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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關注中共藥物摧殘法輪功學員(圖)
聯合國關注中共藥物摧殘法輪功學員(圖)



自二零零一年以來,“法輪功人權”已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多國政府提交了一萬多份法輪功學員受中共迫害案例。其中不少案例被收錄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年度報告中,而這些報告均通告各國政府,中共的迫害在全球範圍內曝光、並在各國記錄在案。根據英國電訊報(Telegraph)報導,據聯合國二零零七年對中共的酷刑調查報告顯示,在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收到的各類酷刑案件中,有三分之二是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案例。

在所有提交的迫害案例中,有幾類性質特別惡劣的迫害尤其引起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官員和國際社會的關注。比如,針對“法輪功人權”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對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聯合國宗教信仰自由特派專員阿斯瑪•加哈吉爾(Asma Jahangir)、聯合國酷刑問題特派專員曼弗瑞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與聯合國人口販賣問題特派專員西葛瑪•胡黛(Sigma Huda)在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首次就此問題與中共政權交涉;阿斯瑪與諾瓦克兩位特派專員又於二零零八年再次要求中共政權就活體摘取器官指控做出全面的解釋。又如,就“法輪功人權”所提交的針對中共對法輪功女學員所進行的凌虐,聯合國“暴力侵害婦女問題”等特派專員先後就數十名具體的女法輪功學員被迫害案例向中共提出質詢,其中聯合國“宗教信仰自由”特派專員與“酷刑問題”特派專員、“針對婦女暴力”特派專員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河北法輪功女學員劉季芝、韓玉芝被強姦案所作的聯合緊急質詢,迫使中共不得不在國際上承認強姦事實。

圖:真善忍美展作品《光明與黑暗》。在中共的勞教所裏,警察給法輪功學員注射破壞中樞神經的毒針。


還有一類迫害同樣令人髮指,那就是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強制關押精神病院,對其施加電刑等各種摧殘手段,並對其強行注射或餵食不明藥物或其它毒害流體(如大量灌食烈性酒甚至糞便等),以摧毀其中樞神經系統或身體其它系統,引起其劇痛、痙攣、嘔吐、思維混亂及強烈的羞辱感,從而達到逼供、逼“悔過”的目的。大量法輪功學員在此種形式的迫害中致殘、致瘋、致死。有的已經奄奄一息的學員被送回了家,但也因為不明藥物的摧殘而失憶、失語,有的變成了植物人,有的很快死去,這直接給取證工作帶來了難度,這也是中共極度殘忍狡詐之處。此類迫害案例正在引起聯合國人權機構和很多國際組織的重視。

一、迫害案例觸目驚心

二零零二年三月,“法輪功人權”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前身)第五十六屆年會提交了“法輪功人權報告”,其中簡要講述了法輪大法的和平理性修煉以及四•二五真相,並重點揭露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各種駭人聽聞的折磨和迫害手段。其中,“被施以致命藥物或有害物質致死”和“精神病院裏的折磨”部份收錄了大量殘酷迫害案例,現簡舉幾例:

莫水金被610辦公室強迫安樂死。莫水金,女,64歲,四川省重慶市重慶長安汽車公司退休幹部。2001年5月,莫水金因為身為法輪功學員而遭逮捕,被判處在重慶市女子勞教所服刑兩年。在勞教所待了50天後,她開始出現咳血的現象。為了進一步凌虐她,所方用膠帶封住她的嘴巴,並將她關在“小號”裏。經過幾個月的折磨,莫水金已屆垂死邊緣。當地的610辦公室將她轉往長安醫院。還安排女公安裝扮成醫護人員,在2001年10月30日晚上,給莫水金施打安樂死藥劑。她死於這致命的一針。

李守強在昌平拘留所中毒身亡。李守強,男,37歲,北京朝陽區北京汽車裝配廠員工。2000年3月8日,李守強因向政府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而遭逮捕,被送往昌平看守所,飽受酷刑。所方在他的飲水中加入了大量藥劑,使他的中樞神經系統嚴重受損。2000年3月18日傍晚,潘家園派出所打電話通知他的家屬前來將他帶回。李先生的母親與兄長抵達看守所時見到他被關在鐵籠裏,在回家的路上,李守強已口齒不清。他斷斷續續地告訴家人,警方一直強迫他喝下摻有藥物的飲料,不准他吐掉,也不讓他喝水,還說這藥物在兩天後就會要了他的命。返回家後,李守強整個人目光呆滯,思維混亂。他的頸部後方、下背部、及大腿兩側皆是傷口。2000年3月20日早上,正如警方所言,李守強毒發身亡。

王旭志被迫吃下排泄物致死。王旭志,男,30歲,四川省成都市自來水公司車隊司機。 1999年12月初,王旭志先生被捕送到成都的九如村拘留所。2000年1月中旬,他被秘密判處1年6個月的徒刑,在資陽大堰勞教所服勞役。在被拘禁的期間,獄警用槍托猛擊他的頭部,還不斷地用「警繩」對付他。一度,有200多名罪犯輪流圍毆王先生一整天,王旭志因而絕食了150多天以抗議他的非法羈押。這段期間,他甚至被迫吃下屎和尿,由於長期絕食的副作用及勞教所裏慘無人道的凌虐,王先生的身體急驟衰弱,已到瀕死邊緣。為了推卸責任,所方將他釋放,但是王旭志從未康復。數天後,在2000年8月5日的傍晚時分,他就撒手人寰了。

小學副校長陸紅楓因精神藥劑過量致死。陸紅楓,女,37歲,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第一小學副校長。地點: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靈武精神病院。2000年3 月,靈武市教育局因為陸紅楓女士簽署請願信,要求政府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行動而將她停職。2000年6月7日,她的丈夫及當局將她帶至精神病院。在醫院裏她被綁在床上,被施打大量藥劑。為了要使她放棄法輪功,她被注射八倍於正常劑量的藥物。她在醫院裏經過五天的折磨後,因為藥物破壞她的中樞神經系統而變得十分虛弱。2000年7月她被遣送回家,但她丈夫持續為她注射大量藥劑,導致她中樞神經系統再受重創。2000年9月6日,她因為被濫施精神藥物致死。

蘇剛因神經毒性藥劑過量死於精神病院中。蘇剛:男,32歲,山東省淄博市齊魯石化公司烯烴廠儀表車間計算機工程師;蘇先生擁有山東大學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地點: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精神病院。蘇剛先生於2000年因修煉法輪功,遭他公司的公安逮捕過三次。為了讓蘇先生放棄修煉法輪功,縱使他是個健康的年輕人,蘇先生公司的高層於2000年3月23日將他送至昌樂精神病院。他被羈押於精神病院裏遭受虐待直到2000年5月31日止。在醫院裏,他被強迫灌食過量的藥劑,導致他神經系統受損。蘇先生在精神病院裏遭受九天的折磨後返家,卻已完全變了個人。他的眼神呆滯,面色蒼白無表情,反應十分遲鈍,且四肢僵硬。蘇先生雖有家人照料,他的狀況依然持續惡化,終於在2000年6月10日早晨死亡。

哺乳的母親在精神病院被酷刑逼瘋。顧朋:女,27 歲,河北省保定市人,是保定市香煙工廠的幼兒園老師。地點:河北省保定市一家精神病院。2001年1月,小孩還在襁褓中的顧朋女士,連同其丈夫和六個月大的小孩,因為前往中央政府請願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而遭逮捕。他們從北京被押送回保定市後,她丈夫被羈押在保定看守所。顧女士要求釋放她丈夫,卻被當地的 610辦公室囚禁於一所精神病院裏。每天她都被迫服藥,接受藥劑注射。這名原先好端端的母親被藥物折磨到心智衰弱。現在,顧女士由於藥物折磨而變得精神恍惚,不停地踱著步。她的嬰孩則因為母親未審便被拘押在精神病院裏受盡折磨,而喪失了重要的養分與母愛滋潤。

在“法輪功人權”長期以來提交的迫害案例中,這種暴力灌食不明藥物的摧殘還有大量例證,因為其性質極為惡劣,對此“法輪功人權”也是尤其關注的。二零零八年三月,“法輪功人權”再次向聯合國與各國政府遞交了一份此類迫害的報告,披露了青海省、湖北省和山東省等地共十二名法輪功學員在被非法關押期間因被注射不明藥物而致死致殘的案例。詳見明慧網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五日報導。

二、聯合國回應

中共使用精神藥物摧殘法輪功學員的暴行引起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至二十一日於日內瓦召開的第四十一屆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年會上,中共的藥物摧殘問題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迫害??強制精神病院關押的迫害,被重點提及並專門討論。在事後發表的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年度報告上,對此有專門的抨擊:

“關於強制治療??我們注意到中國刑法第18條規定: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果犯罪可不必承擔刑事責任,但必須接受強制性的精神治療;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注意到:本條款被錯誤的應用到非精神病患者身上,他們因為某些非醫療的原因而被羈押到精神病院中。比如本委員會所列舉的胡靜案例即屬此類,而中共當局並未就此給出滿意答覆(註﹕所謂“胡靜案例”,繫一個“法輪功人權”提交聯合國的法輪功學員受精神病院迫害的案例)。”“中共方面需採取行動,確保無人出於非醫療的原因而被強制性關押至精神病院。如果出於醫療原因確需進行精神病院治療,必須確保此決定係由獨立的精神科專家作出,並且可以就此上訴。”“關於執法及醫療人員的培訓??中共代表團稱:已對執法人員、法官與基層官員作出人權培訓,以確保他們在上崗、提升與被任命過程中不會出現對涉案人員的虐待現象,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但是,該代表團並未就這些培訓是否有效作出判斷。本委員會對於中共執法官員的人權培訓之嚴重不足深表遺憾。本委員會也注意到:對羈押機構的醫療人員所進行的診斷虐傷的培訓也嚴重不足,我們對此深表擔憂。”“中共應進一步努力、包括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來確保各級執法官員絕對杜絕虐待現象。”“中共應就醫療人員診斷虐傷的能力確保足夠的培訓,培訓中需結合‘1999年伊斯坦布爾草案’(‘對虐待及其它殘酷、非人及羞辱性對待與懲罰的有效調查與歸檔手冊’)的內容。”“並且,中共需確定行之有效的方法,對杜絕虐待培訓進行有效性與影響力評估。”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第四十一屆年會中對這一問題的審議,如同對中共其它嚴重侵犯人權問題的審議一樣,引起了極為廣泛的國際關注。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中央社等國際主流新聞社,以及紐約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美國之音、新西蘭電視一台、加拿大新聞、德國之聲等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主流媒體,都在第一時間作出報導。而總結該屆反酷刑大會議題的年度報告,也遍發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成員國。

該屆年會期間,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國際媒體還對作為非政府組織與會代表的“法輪功人權”做過專訪。“法輪功人權”再次對中共施加於法輪功學員的包括藥物摧殘與精神病院虐待等各種迫害手段做了重點揭露。

從後續聯合國的動作來看,他們對該問題的關注是持續性的。比如,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提交給本年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年會的報告中指出, “很多情況下,這種關押與強制治療是不經過法律審核的。比如,當本特派專員(指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主席、聯合國特派專員諾瓦克教授)訪華時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們經常採用‘強制藥物治療’手段”。即便是中共對涉毒人員隨意使用藥物的行為,都引起聯合國的關注並發出規範化的呼籲,更何況中共那種對健康祥善的法輪功學員所進行的藥物摧殘呢!

三、迫害不止,揭露不停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第四十一屆年會剛結束不久,“法輪功人權”又向該委員會遞交一份重量級的報告——“精神科藥物摧殘及精神病院迫害案例報告”(2009年3月)。報告進一步列舉了大量實際迫害案例。現簡要列舉幾例:

重慶趙家芳被迫害失明後再被注射不明藥物致死。重慶市綦江縣大法弟子趙家芳二零零一年八月被綦江縣公安局一科、松礦派出所何信強等從家中綁架,以所謂“破壞法律實施罪”判八年六個月,送永川勞改農場非法勞教。趙家芳被長期迫害致雙目失明,三次暈倒,在治療過程中,醫院方面受惡黨人員的指使給她注射了不明藥物,導致她嚴重呼吸困難,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點四十分,含冤離世。

山東趙培傑被迫害致瘋,含冤離世。山東省榮成市大曈鎮小泥溝村法輪功學員趙培傑(又名趙強),一九九七年修煉法輪功。二零零一年秋,趙培傑到同修家時被非法抓捕,又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趙培傑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時間長達近兩年,並被迫吃一些破壞中樞神經藥物,致使一個本來健康活潑的青年,被迫害成一個生活不能自立、精神失常的廢人。趙培傑的親母已故,其父與繼母由於受邪黨謊言宣傳的毒害,不但不幫助照顧醫治,反而將其逐出家門。趙培傑幾年漂泊流浪、無吃無住,遭受著飢寒酷暑,被人欺辱摧殘折磨,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含冤離世於荒野。

湖北赤壁市居民劉曉蓮因為修煉法輪功,於2006年被抓捕,在赤壁市蒲紡精神病醫院多次被注射毒針。二零零八年八月,全身浮腫的劉曉蓮被抬回家,於兩個月後不治身亡。被迫害致死前,老人還曾在赤壁看守所被關押期間遭受其它多種酷刑,包括“五馬分屍”。

成都法制教育中心對所關押法輪功學員全部注射不明藥物,很多人在此被迫害致殘致死。所有在“成都法制教育中心”被迫害過的法輪功學員,都被破壞中樞神經的毒藥和各種殘酷精神折磨落下嚴重的精神創傷後遺症,不管是沒妥協的、還是向惡人妥協的,被放出時全部顯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頓,目光呆滯,言行遲緩,全身生理機能失常等症狀,很久很久也恢復不了正常。其下毒分兩步做:第一步,在飯裏下毒,目的是打亂生理機能;第二步,說法輪功學員病了,他們擔不起責任,由幾個彪形男子強按捆綁住輸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受害人不久即開始頭痛、精神狂亂、莫名恐懼、肌肉和胃抽搐、嚴重幻聽幻覺,全身細胞難受。這裏至今還非法關押著許多法輪功學員。這裏已經關押過數以千計的法輪功學員,很多人被迫害致瘋致殘。比如李小文,男,67歲,四川成都雙流縣法輪功學員;2007年月11月被雙流縣惡人惡警強行綁架到“成都法制教育中心”關押迫害、生命垂危,2008年3月回家後,經常大出血,5月初因大出血昏迷不醒,家人送到川醫搶救,於六月初含冤離世。又如鄧淑芬,女,七十多歲,四川成都雙流縣大法弟子;她在這裏被非法關押40天,於2008年5月5日含冤離世。

趙壽柱被注射不明藥物致死。趙壽柱,男,37歲,遼寧新民法輪功學員。他在2008年3月31日晚發真相資料時,被新民市國保大隊不法人員綁架,被非法關押在新民市看守所,趙壽柱絕食抗議迫害。新民市公安局和市醫院勾結,對趙壽柱野蠻灌食、注射不明藥物。年僅37歲的趙壽柱出現生命危險,於4月14日被其姐姐“取保”接回,在4月20日左右含冤離世。

中共從整體上摧毀了國人的道德,有良知者被打壓或者選擇沉默,邪惡者極度囂張瘋狂漁利。而且,幾乎各社會階層、各種職業者中都有大量人群被脅迫而不得不犯罪,或者被裹挾而自願犯罪。以本文所重點揭露的中共藥物摧殘與精神病院迫害來說,大量的醫務人員參與其中,有的是被驅使,有的是自願,他們當中相當一部份是發自內心相信著中共的謊言,認為他們毒針下的法輪功學員是真的精神不正常,他們在“為黨、為國家、為民族”進行著清洗,他們覺得他們很神聖,不認為自己在犯罪。這一點與當初納粹犯罪集團何其相似。1933年1月底,在德國全部52000名獲准開業的醫生中,有2786名是民族社會主義醫生聯盟的正式成員。以後,自願用自己的“醫術”參與民族清洗的德國醫生更多,到納粹統治後期,大約有45%的德國醫生參加了納粹黨;10%左右的醫生是黨衛軍的成員;三分之二的女護士加入納粹黨或其相關組織。然而這些人的結局是甚麼呢?二戰結束後的全球審判中,有 1000多名醫生(其中350多人曾在集中營或滅絕營參與了“挑選”、死亡注射與活人試驗;600多人參與了“種族衛生”與“無痛死亡”)和2000多名護士被宣布為戰犯,其結果就是用他們自己的生命去償還罪惡。

無論是德國納粹用毒針殺害猶太人,還是日本侵略者用藥物細菌在中國人身上做人體試驗,那畢竟還是戰爭年代人處於極度瘋狂狀態下對異族做的事。然而在當今中國,在這個中共所謂“人權狀況最好”的時代,在這一現代文明的和平年代,中共用毒針、毒藥、精神病院的高牆和電棍對付自己的同族,難道不是對文明與理性、良知最大的凌虐嗎?

“法輪功人權”將繼續關注並持續揭露中共在這一方面的罪惡,正如揭露它在其它所有方面的罪惡一樣。願全世界有良知者攜起手來,在這一歷史的關鍵時刻去做我們應該做的。

(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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