編進去後，我們三人就離開了，櫃檯離門口不過3米，剛走到門口，櫃檯電話響了，接待員小姐接了電話，立即轉頭對裡面喊：『總編，領館電話』。(旁白：剛纔總編打電話找具體管報社工作的領館官員沒在，現在打來了緊急電話指示)。由此可見，中共對媒體控制的深度廣度。
法輪功在當時還沒有自己的媒體，法輪功要講真相，只有通過登廣告，在街頭一張一張發傳單，就是這麼艱難度過來的。因此，我利用作協活動的機會，發真相資料，讓我們的作家們瞭解法輪功。在我們民族遭受巨大災難時，當我們的父老兄弟姊妹受到中共的慘絕人寰的迫害時，即使我不是法輪功修練者，我也要站出來呼籲制止迫害，呼籲所有正直善良站出來，用一顆愛祖國愛人民，用一顆未泯滅的良心發出自己的聲音。自己祖國的人民被中共所迫害與日寇侵略者所蹂躪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們海外知識分子站出來發出自己的一點心聲，你是個自由主義者, 就有自己的原則，尊重別人的信仰，反對暴力迫害，絕不做投機商人見利忘義的行為，做個不畏暴力，不做犬儒弱夫，做個心懷慈悲善良有同情心，有高貴獨立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精神。國內有知識分子如：劉曉波，餘傑，李慎之，杜導斌，任不寐等，他們在國內情況下，都能站出來呼籲制止迫害。而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在資訊開放環境下表現得那麼沈默。這是什麼原因讓別人去探討。
我在作家群中發法輪功真相資料，也是提陞作家自由主義精神的機會，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在於獨立的超脫的悲天憫人的自由主義人道精神。袁紅冰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這種中國人中已乾涸了的良知，纔是值得作協推崇的，而不是想辦法取得中共的寬心而失落了作家應有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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