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芝
【光明網12月11日】
淒苦的成長歲月
我家在哈爾濱市，我15歲的時候正處在文革――那個令無數人瘋狂的年代。那時我的父親身陷牢獄，罪名是反革命。母親一人拉扯大大小小8個孩子過活。家裡沒有生活來源，每天還要給父親送牢飯。母親因為父親的遭遇連氣帶病躺在床上，家裡就靠我兩個16歲的哥哥在松花江邊給人刷洗一種叫水龍布的粗布掙錢養活全家，15歲的我就負責全家的飯食。
每到送牢飯的時候，負責做飯的我總會竭力把全家人嘴邊那點可憐的吃食刮出一點最好的，給父親送去。一看到鐵窗裡父親黑瘦的臉龐和慈愛的眼神，那麼剛強，再苦的日子都有了歡樂。
76年打倒四人幫後，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我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就在這年考上了大學，一個貧苦的家庭一瞬間出了三個大學生，在當時著實引起了轟動。哥哥走後，家庭的重擔就全落到了我身上。那時父母的身體都不好，弟妹又都小，好心的朋友介紹給我一個纏毛巾穗的活兒。好在上天給了我一雙巧手，靠著手快，每月能賺到兩三百元錢，全家的口糧和哥哥妹妹的學費就在我日復一日的勞動中得到瞭解決。
發達的中年
79年我迎來了生命中的幸運年，當時我所在的一家電子公司願意化錢送我去讀大學，也就在那時我認識了我的丈夫，並嫁給了這個可以依靠的善良的年輕人。
畢業後我一直在這家工廠做技術工程師。89年公司因經營不善倒閉，我就靠著過去積纍的經驗和資金與丈夫辦起了自己的電腦公司，同時經營各種辦公用品。那時電腦在中國還不普及，我算早期掘到了第一桶金的人。從89年到99年，電腦公司番著番地賺錢。我終於從苦日子裡熬了出來，有了自己的地產，出入有車，有興旺的事業和幸福的婚姻，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那時我真的覺得上天沒有虧待我，我過去所受的苦都得到了償報。
我的全家也都在這短短的10年間擁有了所能期望的一切。父親早在79年就有了自己的手工業廠，並成了中國早期的百萬富翁之一。兩個在松花江邊刷洗粗布的哥哥如今一個在美國費城，一個在中東，母親跟著兩個妹妹在阿拉伯迪拜，我們每個兄弟姐妹各自都有自己的實業。
修煉法輪功
因為商業的關係，我在1998年認識了一個客戶，這位客戶熱心地送給我一本書《中國法輪功》，當拿起這本書時，我並沒有意識到，我的生命會因這一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之前我有一個奇怪的毛病，就是會不時地被一種癥狀鉗制著走不動路。有時去見客戶，走到半路突然一步也動不了，擡擡腿都不行，只能坐在地上休息，十幾分鍾後恢復過來再走。中西醫看了許多，都不知道什麼原因。修煉法輪功3個月後，這個病癥就好了。
但我修煉法輪功還並不全因為這個功法給我治了病。從淒苦的童年到發達的中年，我經歷了太多的人世炎涼和苦楚，靜下來的時候，撇開我所擁有的：丈夫、孩子與事業，望向內心深處，我總是看到一個疲憊的自己。
當我翻開法輪功的書，書的開篇就明白告訴我，法輪大法是佛法修煉，修煉人必須遵循『真善忍』磨礪心性，達到往更高境界的昇華。我驚喜於這個『真善忍』的境界。雖然不是信佛的人，但我知道在中國的歷史上早已有修煉文化的存在，換句話說，我並不認為修煉是迷信。能夠遇到一個真正的佛家功法，我從內心深處感到幸運。
從此我就經常和煉功點上認識的朋友們一起學法煉功，佛法修煉開始給我洗去塵世的鉛華，我的身心逐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與和諧，那時，我感到疲憊的生命越來越變得愉悅和坦然。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在法輪功傳遍中國大江南北，老百姓正在人傳人，心傳心的時候，那個坐在中南海最高位置的人會憑著自己的權柄和意願，醞釀起一場鋪天蓋地的打壓運動。1999年7月20日，對法輪功的鎮壓開始了，那時國家體育總局統計的法輪功群眾人數已有七千萬。轉瞬之間，這七千萬老百姓，包括我在內，成了『人民的敵人』和『邪教的追隨者』。
從那時起，我走入了驚濤駭浪的人生河床，童年的苦難在這個巨浪面前，只成了一朵略帶澀味的小小浪花。
堅韌的『囚徒』
隨著鎮壓的深入，謠言開始滿天飛舞。為了達到鎮壓目的，自焚、自殺、殺人，一樁樁血案開始栽贓到法輪功頭上，聳人聽聞的妖魔化宣傳滲透了國內的每一個角落。法輪功群眾在整部國家機器的宣傳攻勢下百口莫辯，他們被歧視、被抓、被打、被關。
這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打懵了我和我的功友們，稍微清醒後，我們開始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上訪申冤。然而信訪處很快成了專抓申冤的法輪功群眾的地方。
因為在打壓面前不願違心『決裂』，我曾兩次被抓，經歷了辱罵、毒打和關押。面對當權者的造謠，我選擇了直面和揭露迫害。2000年10月，我和熟悉的幾個學員一起準備了10萬多張關於法輪功的真相傳單，在幾日之內向全省發出。傳單在眾多身陷冤屈的法輪功群眾手中迅速傳開並撒向社會各個人群和角落，在老百姓中引起了轟動，驚動了負責鎮壓法輪功的最高領導人羅幹。省公安廳將此事定為11.01大案，我因此被公安上網通緝，照片、名字被貼在街道的電線杆上，懸賞5萬。後來我在2001年7月16日去銀行取錢時被銀行舉報並遭到逮捕。
當我第三次身陷牢獄，恍惚間我環顧命運，少年時代所經歷的文革如同幻夢，倏忽間又撲到面前。轉眼一看，我已是46歲，父親早年的命運又無情地回落到我的身上。
2001年11月我從哈市第二看守所轉到哈爾濱萬家勞教所，在這裡法輪功學員被毒打、電擊、上繩、吊銬、脫光衣服坐鐵椅、長時間不許睡覺。在極限的承受下我和一些學員開始集體絕食抗議。絕食的頭九天，沒有人管。白天因為有人聲，暈眩中還能感到人的活氣，夜晚到來的時候，是最難捱的，牢房裡除了刑事犯偶爾的磨牙和呼嚕聲，就只有我因為飢渴無法睡去的意識。到了第7、8、9天的時候，渾身象火燒一樣，在焦渴和虛脫中無法動彈。我默默地一分一秒地熬著，每一個長夜都仿佛沒有盡頭，又仿佛下一秒鍾就會結束，永遠結束……
九天後，他們開始給我灌食。第一次被灌之前，我看見一個姓尚的女學員，被他們抓住頭髮往牆上撞，往地上撞，撞迷糊後，在沒有任何知覺的情況下，強行地插進鼻管灌食。插管時沒有任何消毒，就在洗手盆裡涮涮，然後通過鼻腔插入胃裡，往裡打玉米麵加涼水。
灌完這位功友後兩個獄醫轉頭看著我，手裡拿著鉗子和器具，說，『你也看到了，你知道你將受到什麼待遇。』此後，我在監獄中的每天都在遭受這種『待遇』。每一位法輪功學員在灌食前都會被毒打到不能動彈，然後綁住手腳插管，因為要防止我們在極度痛苦下拔管反抗。
一天我在女病房裡聽到一個男人悶在臂彎裡的變調而絕望的哭聲，原來一位叫丁燕紅的功友的丈夫求盡了人情進來探望我，他們就當著這個男人的面給他妻子灌食，這個男人在痛苦掙扎的妻子面前抱頭痛哭。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沒有怨恨，可是聽到這個男人的哭聲，我禁不住淚流滿面。
有時我感到再也支橕不下去了，同室的犯人睡著的時候，好幾次我一個人坐起，象石像一樣呆默著，我淚流滿面向上蒼詢問：『我還會活著出去嗎？』眼前除了黑暗，還是茫無盡頭的黑暗。其實我知道只要說一句違心的假話，只要照他們的意思寫個決裂書，然後去反戈一擊，去批判法輪功，我就能得到解脫。可是我從沒想過選擇這條路！
我不只是因為在法輪功中得到身心的健康而感恩圖報。對於一個遵循『真善忍』的佛家功法，它除了予人健康的身心，也讓千千萬萬的修煉人體會到『真善忍』的崇高和可貴。『真善忍』是人性的根本，超越人世利欲和炎涼。『善』者不比強者，可是善的力量可以穿越一切有形，直接打到人心最深處。『忍』不比暴惡，可是忍的力量包容萬物，化解一切暴力和攻擊。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說，真正的自由不是從外界，而是從『真善忍』的境界中獲得，從內心獲得。我們只要求一個公開的，堂堂正正的練習法輪功的權利。
在今天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中，我看到有這麼多平凡的老百姓站出來，直面暴力打殺。面對強權，選擇和平以對的同時，他們也選擇了不服從。如果信奉『真善忍』都有罪，人類還能剩下什麼？善惡難道不在人心，是靠強權來定性的麼？面對誹謗和迫害，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都在以和平堅忍的態度申訴著，堅持著。而我作為這千萬人中之一員，雖然身陷牢獄，但我知道千百萬善良的人們都與我同在。文革的苦難早已練就了我的韌性，面對眼前又一輪文革式的運動，在生命和良心面前，如果必須選擇，我選擇以生命冒險。
地獄般的治療
因為監獄的潮濕和骯髒，許多法輪功學員的身上染上了嚴重的膿包疥，渾身是膿包和血漿，嚴重的有桃子那麼大，白天疼痛難忍，淌膿淌水，晚上奇癢無比，整晚不能入睡。
記得曾有一個新來的獄醫，是個大學生，他在給一個學員治療的時候，按照醫療程序她一個一個地挑洗膿瘡。萬家醫院的宋院長看到了，走過來推開他，拉過這位學員，拿起一把鋼匙就往膿包裡刮……
每個生了膿包疥的法輪功學員都會被他們一個一個地強拖到一個封閉的小房間，按在地上，叫刑事犯用尖利的鋼刮刀、刮匙在全身挖膿包。刮匙在血肉中攪來攪去，被按在地上的人痛苦地慘叫著、哆嗦著，呻吟著，淚流滿面。刮完後又迫使這些血糊糊的人靠牆站著，用涼水沖刷。水管沖出的不是自來水，而是不知哪裡引來的污濁的鏽水。哈爾濱的冬天零下35、6度，黑污冰涼的鏽水和著膿、血，在不成人形的身體上流下……
總是有不同的學員從外面被轉進來，勞教所惡劣污穢的環境使許多學員都染上了這種可怕的皮膚病。這種生不如死的『醫療』每隔幾天就重複一次，除此之外，還要承受每天的插鼻管灌食和管教人員的毒打。
對於整天生活在極度恐怖中的人來說，死亡也許反而是解脫。在一次管教集體毒打絕食學員後，2002年1月18日，有五位學員決定用生命來反抗虐待，為他人開創生存環境。她們的名字我至今記得：趙熙如、何苗、呂會文、孫麗芝、孫艷芳。她們寫好遺書後，用剩餘的錢買了一盤監獄裡金貴的餃子，我們被關在一起的十幾個功友圍在一起，幾位學員和淚唱起一首離別的歌，大家邊吃邊哭……決意死去的五位學員格外地高興。儘管旁邊的學員哭著勸她們，但看著她們發自內心的微笑和這裡生不如死的生活，大家知道勸不回來了。晚飯後乘著夜色，她們把床單一條一條撕成了布繩……
所幸的是深夜吊掛的時候，被碰巧起來方便的班長王曉紅髮現，救下了這五位姐妹。這件事驚動了省公安廳、省勞教局，但卻沒聽說肆意逞凶打人的警察受到處分。萬家勞教所的所長史英白曾說：『為了對付你們我們已經使絕了招數了』。萬家的管教人員敢於如此，除了所長的唆使和縱容，也是因為有江氏集團層層包庇纔有恃無恐啊。直到今天這五位女學員仍被關在勞教所裡，生死不知。
釋放
監獄裡的時間漫長得沒有盡頭。哈爾濱的冬天寒冷得沒有活氣，女牢窄小的玻璃窗上都是冰塊，沒有一絲陽光。如果突然有一個刑事犯的家人來看望，只要門哐鐺響一下，大家都會非常高興。因為法輪功學員也都有家，有丈夫兒女。可是我們的家屬不許進來看望，除非絕食有了生命危險。我的丈夫和孩子哭著求了他們好幾次，也沒有用。
在萬家醫院絕食躺在床上的時候，通過靠街的窗口，我經常能看到我的親人在門口站著，低聲下氣地求他們。
一次我的兩個小妹從國外回來看我，在門口哭求，一直哭，一直不肯走。也許是天可憐見，突然天上下起了雨，她倆就穿著雨衣遮著臉混過了門衛，拿著許多東西，望裡疾步沖進來了。當時我絕食已經50多天了，看到後也不知哪來的力氣，我就從床上爬了出去，拼命抓著走廊上的護欄，我看著痛愛的兩個小妹，對她們說，『你們不要再給我東西了，我已經不吃任何東西了。』小妹看著我皮包骨頭的樣子，在走廊外面痛哭，我也在裡面哭，我說：『你們要幫我通過國際機構把我的事情曝光！』
面對無止境的迫害，我再一次選擇了揭露這惡行。我要申冤，直到生命最後一刻……2002年3月9日我開始堅持用餐巾紙寫信給萬家勞教所、市司法局、省公廳、市公安局等執法部門。用卷紙寫的信每封1.5米長，寫的時候幾次險被管教人員搜走。寫完第二天正巧司法局來人檢查工作，進到我的病房我就直接交給了她們……
信很快傳到各部門，最後誰也不敢每天給我灌食，怕我死在監獄裡。儘管叫囂迫害得很凶，但執行迫害的人也知道他們關押的是無辜的老百姓，他們也怕法輪功哪一天平反自己要遭報。護士們一起到院長那裡抱怨，他們也害怕法輪功學員意外死亡。
因為長期灌食插鼻管，使我的眼睛裡和鼻腔長期淤血、流膿，鼻腔已經全部堵死，眼睛也接近失明瞭。最後他們看我不行了，就說，你喝兩天白糖水吧，喝兩天恢復恢復就放你。我當時已經被折磨得沒有活的欲望了，我說，『放不放我你們看著辦吧。』我把兩個眼睛一按，手裡全是膿和血，他們嚇壞了，一言不發，扭頭就走了。
20多天以後我被釋放了，僅僅九個月的牢獄生活，我如同從地獄裡闖了出來。坐車回家時，雖然眼睛已經看不清東西，我還是扒著小車的玻璃窗使勁地看啊，人啊、路啊、街上走的狗啊、電線杆子啊，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開車的人說你都這樣了還亂動啊，趕快靠著休息休息吧，可我忍不住啊，我要看呀，我自由了！
登上加拿大的國土
五月獲釋出獄後，我在重新煉功後身體迅速恢復，眼睛也基本好轉復明。六月我在家人的幫助下到阿聯酋探親。可是又因在那裡的機場向當地中國人揭露法輪功的真相被中國使館的人盯上，當地警方在使館的授意下拘捕了我。使館的人告訴警方說我是危險的罪犯，並同阿聯酋官方商定要遣返我回中國。所幸命運這次眷顧了我，在加拿大法輪功學員的努力和加拿大政府的營救之下，我於11月上旬來到了加拿大。
過去三年所經歷的，如同一場噩夢，我今天終於從噩夢中醒來。然而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上，還在上演著成千上萬個血腥的噩夢。
因此在眼前這片自由的熱土上，我把我的經歷公諸於眾，不為自己，只為了國內那千千萬萬仍在慘遭荼毒的法輪功修煉者。
除了如實敘述自己所親身經歷的，我不想再說什麼。世事如戲，悲歡生死之後，是非善惡還有觀者評說。只勸那曾折磨過和正在折磨無辜之人的人哪，權力之外莫忘了公義，是非善惡自有人心為秤。(http://www.xinguangming.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