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峰談六四與江澤民和訴江案

【光明網6月3日訊】據大紀元報導-凌鋒,原名林保華。出生於重慶,隨即到了印尼。中小學期間就接觸了中共地下黨的教育,因此17歲時即回到北京讀書,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在中國大陸期間,凌鋒經歷了從“反右”開始到以後文革的全部政治運動,接受了中共可貴的再教育,終於對中共有了深刻認識,遂於1976年8月毛澤東逝世前夕義無反顧離開中國大陸移居香港。1997年6月28日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前夕,凌鋒因為珍惜自由和人權而不願意再接受中共的獨裁統治,也因為根本不信任中共所許下的各項承諾而離開香港移居美國。凌鋒現為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和大紀元新聞網專欄作家等,勤於耕筆,在海內外影響廣泛。

六四14周年前夕,凌鋒接受大紀元採訪,談論六四、江澤民與訴江案。以下為訪談紀要。

凌峰:我香港那時是感同身受,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若干年以後中國要收回香港,我等於說在北京發生任何事情,將來肯定可能是在香港發生,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六四這個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夠改變中國政府,能夠接受民眾、學生意見,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將來北京收回以後香港就會覺得安全一點,比較太平一點,大家之間的差距就會少一點,所以當時我們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抱著這個心理。你講難聽一點就是說為了我們自己香港的利益,講好聽一點,中國民主運動能夠成功,對中國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好的,所以我們當時抱著這個態度。那同樣的,我覺得中國也是缺乏新人,我覺得這個隨時可能,可能會鎮壓,所以當時就是發生這個,我是4月15號,就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在深圳,在喝午茶的時候,在飲茶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就來通知我們,胡耀邦去世了,所以當時我們,我是跟張五常教授在一起,當時我們就估計到胡耀邦一去世,中國可能會出事,所以當時就立刻打電話給方勵之,因為我不認識方勵之,張五常就關照方勵之,中國出什麼事,你都不要出來,你一出來,他們可能就要抓你,這是4月15號就胡耀邦去世那天我們顧及到會出什麼事,而且4月15號那天開始以後,我就不進中國大陸,因為我知道我寫這個中國大陸很多問題,隨時他們可以抓我什麼反革命煽動罪,我就很小心,我就不進去,你要抓我也沒辦法抓,因為我已經知道中國大陸這種事情,絕對不會有什麼很好的結果,但是大概我沒有想到結果會這樣子用機關槍、坦克來收拾,我就想可能最後壓平了以後,把幾個為首的抓起來,但是沒想到居然是用這種武力這樣子鎮壓,所以對我來講也是進一步認識共產黨的本質,就所謂改革開放,他只是要錢,要錢來鞏固他統治,其他的對不起,還是照舊,共產黨那一套。

記者:那你可不可以談一下就是最近你寫了一本書《告別江澤民》,就是對江澤民在六四中間採取的作用,扮演什麼角色…。

凌峰:江澤民在六四我看主要是扮演兩個角色吧,第一個他帶頭把那個鼓吹改革開放的上海世界經濟早報把他封殺,因為他當時是上海市市委書記,把那個封殺了,意思就是很明顯,他是站在保守的反對的一方,對這個學生的民主運動是抱著一種敵對的態度,也正因為他這樣子的一種作法,得到中共高層的賞識,不是高層是元老,這些元老的賞識,當然還因為他以前一直很會拍馬屁,當時陳雲啦,李先念這些元老到上海度假,包括鄧小平,江澤民都很會奉承他們,所以當趙紫陽位子已經不穩以後,因為他們知道趙紫陽當時已經是比較是在同情學生這一邊,他們馬上把江澤民在五月底就拉到北京去,參與以後鎮壓的決策,所以後來六四的鎮壓,包括開槍,我相信江澤民在裡面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責任,那表面上出面的是李鵬,江澤民在二線,我想這個也是鄧小平老謀深算,他讓這個李鵬出來做壞人而保留江澤民,鎮壓完了讓江澤民出來,群眾那種抵觸情緒、抗拒情緒就會相對比較溫和,覺得江澤民可能會比李鵬好一些吧,因為他可能沒有直接參與這種屠殺,這樣子就是對穩定比較有好處。但是後來江澤民的表現,一個他堅決不肯為六四平反,一直認為這鐵定不能動,這是一個,就是開始他對六四的鎮壓他捲入是比較深的。第二個,還有這個鎮壓法輪功,他有血債,輸贏他能夠鎮壓法輪功,說明他當年六四肯定也參與了,所以他覺得鎮壓這種來講,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鎮壓,六四學生也是這樣,你法輪功信徒也是這樣子,要不然法輪功這個問題不可能中共這個政治上,一個來講是你要做出個大的行動以前應該是經過反覆思考,經過很長的時間來考慮,他很快就425以後馬上就是到7月份就鎮壓,這裡面沒有太大的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鬥爭,或者應該是事先大家先談判能不能和平解決,他完全沒有做這個功夫就決定鎮壓,所以他觀念裡面根本沒什麼人權的觀念,他覺得只要跟他唱一點對台戲,他要鎮壓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所以這個問題,從法輪功問題可以證明他在六四上肯定是也參與到一面。

記者:那他對法輪功鎮壓,對最近法輪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起訴這件事情您怎麼看?

凌峰:這個我相信他當然是一種恐懼,一種是當然也非常憤怒的,所以我想江澤民十六大以後不肯把權力全部交出來,有相當的因素就是怕法輪功將來對他,等於說要跟他算帳,因為他現在如果作為,他槍拿在他手裡至少這些異議人士可以鎮壓,即使胡錦濤想給法輪功平反或怎麼樣,他都可以阻止胡錦濤這樣子做,如果他完全權力放棄,萬一這個中國的領導人,對法輪功覺得是應該採取比較妥協的態度或是比較溫和的態度,對江澤民就非常不利,因為他自己也知道,歷史上很多獨裁者的下場,從那個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一直到印尼的那個蘇哈托,都是鎮壓到最後他們就完蛋了,所以他對這個權力,我想他不到死的話他是不肯放的,有可能的話,他死了也希望兒子能夠繼承這個權力,我想他有這個意圖,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那像中國現在存在這樣子的一個現狀,那您覺得從中國老百姓你有沒有看到一些他們的希望?

凌峰:從希望來看,這個人類的歷史發展總是越發展越好吧,我們也講這個民主潮流是浩浩蕩蕩,民主國家是越來越多不是越來越少,就從這裡面來看,中國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我會講如果說樂觀的話就是審慎的樂觀,這要非常謹慎,走的這個路,相當曲折,這時間是相當長,這裡面我就覺得當然是因為中共太壞了,他掌握了資源,全國的資源都他掌握,要改變他很不容易。第二方面我想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要負上一點責任,中國老百姓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很壞的一個統治者,長期欺壓他們、長期騎到他們頭上,我想這個中國老百姓要負責任。但是怎麼負責呢,當然中共對老百姓長期的宣傳有關係,那本身中國的傳統文化,你即使是說有一點民本思想,什麼君為親、民為本,雖然有這種思想在內,但本身他還是有一個君字,就是老百姓覺得皇帝還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就算這個皇帝要好皇帝,要能夠照顧到老百姓,這皇帝還是要的,這本身並不是說我是主人,民主我是主人,他沒有這個觀念,所以就能夠容忍共產黨這個統治,統治得再壞只是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在共產統治之下我想,毛澤東開始覺得很好,後來覺得他不好,不好那怎麼辦呢,不是想著怎麼去推翻他,那希望最好是周恩來上來,周恩來比毛澤東好,那這個想法,那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能夠好,江澤民出來,江澤民出來的時候會說,江澤民好像比李鵬好一點,就是缺乏一種,你要把整個制度應該把他推翻,不過連我這種都有這種想法,我想其他老百姓更加,該怎麼想法,我想更加,因為在外國,中國政府做得這種事情,老百姓工人早就罷工了,早就起來造反,中國就是老百姓根深蒂固就是給一種人治觀念,一種要皇帝統治他,就是好皇帝這種思想,我看是相當難改變,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中國人吃苦,我想自己要負上一點責任,那這種講話可能比較殘酷一點,但是好像實際情況也是確實如此,所以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記者:那您覺得現在四年來他們對法輪功的鎮壓,甚至法輪功學員他們的…人心道德方面…。

凌峰:我覺得這點法輪功做得很好,這也是我們長期在失望當中看到的一點希望,我自己感到這個民運隊伍越來越弱,越來越縮小,被中共逐漸瓦解,我知道海外一些民運頭頭越來越多人回去做生意,叫中國政府給你抓一些錢,他就完全可以背離以前的一些理念,所以感到我們似乎越來越孤單,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朋友越來越多,像是法輪功在中共鎮壓下沒有屈服,我覺得很值得敬佩,特別是他們的奉獻精神,我覺得中國民主運動缺少一個奉獻精神,而且要講這個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並不健全,參加民主運動就想去找錢,用這個找錢來是為了,你不是獻身民運,好像是為了,搞民運是為了去要錢,維持自己生活,當然能夠共事融合,能夠有利民主運動又能夠維持自己生活,維持自己生存,我想法輪功就是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奉獻來支持對抗中國暴力,所以我覺得從道德層次上,我覺得法輪功的道德層次是相當高的,也就是真善忍這種精神,我想這種道德品質的人如果能夠擴大的話,對改造中國整個的道德沉淪,我想是會有好處的,但是我也接觸好多民運朋友,法輪功真善忍這個忍字他們不太能接受,他們覺得共產黨就迫害我們迫害這樣長時間了,你怎麼還有忍啊,能夠反抗,能夠把他們打倒就打倒,甚至於要用暴力的時候,非必要的時候也應該用暴力。當然我也理解法輪功不能夠主張用暴力,是吧?

記者:那最後談一下您最新出版的那個《告別江澤民》,那還有談談您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凌峰:因為十六大本來講這個中共權力轉移,那江澤民無論怎麼樣權力就應該轉移給新的領導人,但是我們事先也知道江澤民一直是不肯把政權交出來,那怎麼不肯法,這裡面都可以注意,很多講話,開始他連總書記國家主席都不肯交,後來講他是願意全部交出來,但是要成立一個什麼國家安全會議,他擔任主席,凌駕在國家主席跟總書記、軍委主席之上,當然也有講話就是他保留軍委主席其他都可以不要,那最後是這個保留軍委主席職務,但是不管是保留軍委主席職務,另外就是黨章上面還要說明什麼三個代表,讓他好像做一個精神領袖,永遠保持在中共黨章裡面,此外據說在一中全會上又通過決議,說他必須重大事件都必須由他拍板,那不等於胡錦濤溫家寶都是傀儡嗎,只是表面上掛一個總書記牌子,實際上總書記還是他,所以…本身就是說你不應該再留戀權力了,鄧小平致力於改革開放裡面有一個他要廢除終身制,當然他自己最後做得不是很好,但至少把中國的歷史推進一步,但是江澤民到現在為止只想恢復終身制,所以我想…本身就是這裡面都對他的批判,他應該早日下台。另外一個想法就是,雖然你江澤民一直留戀權力,你保留軍委主席職務,重大事情拍板,但是我也覺得歷史是向前走的,你這種搞的很多花樣,我自己來看就是一種垂死掙扎,他再留戀權力我想也沒有幾年,遲早也要被歷史淘汰,而且,你這樣子作法你淘汰的更加難看。

記者:那您簡要地介紹您那本書。

凌峰:我這本書主要分三個部分,最主要前面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江澤民和十六大,主要是根據十六大權力交接的情況,以及十六大以後中國出現新領導人,他做得這些事情跟江澤民有些什麼區別,這個是評論文章比較多,第二部分就戲子春秋,戲子春秋本來是我整本書的名字,江澤民的外號叫戲子是不是,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札文,可是我想用戲子春秋這個名字可能一個人家不太接受,一位戲子春秋到底什麼玩意兒,不太清楚在講江澤民,兒子可能就是說太遊戲化了一些,而且我這個書本身出來,我總希望中國老百姓也能夠買,也能夠看,如果寫的太那個,可能他們本身,他們長期受江澤民的蒙蔽,他們可能一看到這名字就反感,覺得我不夠尊重江澤民,所以我想這個名字取重視一點,這樣子我希望中國大陸民眾可以多看一些,能接受我這個觀念,所以這個戲子春秋擺在中間,當然這裡面也有一些評論文章,更多的是我的小札文,這裡面大概一共有九十幾篇,等於是我十五大以後長期追蹤江澤民他在各方面領域的表現,我隨時給他寫的評論都在裡面。最後一部份就幾篇很短的,一個是我用別的筆名寫的等於是寫了一些小品文,比較是想像力很豐富,是有若干的政治情節,但是這個場景都是假的,有的是我訪問他的啦,或一些我的什麼信件啦,那都是挖苦的比較多,根據他一些特點我來挖苦他,塑造江澤民是一個什麼形象。都是我大概97年十五大以後,到十六大以後到今年大概1月、2月寫的一些文章把他收集起來,從整篇文章來講貫徹了批判江澤民的精神,因為開始我對江澤民也是對他抱著一定的期望,希望他上台以後能夠平反六四,能夠對中國政治上的改革將鄧小平沒有做到的他能夠做到,但事實上後來,經過十五大以後對他已經相當失望,我後面基本上就是對他採取這種批判態度。

記者:那您會很關心是因為關心中國才會注意這些中共領導人的事情是因為這個原因?

凌峰:因為我以前,我91年就毛澤東100周年生日的時候,我出了一本…那是把以前我寫的對毛的那種札文,那確實是札文,在香港出的,因為香港人比較喜歡看那種小札文,不想花多時間看那種長篇大論,所以我寫…那裡面都是對毛也是極盡挖苦之能事,我想我生前給他控制,他死了以後我有言論自由了,我也應該可以寫寫他了。那麼到94年我出版了一個…,因為那時候鄧小平已經差不多了,可以給他蓋棺論定了,也是一個札文集。江澤民是第三代領導人,而且統治時間蠻長的,13年嘛,所以我覺得我也應該給他寫一本,這樣子我想中共從建黨到現在這幾個領導人的表現,我都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我相信我這套看法將來會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記者:那麼您可以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為什麼您會,從您自己生平的經歷…。

凌峰:我大概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在印尼,當時中共地下組織在印尼就有些影響,他們就借給我看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那時候第一次知道有毛澤東這個人,而且知道他是一個,那時候就是窮人黨的領袖,是為人民服務的,那時候開始對他崇拜,也不是崇拜啦,就覺得他是好人,那時候覺得就是一個好人一個壞人,然後到47年、48年以後,中國講的是解放戰爭,就國共內戰,解放軍就取得勝利,所以毛澤東在我的形象裡非常高大,覺得他真有本事,把國民黨推翻,每一場戰爭都是勝利,沒有一場是失敗的,所以就是蠻崇拜。然後就是韓戰,就是美國要打到中國結果給中國打回去,又是中國勝利,所以後來我回到中國去學中共黨史,看那那個文件當然是寫毛澤東如何英明偉大,連陳獨秀都不行,就是毛,樣樣正確,以前正確,現在正確,未來也正確,所以當時也成了我的偶像,但是後來經過文革各方面這個東西我對他就開始逐漸比較多的懷疑,但是我最大的懷疑就是到底他是一個,我也思想鬥爭,是偉大領袖,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完全大公無私,兒子都到朝鮮戰場犧牲,他自己就是非常艱苦樸素,是不是這樣的偉大領袖?還是跟封建帝王一樣抓權力,像朝代輪替一樣的。但結果經過文革我看到他也是一個權謀家,實際上就是為了自己權力,什麼事都做得出,這一次我對他的希望就幻滅,但是對共產黨還不是這樣幻滅,所以我講了希望周恩來可以上去,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所以開始對鄧小平也抱著希望,但結果看到鄧小平把魏京生抓起來,我覺得怎麼共產黨老是抓人的,所以那時候開始對共產黨基本上一直抱批判態度,但是抱批判態度同時我總是希望他們能夠出幾個好人,讓中國能夠進步的更快,不要老是我們等毛澤東等到他死了中國能不能改革,我等鄧小平等到他死了能不能改革,江澤民要等到他死,每次都要等一個領導人死了,我說中國人民太痛苦了,所以我就寫文章,我盡量把他們的錯誤批判,最好希望老百姓能夠知道這些人不是我們想像的什麼好人,我把他們,你不能推翻也好強迫他們改革也好,讓中國老百姓能夠盡早的脫離苦難,不能讓中國墮落下去,即使發展經濟國也落在他們手裡而不是勞動人民手裡,所以我一直關注中國的事情,也希望能夠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當中、改革過程中能夠盡我的一份力量,但這個力量是非常的渺小,看來我是覺得共產黨太強大了,中國這個社會,以前…不是講超穩定結構,確實是超穩定結構,若不是很大的力量去衝擊,是不容易動搖他的統治,文化大革命因為做得太壞了,所以後來改革開放,76年那個天安門事件衝擊了他一下,這次SARS事件能夠衝擊到多大實在還不知道,我希望也有個比較大的衝擊,能夠讓中共從這裡面成一個改革的奇蹟,我也抱著這個善良願望,但是我又不抱太大的希望,免得將來帶來太大的失望。

(大紀元)

(http://www.xinguangming.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